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客的愁心，是随君直到夜郎西

摘要：她笑了笑，显然脸上那半分羞涩是为着当年的冲动。现在想来已经过了数年，可那抹笑容，却奇怪地沉淀在了记忆碎片中，不时闪烁。

等到偷偷存着的水也喝光，

身体早就虚脱了，

这时的大脑也因缺氧开始失去判断能力。

广东小妹脱光了衣服，

四处沾尿液喝，

待到连尿也排不出时，

就开始啃自己的手臂，

试图喝血止渴。

“我突然有一个念头，等第三架飞机飞过去，就从这里跳下去”。

刘春芳抱着一杯柚子茶坐在卡座上，说话的语气全然听不出一丝感伤。

“跳下去？从布鲁克林桥上？”我问。

“嗯啊。”

她笑了笑，显然脸上那半分羞涩是为着当年的冲动。现在想来已经过了数年，可那抹笑容，却奇怪地沉淀在了记忆碎片中，不时闪烁。

自从老板蒋先生动了华人电影故事的念头，我们便紧锣密鼓，在唐人街华人圈里展开了一系列人物寻访。一做便是两年。两年间我和Jason从长岛到布朗克斯，从法拉盛到八大道，几乎跑遍了纽约华人聚居区，采访对象包含传闻中的偷渡官员、退休蛇头、帮派份子等等，不下二十人。

初时我想着，二十人，怎么也够了。而编剧老师Micheal也确实从中挑了几则，与我们合力，写就了一部聚焦非法移民人口买卖现象的电影剧本。

剧本完稿是在09年12月，之后趁着休假，我试着接触了纽约其他电影公司，聊了几家，渐渐产生了跳槽的念头。

到了中国新年，蒋先生破例放了两天假，却在除夕夜酒过三巡后把我拉到一旁，说：“工作完成得非常优秀，我在这些人里，看到了一个时代，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孤寂，非常优秀。”

“你是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没差啦，我们那边叫《百年孤寂》，也叫《一百年的孤寂》，都差不多的。”

蒋先生有个毛病，喝醉酒后喜欢夸人，逮谁夸谁。见他胡乱抬举，口没遮拦，大家也晓得他喝得七七八八了。我正想说找个借口，CAll他老婆来接他，却被他一把挽住了手臂。

“纽约的华人故事，我打算做一个系列，你不能走，留下来，给你加人工。”

想来这台湾老哥是人醉心不醉。被他当着众人摊牌，我自然不好拒绝。2010年正月初三，便又回了他的工作室开工。刘春芳就是那年开春，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

在格兰街的一家粤菜馆里，我见到了刘春芳。当时是下午两点，小馆里除了趴在桌上休息的服务生，再没有其他人客。她在靠窗的卡座上坐着，戴着眼镜，挽了发髻，大抵是因为要见客，脸上还化了一层淡妆，只是着装却不甚讲究，一身日餐馆服务生的黑衫黑裤，因洗了多次显得陈旧泛白。

我在柜台旁观察片刻，把她的模样记住了才上前打招呼。在我自报身份后，她拘谨地起身握手，并连声道“你好”。看得出来姑娘很紧张，她说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记者采访。

“我不是记者。”我忙解释道。

“您在电话里说，您是那个......编辑？”

“也不是，没关系，叫我Eric吧。”

“哦、哦，我们这种粗人分不清这些，让你看笑话了。”

其实刘春芳参加过高考，而且拿到了福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学历在大多数偷渡客中，已是凤毛麟角了。只是后来她选了另一条路，终于与她口中的“粗人”们殊途同归。

“为什么选择偷渡呢？”

待扯过一些家常闲话，她的状态也稍微松弛，我问了这个问题。

“因为想见他。”

刘春芳回答得不假思索，跟着顿了顿，又赶紧补上。

“主要还是为了讨生活啦。”

刘春芳来自亭江镇，在福州，那是个家喻户晓、历史悠久的侨乡，打明清时期便有下南洋“赚外汇”的习俗。上世纪80年代，在侨胞亲戚的引领下，又掀起一股“美国潮”。到了刘春芳这一辈，家家户户基本都有一两个在大洋彼岸讨生活的“美国客”。

亭江镇

“我妈说，读书没用，把餐馆英语学好才是正事，从小就这样。”

“其他人家的小孩呢？也都这样吗？”

“是呀，反正都是要移民出国的，他们的爹妈总有一个在美国，要是家境好些，两个都在国外也很常见的。等拿到绿卡就能申请孩子出国。”

“你呢？父亲也在美国？”

刘春芳点点头。

“我8岁他就出国了，到现在还没见到他。”

我登时一愣。

“怎么会呢？他不在纽约吗？”

“在吧？应该在的，是不想见我吧，我妈说，他跟别的女人跑了。”

难怪，如果没有亲属申请，要来美国便只剩另一条“险径”了。

“所以你宁愿偷渡，也要来美国见的人，是你父亲？”我问。

“不不不、不是他。”

刘春芳急忙放下茶杯，摆手澄清，茶汤溅了几滴在我录音笔上，她又急急抽了纸巾擦拭，手足无措，颇为狼狈。

“咱们还是聊偷渡的事吧，那个有意思。”她说。

见她不愿多提及个人往事，我也无意离题，便点点头。待服务员添过热水，她再度抱起茶杯，目光躲进两片雾气蒙蒙的镜片后。

2006年10月底，福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一已开课一个月多。与此同时，广西一处茶山里秋雨连绵，刘春芳也在此地困守了两个星期。

10月初的一个傍晚，她背上心爱的背囊坐上了蛇头的面包车，那之后便没有再见过母亲的面。从福建到广西，下了大巴上了火车、下了火车又上了渡轮。同行的“人蛇”从她一个变成三人、到了广东又上来五个，带路的蛇头也是过一处地界换一拨人。

初时她只感觉兴奋，离开了三面环山的故乡，天地间见到一切都是新奇的。她甚至以为这趟旅途已没了终点，目的地是不是纽约都无所谓。直到被锁在茶山脚下的民宿里，嚼了十几天米糕，她才终于开始想念母亲煮的花蛤汤。

“为什么要去广西？偷渡的话，福州就有机场吧？”

在我的理解中，这种跋山涉水的偷渡方式是上世纪的产物，如今基本都是走合法手续、钻法律空子的高智商操作路线了，如假结婚或假父子等。相比老路子，这种新型的偷渡方式既保证了人蛇的生命安全，又能合法获得美国绿卡，在“新移民”圈中很受欢迎。

“那很贵的！一个人要8万美金了现在。我家只能借到20万人民币，办不了的。”

她瞪大眼睛，转念又笑了笑。

“好在选了便宜的，你瞧，我现在已经把债还完啦，是自由身了。”

刘春芳摘下眼镜，用纸巾拭去上头的雾气，她笑起来有一双月牙般弯的细眼。

那场雨下到11月初终于停了。雨停后的第二个夜晚，一名皮肤黝黑、操着浓重本地口音的男人开一辆皮卡车来了，丢下几身破旧、沾满泥巴的粗布服，就要领八名人蛇上茶山。

茶山

因事先全无通知，广东上车的几个人蛇不敢就随着走，抱团吵着要见带他们来的接头人。刘春芳听不懂广东话，只呆呆站在一旁听他们吵闹，不多久那黑皮男子锁门离去，车也开走了。

八人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接头人来了，带着昨夜那黑皮男子。他脸色阴沉，抽了皮带，照带头闹事的广东人脸上就抽去。

后来一个同行的广东小妹跟刘春芳解释了当时的情由。原来那黑皮是与接头人合作，接应他们从茶山越境到越南的本地蛇头。而越南那边本都打点好了，被几个广东人一闹，计划泡了汤。为着不再出岔子，接头人便亲自来教训教训几个不上道的“青头仔”，也顺便杀鸡儆猴。

“他说，反正钱收了，我就是现在把你们打死，埋在茶山里，也没人知道。”

刘春芳把那蛇头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说的时候目光却盯着吊顶上的喜字挂饰。

“可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门生意，既要人钱又要人命的。”

自那之后又过了一周，还是夜里，那黑皮男子又来了。这次没有一个人抗议，乖乖换上了茶农的服装，跟着他上了茶山。

“所有人都扮成茶农偷渡到越南吗？”

“有真茶农，他们在山那头，把炒好的茶运去越南卖，我们混在里头过境的。”

“不查吗？”

“也查的，但我们低着头不敢看，带路的还被越南警察拦了下来，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应该是打点好了的，后来就让我们过去了。”

说到这刘春芳突然笑了起来。

“我们一路还帮他们扛了几袋茶，压得我肩膀痛了好几天,好K（福州话，有蠢、傻的意思）哦。”

到了越南河内，一切又顺利了。当地接头的蛇头是个五十多岁的侨民，口音虽重但多少能用国语交流，人倒也风趣幽默，他们都叫他七叔。

“七叔说，来了就当旅游，开开心心玩几天，只要不惹事、不乱跑，保证平平安安送我们出境。”

“在越南待了多久？”

“倒没算时间，差不多一两星期吧。那边有一种叫牛奶果的，长得像山竹，很好吃，我一次能吃十几个，后来就再也没见着了。”

牛奶果

谈到美食，刘春芳流露出少女的热情单纯，笑容也愈加坦率了。

之后的旅途相对轻松许多，八个人俨然一个小型旅游团，在“导游”七叔的带领下，从河内一路往南到岘港，再搭渔船沿海岸线前往芽庄，沿途碧海蓝天、波涛万里，那异国渔民的笑容一如热带的气候，暖人心脾。

芽庄

“比纽约人热情多了。”刘春芳这样评价。

“一路上会想家吗？”

“不会耶，那时候每天都很开心，完全不会想别的。”

“人呢？会想念朋友们吗？”

“他吧，想得最多的就是他了。不知道到了纽约，能不能见到他。”

刘春芳口中的他，是她的初中同学，一个据她说长得很帅很阳光的男孩。在她考上高中那年，男孩移民去了纽约。她一直没敢告诉他，她很喜欢他。他也不知道，有个女孩给他写了一百封没有地址的信，全都小心地叠在她带去美国的那口背囊里。

“不是有QQ吗？”我问。

“我没敢向他要，等人走了又觉得自己好傻，不就是开口要个号码吗，有什么不敢呢？可那时候，就是不敢。”

“那些信，后来找机会给他了吗？”

刘春芳摇摇头，笑容依旧腼腆，只是眼神淡了下去。

“都丢了，丢到大西洋里了。”

到达胡志明市机场时，已经是12月中旬了。于芽庄市游玩的十天里，“旅团”里又添了三名本地人蛇。他们将与刘春芳八人一起搭乘飞往巴黎的航班，跟着再辗转三、四趟，最终到达非洲某城市。

刘春芳已记不清一路的颠簸，和经历的城市了。到了非洲后，她们和另外几十名肤色黝黑、言语不通的人蛇，被集中关在一处工厂里。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隔离的水泥大厂房，几十号人吃喝拉撒都在里头解决。厂房大门被铁链锁着，窗户也死死钉了一层木板，在里头不知日夜，只能靠定时送来的三餐来大致记录日光的流转。

“没有手机吗？”

“在路上就被没收了，只要是能跟外面联系的东西都不能留着。”

“有人逃跑吗？”

“那倒没有，都到那地步了，只能一路走到黑。再说跑也跑不掉，有人看着，他们都有枪。”

“后来是怎么离开的？”

“集装箱。”

说到这，刘春芳抿紧嘴唇，双手不住揉搓面颊。

某天黄昏，工厂里开来一辆货车。伴着大门拉开的巨响，一束强光打在刘春芳脸上，跟着进来四个黑人。几个有经验的人蛇立马站起身子，刘春芳和广州小妹却浑浑噩噩，直到蛇头过来狠狠拽了她一把，她才意识到该上路了。

这一步，便是从人间踏入了地狱。

那是一辆拖挂集装箱的大货车。几十名人蛇被赶进铁箱后，门再度落锁。之后的经过，刘春芳能记得的只有货车引擎的狂躁轰鸣，以及颠簸。上蹿下跳、翻天覆地，伴着人蛇们不绝于耳的哀鸣和汗液、呕吐物混杂的恶心气息，刘春芳第一次体会到“我为鱼肉”的滋味，而未卜的命运就是那方刀俎。

“我第一次晕过去，原来那感觉跟睡着是不一样的。”她说。

醒来时，集装箱里已是一片沉寂。刘春芳只觉着一阵钻心的头痛，四肢酸软无力，像被人敲了一通闷棍。地板在漂浮，身子也跟着上下左右晃，试了几次都无法站稳。她只能望前爬，爬进黑暗的喘息中，低声呼唤“小妹”，最后撞到一块冰冷的铁板。集装箱爬到了头，隔着铁板，她终于听到了来自外界的声响，一阵一阵，伴着地板起伏的节奏，像故乡的海潮拍在礁岩上。

“越洋货轮？”

“嗯，大轮船，得有飞机场那么大。”

货轮上的集装箱

后来刘春芳才从蛇头的口中了解到，从非洲的货港出海后，这批人蛇将在集装箱里待上三个星期，直到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古巴。

“在集装箱里三个星期，怎么熬过去的？”

“只能硬熬呀。”

“熬不过去呢？”

“都死掉咯。”

从刘春芳的讲述里，我第一次意识到地狱是具体存在的，它是一方体积86立方米的铁皮箱，里头关着几十名被故乡流放的囚徒。

一开始，集装箱中的生活尚算规律，每几天会有人打开柜门，从外头送来一批面包和淡水。因为箱体上打了两排透气孔，空气虽窒闷，倒也不至于窒息。只是屎尿排泄这些秽物是无人清理的，经过大海上的烈日暴晒，时间一久那气味之恶，只能自行想象了。

集装箱里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白天里日光会从透气孔照射进来，到了夜晚便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空气中，飘着此起彼伏的沉重呼吸，间杂几声不知何人发出的垂死哀鸣。每到这时，刘春芳便会想起初中历史课本上一个名词——万人坑。

为防止食物被偷，她与广东小妹在角落里并肩坐着，两人轮流睡觉，睡醒了啃点面包喝一口水，闲聊几句，待对方睡下了，便只能听海潮声来分散对黑暗的恐惧。

“会有肢体冲突，或抢东西的情况发生吗？”

“没有哦，倒是有人来讨水喝，拒绝的话，对方也就找别人讨去了，倒不会打起来。”

“是有人监督吗？”

“不是的，应该就是没力气吧。吃的本来就不好，空气也差，呆一阵子浑身都软，使不上劲的。”

刘春芳摇摇头，又说道：“我倒宁愿有人闹点动静出来，起码知道大家都还活着。”

说到动静，后来倒确实出了一件不小的意外。

那是货船出港的第二星期，看日光应该是下午。一声凄厉的枪声打破海潮，平静许久的货轮上突然人声嘈杂，四下响彻着船员焦急的脚步与吼叫声。

出于好奇，刘春芳踩在广东小妹背上，攀上透气孔，看到了一张黑黝黝的愤怒的脸庞。那张脸对她吼了一声“Silence！”，跟着眼前一黑，透气孔被堵上了。

接着两排透气孔被接连堵上，集装箱里登时漆黑一片。有人发出惊呼，跟着也都意识到出事了，个个不敢作声，很快，空气里只剩隐约的抽泣声。

“遇到海盗了？”

“不是，应该是被海警拦住了。”

至于是哪一国的海警，刘春芳也不清楚。只晓得外头闹了一阵子，说着她听不懂的言语，叽里咕噜，跟着便是长久的寂静。广东小妹紧紧搂着她，贴着她脸蛋，颤抖从她湿热的手心传递来，咸涩的液体沾湿了刘春芳的嘴角、下巴，那是汗和泪的混杂，是恐惧的滋味。

刘春芳已说不清那天是怎么过去的。只记得仿佛半辈子的沉默之后，轮船引擎声再次响彻，海浪有了明显起伏，船开动了。

黑暗中传来低声欢呼，广东小妹手一松，瘫在她腿上，刘春芳终于意识到危机过去了。然而真正的噩梦，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那天之后，面包和淡水停止了供应，气孔也再没有打开过。在熬过最初两天的困惑和恐惧后，一些人蛇开始拍打铁板，大声抗议，外头始终没有任何应答。在意识到一切都是徒然后，他们渐渐放弃了希望，这时，死亡便悄悄潜入黑暗，蔓延开来。

“一开始是怎么发现死人了？”

“听到喊声了，是广东话，小妹说好像出事了，但她没敢过去。”

“你去看了吗？”

“看不见，但是我摸到了，凉凉的，湿湿的，像泡水的海绵。”

那是刘春芳人生第一次接触死亡。漆黑中看不见死者面容，只能听到陌生乡音中夹杂的绝望悲戚。

“心里是什么感觉呢？害怕吗？”

“那时候不怕的，集装箱里又热又臭，我都觉着自己快撑不住了。可是摸到他的身子，心里反而突然......怎么说呢，就是什么都不想了。”

“不过那之后就开始怕了。”

她腼腆一笑，补充了一句。

接下来，每一天都有人死去。在腐烂气息与排泄物恶臭的挤压下，空气愈发稀薄。饥饿折磨着身体里每一颗细胞，肌肉从一开始的酸软，到后来变成钻心的疼痛，仿佛皮肤下有无数砂砾在研磨。肚腹的疼痛到后期反倒轻了，渐渐地，你会感觉内脏消失了，体内空荡荡。

等到偷偷存着的水也喝光，身体早就虚脱了，这时的大脑也因缺氧开始失去判断能力。广东小妹脱光了衣服，四处沾尿液喝，待到连尿也排不出时，就开始啃自己的手臂，试图喝血止渴。

“会这么疯狂吗？”

“会的，你试试就知道了。我要是还有力气，也想这么做。”

“后来呢？怎么逃出来的？”

“他们放我们出来了。”

货轮抵达古巴海港，是在起航后的第三个星期。它没有入港，而是停在离海港数十公里的海上，前来接应的是3艘快艇。

集装箱打开时，几十名人蛇已经死了过半，手电筒光亮下，肿胀发黑的尸体横七竖八散落在甲板上。

刘春芳与广东小妹在几名船员的搀扶下被吊到快艇上。接近休克的她，在清冽的海风吹拂下，骤然清醒过来。头上是无尽星空，身下是万里瀚海，而她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从船员手中喝下一大口清水。剧烈疼痛登时从胃里传遍全身，跟着吐了一大口血水出来，这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那些死掉的人怎么处理呢？”

“不知道，应该是丢到海里去了吧。那时候谁能去想这些呀，我倒是记得自己的背包一直抱在身上，不过后来也丢了。”

“一起去的八个人，最后活了几个？”

“我、两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还有一个叔叔，应该活了四个。”

“广东小妹呢？”

广东小妹上了快艇，却没能活着登陆。

为了避开海岸巡警，快艇必须赶在巡逻的间隙突破防线。一艘只能载客8人的快艇，却挤下了足足十五、六人。广东小妹最后登上快艇，被挤到了舱尾，紧靠着轰鸣的马达。为了不让她被快艇甩落大海，刘春芳恳求船员用背囊的背带把奄奄一息的广东小妹固定在船沿铁条上。

然而马达一加速，破浪而去的惯性登时就把人群推到了舱尾。广东小妹被这么一挤，半个身子便掉进了海里。

“没人去帮她吗？”

“没有，谁敢松手？太快了，大家都要咬紧牙，勾着快艇，一松手就会掉下去。”

“不能让快艇停下来吗？”

刘春芳摇摇头，不再回话了。

快艇没开出多久，广东小妹就被抛下了船，也带走了刘春芳的背囊和那一百封书信。刘春芳没能看清她的面容，也没有听见她的呼声，那个在黑暗中和她共度了几十个日夜的女孩，就这么悄无身息地消失在异国的海域。而她连这片大海的名字都不知道。

之后的旅程，就没有太多的惊心动魄了。她们从古巴一处不知名的小岛搭上渔船，跟着又转了一次集装箱，这次历程不过半天，然后在佛罗里达的一处货港上了岸。

上岸时已是入夜，载她们进城的是一辆华人小巴。开上高速公路后，顺着司机的指示，刘春芳看到了一块路牌，标识着“To Miami 17mile”（距离迈阿密17英里）。司机用一口浓重的福州腔说道：“Welcome to USA！”那一刻，刘春芳感觉胸口穿了一口巨大的空洞，一股暖风从迈阿密的夜空中穿胸而过。再转头看时，车上的同伴们个个都已泪湿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