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年之后，我去外地求学的途中，路过潢师的大门。那一天细雨霏霏，一个很深的院子，朦胧中也看不到尽头。再过四年，我居然分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心情倒也平静：大学毕业生统一派遣。除了高校、省直，回各地、市的不多。记得开封师院信阳籍学中文的只有三四个人，首先是满足教育学院

我在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大队学校分来一个潢师的毕业生，又会画画，又会弹琴（一种脚踏风琴），于是我便崇拜得很。那时候的潢川师范是一个响当当的牌子。

几年之后，我去外地求学的途中，路过潢师的大门。那一天细雨霏霏，一个很深的院子，朦胧中也看不到尽头。再过四年，我居然分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心情倒也平静：大学毕业生统一派遣。除了高校、省直，回各地、市的不多。记得开封师院信阳籍学中文的只有三四个人，首先是满足教育学院、信阳师范的用人需要；接着，管人事的看着我的档案说，你家离潢川近，就去潢师吧。

我报到的时候还闹了一个乌龙。我摇了半天的电话，说我去潢师，结果总机转到了红师。红师的校长亲自去车站接我，一看派遣证，原来是潢师，他于是给我叫了一辆三轮车，我便摇摇晃晃地进了潢师的大院。

首先接触的当然是领导。当时的学校领导有三个：书记、校长、副校长。他们大概都过了五十岁，德隆望尊、待人和蔼而又气宇轩昂，几十年宦海沉浮，可以说是潢师发展的红树林。其中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付兴中副校长，他主管业务，对我指教很多。记得第一次到校的时候，春节刚过，他在家里接待了我，这在今天已不多见。我那时就是个毛头小伙子，精力也好，一开始就上四个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左右开弓；麻烦当然也不少，吃饭、住房，甚至婚姻大事，样样都得领导操心。好像过了不久，因为干部队伍要“四化”，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一线老师进入到领导层；学校的机构也多了，比如教导处就改成了教务科和学生科。新上来的管理层年轻、有活力，搞了不少改革，我们的压力也随之增加；但人总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

整天在一起打交道的当然是同事。如果按照老中青三层来说，接触比较多的是两头。我刚来的时候，接的是张云鹄老师的课：他原来应该是教八个班，于是分了一半给我。张老师慈眉善目，笑呵呵的，对我既指点又鼓励。他说考虑到学生几乎都上过高中，所以语文课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汉语三类，向大专靠近；但教材又是中专的，特别是文选，古代现代都有，堆在一起，也没有专门的文学史。因为学校不大，其他科目的老教师也经常见；那时候教学楼每层都有教师休息室，课间十分钟难得一聚，所以很快就混熟了。记得数学科的徐志伦老师，带着高度的近视镜，上完课全身落了一层粉笔末儿，真有点春蚕吐丝的感觉。徐老师为人正直，对后辈关爱有加，每次见了我总是摘掉眼镜，称呼我“颖学”，亲切而慈祥，让人难以忘怀。中年老师最熟的是科组长阮成凤和从内蒙古调回来的程宝国。阮老师我们私下里叫他老阮，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分来不久他就来看我。人长得白白净净，跟我是校友，于是便有了很多的话题。老阮说话有时好脸红，脸红时笑嘻嘻的，煞是可爱。程宝国老师经历坎坷，在内蒙古林区一呆就是半辈子。他经常给我们讲内蒙的生活，讲分居的不易和调动的艰辛。但让人惊讶的是，说起这些的时候，他总是笑声连连；即使他不笑，我们也往往忍俊不禁，总之是包袱不断、趣味横生。也许他是在乐观、幽默中化解曾经的压力和辛酸？

天天在一起厮混的当然是青年老师。那时我们77级分来的有三个：辛泽华、王国平（他们后来调走了）和我，加上原来的任经寿、祝学泽、杨明和后来的张华晰、祁全山、徐遐龄，留校的刘世俊等，我们凑成一桌，每天在小食堂共同进餐，其间天南海北地侃，一顿饭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洗洗碗就去上课了。当然每顿不一定凑齐，家在附近的肯定又是一个圈子，但比较固定的有那么四五个。有时候也在宿舍里喝酒，整出的菜不一定精致，但关键是氛围是心情是状态。有时候把持不住、高声喧哗，影响了旁边邻居的休息，想想不太应该呀，但下一次不一定记得住。我们有时候也去郊外踏青，偃仰啸歌，放浪形骸，诠释着什么叫青年时代。当然，玩归玩，回到学校就要担起沉甸甸的责任；而且自认为书教得不赖，跟学生的关系那叫融洽和谐。后来不断地有青年老师分来，像后来做了校领导的杨树伟、正高级教师叶先堂、著名女诗人韩艳等，我们有年龄差，不像以前经常聚在一起，但也意气相投、经常切磋，探讨教育教学规律。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我还想提一提两个有交集的老师：一个是张华晰，一个是周百义。华晰比我晚一届，相差的时间只有半年。他挺拔修长、皮肤白皙，给人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特别让人佩服的是，他多才多艺，拉得一手好琴。有时候周末，或月出东山、树影婆娑，或雨声潺潺、灯意阑珊，一支支提琴曲从他的手指倾泻下来，无论是《梁祝》，或者是《渔舟唱晚》，也许是《绿岛小夜曲》，你便会如醉如痴流连忘返。课也讲得好，写得一手粉笔字，常常也是半身粉末、一脸汗水。九十年代回了豫西，从此天各一方、很难相见。周百义是潢师的毕业生，后来留校，我来的时候他刚刚调走。也许是惺惺相惜，他不久便想见我，就让戴志吾请我一块过去。志吾喜欢写小说，他们应该是志同道合吧；那一天却也不住地下雨，我们来到一个院子，雨帘交织，灯光有点氤氲。进得屋后，但见一青年面容清癯、目光灼灼，一身儒雅之气。我们谈潢师、谈文学，有一点相见很晚。后来百义执掌潢川县文联，便拉我做理事；又要考武大作家班，跟我借大学讲义。百义为人谦逊大气，对我一直彬彬有礼；后来虽然名气很大、成就很高，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友谊和往来。

我一来潢师就给两个高中班讲现代文学（还有两个民师班的古代文学）。他们本来成绩很优秀，只是因为没发挥好而上了中专，所以给他们上课不怕跟不上节奏。许多时候需要拓展开去，补充很多文学史知识。看着他们青春洋溢的面庞，我本来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于是便有了许多交流，便有了在文学海洋里的一起畅游。半年之后，我改教普师班，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届。他们才十四五岁，正是青葱少年，既渴望知识，又充满灵性，因为他们是每个学校最拔尖的学生（那个时候能先上中专意味着城市户口、商品粮、干部身份）；我给他们上课也就有了发挥的空间和内驱力。可以说我真正在讲文学课、欣赏课，有时候甚至达到忘我的境地。几十年后，82（3）班的赵晓虹还记得我讲《石榴》的情景，模仿起来惟妙惟肖。那时候一篇课文下来，衬衫湿了一片，不是炎热的缘故，而是毛孔都张开了。4班的祝敏曾对我说，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课。我知道这一半是肯定，一半是兴趣：只有愿意学，老师才愿意教。如果放到现在，我的课也许是不合格的，因为学生不一定跟得上，又没有扣紧考点什么的。

除了上课，我跟这些少年交往也很多。那时候我和张芳云一块编印《碧湖报》，指导“碧湖文学社”，周围有不少文学少年。说起“碧湖”，我还有点专利呢：潢师的左边以前是护城河，后来成了死水。当时学校没有操场，于是挖东边的泥填西边的坑，于是东边就蓄了很深的水，而西边就整成了带有四百米标准跑道的运动场，虽然还很简陋，跑道都是用煤渣和砂石铺的。记得大概是85或86年吧，有一天陈维国来我宿舍，我们聊起文学社团该叫什么名字，想来想去，我说北大有个未名湖，我们就叫碧湖吧。而且北大有红楼，我们也有红楼。在我的心目中，学校就要向大学看齐、向大师看齐。你还别说，在豫南地区，潢师汇集了这么多的精英和人才，以至于被许多毕业生戏称为“我们的西南联大”。碧湖从此也就叫开了，慢慢地就成了潢师学子喜欢徜徉的地方，成了他们记忆的纽带和精神的图腾。碧湖文学社成立之后，第一届社长好像是唐长林（后来又叫唐潮、唐朝），办的社刊叫《碧湖报》。几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前后，《碧湖报》改成学校校报，由我和张芳云具体操办，每期到《信阳日报》社印刷厂排版、印刷。那时候我们经常往信阳跑，闻惯了排印车间的铅字味，有时候要校对好多次，最后拿着领导签字的清样到厂里开机印刷。当时参与编辑还有姜波、丁玉奎、邬建（后面两个是美编）。除了把《碧湖报》作为阵地之外，我们也曾同《报晓》合作，开辟专栏，集中发表潢师学生的作品。文学社最盛的阶段也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好几十人。我们曾得到周百义、陈有才、申爱萍、肖定丽、刘高贵、陈世明、胡晓靖等大咖的支持，学生中也涌现了像王德刚、熊春林、余有江、简静、杨正新、巴谋先、曾令菊、虞琴、白志敏、刘霞等一大批有才气的文学少年。当时的学生因为优秀，因为毕业即工作，所以他们跟大学生差不多，独立、向上，有目标，爱请教老师，也能自己组织活动。周末一些学生到我家吃饭，夏天的时候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他们拿着我买的迷你扇吹一吹，居然也能呆上几个小时。这么多年来，潢师走出了不少诗人、作家，像杨晓明、冯玥瑛等，他们都和我有师生之缘。我有时也做大型讲座。记得有一次我在礼堂讲《红与黑》，讲《约翰·克里斯多夫》，很受学生欢迎。除了文学，有的学生走的是不断深造的路，像88级的张治锋、刘生全都考取了博士、走上了仕途，每次去北京时我们都要聚一聚。

更能自由发挥的当然是民师班。我先后教过几乎全部类型的民师学生：中招招来的、转正培养的、转正后暑假强化的、指标外培养的（包括幼师班、音美班）等。刚分到潢师的时候，有一天在大街上转悠，突然有人喊我老师，我四处张望，发现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在叫我，这时我才想起给他们上过课。那时候班里不少学员已经头发发白，有的做了多年的小学校长或教导主任之类。上课的时候，他们说：老师，你给我们侃一侃外面世界吧。有一次我讲《孔雀东南飞》，我这边激情澎湃，有的却在吃吃地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后来大概转正的老师不能都脱产学习，那就暑期强化；强化当然不能什么都讲，主要内容是讲教学法。我本来教过小学，又在大学时学过教法，于是一边是理论，一边是实践，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学生倒听得津津有味。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他们崇拜潢师，也因为不少人虽然教书时间不短，但教育规律知道得并不多。还有一些自费培养班，他们虽然不是考进来的（种种原因吧），但也有很多人才。比如音乐班有一个刘友成，新县人，除了本专业外，写得一手好字，连老师都自叹弗如。还有一个石秉忠，文学创作功底不错，离开潢师之前我们还一直来往。

我的学生不止是潢师的，比如电大，工会的夜大，武装部的培训班等。虽是兼课，也算为潢川教育做点贡献。潢师是潢川的百年老校，所以大专辅导之类争相请潢师的老师。

在潢师教了十一年书之后，我举家南迁，辗转来到广州湛江。离开时行囊很沉，除了满满两大木箱的书以外，还有逝去的青年时代、对潢师的各种记忆以及同事和学生的深情厚谊。临走时一些老友送我，那一天下着小雨，到处湿漉漉的，一如我的心情和未卜的前程。记得第一次见潢师时也是下雨，时也命也，好像什么都是缘分。后来有几次又回潢师，竟都是晴好的天气。

作者简介

周颖学：1978年3月考入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1982年1月分配到潢川师范学校，任职11年后南下，卜居于湛江、羊城，曾以第一名成绩折桂校长公开招聘，继之则执掌几间学校和单位。

来源：这里是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