摘要：1970年3月初，正在欧洲和苏联之间穿梭访问的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收到了国内传来的一纸政令：自己已不再是国家元首。

1970年3月初，正在欧洲和苏联之间穿梭访问的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收到了国内传来的一纸政令：自己已不再是国家元首。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且没有流血和枪声的政变，始作俑者朗诺曾是自己身边俯首听命的将军，突然间攫取大权，背后显然是有美国的撑腰。

而政变的可怕之处也在这里，美国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更没有出面阻止。

早年担任柬埔寨国王的西哈努克（中）

相比于悲愤、不甘和反抗等直观的情绪而言，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西哈努克最需要的是一种缓慢而彻底的“冷却”，他需要先找到一个稳定的落脚处，而后再设法与朗诺集团作斗争。

遗憾的是，号称“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对他关闭了会谈日程，只象征性的安排了几间“冰冷”的房间；法国则给他发放了短期签证，并委婉的表示不宜久留……

此时的西哈努克，应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早品尝到“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苦果”的国家元首了。或许是因为10多年前那场万隆会议上他喊出“中立”口号的缘故，在他落难之际，没有任何一方发自内心的伸手去救他。

一个昔日领导柬埔寨完成独立的青年国王，究竟该何去何从？

接下来的日子里，西哈努克身边的随行人员、侍从、顾问也都纷纷以各种理由向他辞行，自己往国内发出的数封电报也都石沉大海。

此情此景，恐怕比华夏历史上魏晋南渡、宋室南逃的境遇还要悲怆。至少，前者还有追随人员，还有肉眼可见的如画江山……

不甘心的西哈努克提笔给法国总统、给联合国秘书长、给自己昔日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写下电文或信件，在媒体上公开宣称朗诺集团的政变违宪，自己是柬埔寨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元首。

曾任柬埔寨内阁首相的朗诺

但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非公开的言论，终究如同水漂一样很快消散，留给西哈努克的似乎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怆然。

思索再三后，他怀着最后的希冀决定拨通北京方面的电话。

此时的中国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外事务收紧，内政繁多。西哈努克也曾在一瞬间有那么点迟疑，但他清晰的记得自己在万隆会议上与时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接触场景，那是他首次见到一位把平等当作本能的政治家。

二人彼此惺惺相惜，西哈努克曾不止一次地称中国为自己的“第二祖国”。因此这次向中国求助，又可以视为自己最后的“押注”。

此时，如果中国给出的也是“不便接待”之类的外交辞令，他将彻底跌入无国之地。但已无路可退的他选择相信中国。

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舱门打开的一瞬间，西哈努克清楚的看到站在红毯尽头的是周恩来，身边是李先念和各部委的高级官员，以及几十位各国驻华使节。

西哈努克泪目了，这样的安排早已超出了自己期待中的私人接待和友情安排范畴，成了一种国家态度的宣示。

这是他被赶下台后，首次被一个主权国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重新认可，这个国家并不是昔日的盟友，也不是联合国，而是当时并不被西方所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到达北京的当晚，西哈努克就住进钓鱼台七号楼的“根据地”，这里不仅仅是他的寓所，更是他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一个政权影子中枢。

在这里，他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组建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从空间到设备再到个人话语权，西哈努克都是实打实具备的。

西哈努克不是那种失意就选择隐退的人。他有情绪，有虚荣，但更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政治使命感”——即便失去了军队、土地、宫殿，他也要让别人知道：

“我还在，我的声音还在。而中国，提供了这个声音的扩音器。”

来到中国的第二年，西哈努克在中方的提前联络和安排下，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从几内亚到埃及，他走的是红毯，住的是总统官邸。在发表“柬埔寨王国代表人民继续斗争”的主题演讲时，他特意提到了对他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中国：

“我以为我不会再被世界听见，是中国让我再次说出自己的名字。”

一句话，道尽那几年“失国者”的最大痛苦——不是失去权位，而是失去认同。而中国给予他的礼遇不只是政治上的承认，更是在国家机制外为他搭了一个新的舞台。

因此，西哈努克晚年常对身边人说起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中国的客人，我是一个有工作的朋友。”

晚年的西哈努克

简单朴素，却又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中柬两国关系最真实、最真挚的写照。

在中国的那些年，西哈努克始终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象征政治的“吉祥物”，反而实打实地做了不少工作。

不可否认，他的这些努力大半是为了柬埔寨，但另一半，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又何尝是为了还中国一个“情”。这一点，从他1972年在阿尔及利亚出席会议时，直接走到台下同中立国家代表的交流便不难看出。

当别的国家还在担心美国的“脸色”时，西哈努克从不藏着掖着，直截了当的对中立国家说出“支持中国，是支持一个还在坚持道义的国家”的话语。

今天看来，或许这种做法多少伴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的场合和情境下，它就是当之无愧的一次“挺身而出”。

除此之外，西哈努克还有一种独有的感恩中国方式——“文化报答”。作为一国元首，他喜欢拍电影，写剧本、作曲，有时甚至亲自担任配音。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参与拍摄了一部有关自己在流亡期间中国人民如何接待并帮助自己“重燃声音”。尽管影片没有全球公映，只在柬埔寨国内轮播过，但影响却不可谓不广，很多柬埔寨民众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形象，就是在他这部片里。

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太感性”的话题时，西哈努克笑着回答道：

“若没有中国，我怕是连感性的资格都没了。”

“纪录片”里的西哈努克

话里话外，不光是一种感激之情，还有很强的个人认知。他清楚自己不是一个随时可被替代的筹码，更不是哪个政治大国的“宠儿”，自己失势后，世界关闭了大门，只有中国为他开了灯。

因此他要回馈，哪怕只是用自己的名誉和文字。

我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在国际政治中，在政治家们眼中，这种逻辑似乎并不常见。国家与国家间谋求的是利益，是长期盘算。可西哈努克偏偏愿意记住那些并不需要他记住的事，不只记住了，还一笔笔的写进自己能做的事情里。

他不卖惨，也不摆出谢恩的姿势，因为他知道中国没要求他报恩，但他又始终觉得，自己不能装作没事发生。

1993年，71岁的西哈努克重登国王之位。这场迟到的归国之路，距离他被迫流亡已过去了整整23年。这一时期，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重新主导着东南亚格局。

有一说一，在对待中柬关系这一点上，西哈努克没有让人失望。复位当天，他在议会演讲的最后临时追加了一段话：

“我感谢我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在我失势时未曾远离的人。”

很多柬埔寨政客们或许听不懂老国王话中所指的是谁，但中国人民却听得懂。

回到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此外，他复国后就积极与中国重新确立外交架构，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参与柬埔寨的国家重建。

这个所谓的“参与”，并不是让中国进行经济援助那么简单，而是让中国企业、专家、工程师、教师来柬扎根，覆盖从乡村电网到灌溉设施，从道路基建到文化传播各方面。西哈努克甚至在国内力推中文教育，坚持请人编写教材、开设中文课。用他的话讲：

“中国的帮助，不应只停留在物上，还要进人心。”

这就是他对“回报”理解的方式——不夸张、不喧哗，用行动说话和守护。

千禧年前后，中资企业在柬埔寨项目越来越多，也不可避免出现问题：工程延误、合同纠纷、民众抵触。对此，西哈努克并没有一推了事，反倒主动站出来做协调，有次甚至亲自写信给中国公司：

“请理解当地民众的情绪，友谊来之不易，不能毁在小误会上。”

这并非是他的天真，而是珍惜。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中国是唯一一个开门接纳的，他是在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偿还这个人情。

受邀出席中国国庆观礼的西哈努克夫妇

如果说西哈努克一生最执着的东西是什么，恐怕不是权力和声誉，而是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看来，他和中国的关系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说它是友谊，它又超出了私人范畴；说它是同盟，中国又从不要求他站队，也不逼他表态；说它只是政治安排，那又未免太冷了些，因为只有在他最失意、最边缘、最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时候，中国才伸出手。

所以他一直坚称中国对他，不是“战略接纳”，而是“真诚相待”。

西哈努克临终前，选择回到北京来养病。这并不是没有选择，也不是医疗水平的考虑，只因他认定那是他心安的地方。用他的话讲：

“我在北京能睡好觉。”

2012年10月15日凌晨，90岁高龄的西哈努克国王在北京逝世，中国派专机送老朋友的灵柩回国。当时，几位曾在当年接待过他的老外交官们眼眶湿润的表示：

“这是30年交情的终点。”

西哈努克之子西哈莫尼继位后，依旧沿着父亲留下的路前行。亲华是真亲，信任中国也是真信。他默默推着中柬合作继续往前走，让中资项目优先入驻，面对媒体质疑，他公开说：“我们信这个朋友。”

接任柬埔寨国王的西哈莫尼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柬关系，两国除了经贸往来和战略互利外，更多的是建立在某种情感厚度之上的特殊友谊。这种厚度，大致可以用西哈努克当年的一句话来概括：

“我们是一个小国。但如果没有中国，我们根本无法生存。”

是啊，这个世界上，真正把你当人、当朋友的不多，而中国却一直记得你。

来源：漫步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