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 199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被“续命”的动力机制与历史辩证法

摘要：20世纪80 - 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关键的“续命”过程。主流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拯救了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但这种解释颠倒了历史因果。本文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全球政治格局与权力互动，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续命”是冷战政治格局剧变、西方内部政治

摘要： 20世纪80 - 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关键的“续命”过程。主流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拯救了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但这种解释颠倒了历史因果。本文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全球政治格局与权力互动，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续命”是冷战政治格局剧变、西方内部政治联盟协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隐性妥协等多重政治力量共同推动的全球体系重构结果，经济绩效改善是政治力量重构后的产物而非原因。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揭示资本主义“续命”的本质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制度危机的过程，强调应警惕经济学界“倒果为因”的叙事陷阱。

关键词：续命资本主义；1980 - 199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转型；政治力量；经济绩效

一、引言

20世纪80 - 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似在经历一场惊险的危机后成功“续命”。长期以来，主流叙事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如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认为这些改革通过激活市场活力拯救了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大卫·哈维，2005）。然而，这种观点将经济逻辑置于首位，颠倒了历史因果的本相。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的“续命”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全球体系重构结果，其直接动力并非单纯的经济政策调整或市场自我修复能力，而是冷战政治格局的剧变、西方内部政治联盟的协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性妥协。经济学界长期秉持的“经济绩效拯救资本主义”论，是将结果误认为原因的倒果为因（弗雷德里克·皮尔逊，2010）。深入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冷战政治格局剧变：意识形态压力的消解与全球体系的再平衡

2.1 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困境，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但这一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危机，即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苏联通过“输出革命”以及支持全球左翼运动，在第三世界构建起强大的反资本主义阵营。西欧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虽未掌握政权，但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对资产阶级政权形成了长期牵制。同时，西方内部的新左派运动，像欧洲的“1968年一代”、美国的反战与民权运动，持续挑战资本主导的社会秩序，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霍布斯鲍姆，1994）。

2.2 苏联的战略收缩及其影响

转机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突变，其中苏联的主动战略收缩是最直接的“减压阀”。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新思维”改革（1985 - 1991），放弃了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对抗，采取单方面裁军、从阿富汗撤军等措施。美国学者乔治·凯南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苏联的退却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其国力透支后的必然选择——长期的军备竞赛消耗了其GDP的15% - 20%，而计划经济的僵化使其无法通过技术革新应对西方竞争”（凯南，1988）。苏联的战略收缩削弱了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强大外部意识形态威胁，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外部政治环境。

2.3 中国的转型与全球生产体系的重构

与此同时，中国的转型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接盘者”。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后），中国以“引进来”战略主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通过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深圳、珠海等特区设立）、吸引外资（198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较1979年增长30倍）、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如纺织、电子装配），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的雏形（傅高义，2011）。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显示：“1980 - 1990年代，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消化了西方因产业升级而淘汰的中低端产能，使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约18%，为西方资本提供了年均12%以上的投资回报率”（拉迪，1997）。中国的融入不仅缓解了西方的生产过剩危机，还通过“雁阵模式”重构了全球产业链，形成了“西方研发 - 东亚制造 - 资源国提供原料”的新体系（世界银行，1993）。苏联的退却和中国融入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重构了冷战时期的全球权力平衡，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续命”奠定了外部政治基础。

三、西方内部的“政治联盟协同”：从政策共识到权力网络的构建

3.1 政治领袖的政策共识

若仅依赖外部环境改善，西方资本主义仍难以摆脱内部矛盾的困扰。真正使其“起死回生”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形成的跨党派、跨国家的政治联盟协同，这种协同通过政策共识与权力网络的构建，将新自由主义理念转化为制度化的实践。以里根（美国）、撒切尔（英国）、中曾根康弘（日本）、施密特（德国）等为代表的政治领袖，尽管分属不同国家与政治传统，但在80年代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核心议程。他们致力于削弱工会力量、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税率与福利支出、放松金融管制。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总结：“里根与撒切尔的政策本质上是同一套剧本的不同版本——通过打击工会（如里根镇压航空管制员罢工）、出售国企（如撒切尔私有化英国电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里根从70%降至28%），为资本积累松绑”（弗里德曼，1984）。

3.2 跨国精英网络与意识形态联盟

这种政策协同背后是跨国的精英网络与意识形态联盟。从“三边委员会”（美国、欧洲、日本精英组成的跨国智库，1973年成立）到“彼尔德伯格会议”（西方政商学界高层闭门论坛，1954年始办），西方统治阶层通过非正式机制协调战略共识（威尔克森，2004）。以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哈耶克（朝圣山学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为政策提供了“科学合法性”。撒切尔夫人曾公开宣称：“经济学中没有社会正义，只有市场规律”（撒切尔，1981）。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使得新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

3.3 西方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变

更具隐蔽性的是，传统左翼政党（如西欧社会民主党）出现了意识形态退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2年下台后，其继任者科尔政府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法国密特朗总统执政初期虽尝试国有化（1981 - 1982年将雷诺汽车等60家企业收归国有），但1983年转向“紧缩政策”，接受货币主义原则（皮凯蒂，2014）。这种“西马政党思想意识形态理想的资本主义化”，进一步消解了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挑战，使得西方内部的政治力量更加倾向于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促进了政治联盟的协同效应。政治联盟的协同使得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突破单一国家的制度约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政策扩散”。当美国通过《广场协议》（1985）迫使日元升值以缓解贸易逆差，当欧洲共同市场加速推进内部市场一体化（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前奏），当日本通过“前川报告”（1986）主动调整产业结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被转化为全球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最终实现了“危机的外部转移与内部稳定”（斯蒂格利茨，2002）。

四、被颠倒的因果：经济绩效是结果而非原因

4.1 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及其缺陷

经济学界长期将80 - 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复苏归因于“经济政策成功”，如减税刺激投资、放松管制释放市场活力，甚至将“信息技术革命”视为根本动力（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索洛所言“计算机时代的增长奇迹”）。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缺陷，它忽视了经济绩效改善的本质是政治力量重构后的结果，而非原因。

4.2 里根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的实际影响

以里根经济学为例，其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减税 + 削减福利 + 放松管制）在短期内加剧了财政赤字（1980年代美国联邦债务从9000亿美元增至2.6万亿美元，增长近2倍）与社会不平等（美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403升至1990年的0.428，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统计）（皮凯蒂，2014）。虽然通过美元霸权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支撑，美国将危机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导致拉美国家GDP平均下降5%）（世界银行，1985），但这并非经济政策本身的成功，而是政治目标驱动下的结果。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虽提升了部分行业的短期效率（如英国电信私有化后运营成本下降15%）（英国国家审计署，1988），却导致英国北部工业区长期衰退（“锈带”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2%以上）（霍布斯鲍姆，1994）。这些政策的“成功”是服务于压制劳工权益、约束资本积累以及将过剩产能与金融风险外部化等宏观政治目标，而非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

4.3 经济绩效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

同样，若没有苏联解体与中国融入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即使西方推行再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难以解决“滞胀”背后的根本矛盾（如美元霸权与石油危机的关联、资本积累与劳动权益的对立）。经济数据的回升（如19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繁荣，实际GDP年均增长3.5%）本质上是政治重构后全球体系重新平衡的表象，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弗雷德里克·皮尔逊，2010）。经济绩效的改善是在特定的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下实现的，是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经济自身内在逻辑导致资本主义“续命”的原因。

五、结论

1980 - 19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续命”，是一段被简化与误读的历史。其真正的拯救力量并非来自市场神话或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而是冷战政治格局剧变（苏联收缩与中国融入）、西方内部政治联盟协同（跨党派政策共识与精英网络构建）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隐性妥协（左翼政党资本主义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续命”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制度危机的过程。它既非永恒的胜利，亦非纯粹的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力量博弈的产物。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必须警惕经济学界“倒果为因”的叙事陷阱。资本主义的生存并非经济逻辑的自然延伸，而是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态平衡。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言：“危机的本质不在于旧秩序的崩溃，而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时的权力真空。”80 - 9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续命”，恰恰是因为它通过全球政治重构暂时填补了这一真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远非简单的“经济改革成功论”所能概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

基于历史经验和本文的思想逻辑，对于当今美国全球贸易战和军事调整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俄乌战争、联合国作用边缘化、各种经济组织发展变化、各种高科技军备竞赛等会重塑什么样的世界——这一切都需要进一步地观察;但有一条是毫无疑问的，全球资本主义矛盾更加离散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荡和危机波及范围更广泛——也许全球新的一次经济滞胀危机进行，历史再一次证明改良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拯救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弗雷德里克·皮尔逊.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 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1914 - 1991[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4] 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5] 拉迪, N.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影响[R]. 布鲁金斯学会报告, 1997.

[6] 世界银行. 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M]. 1993.

[7] 凯南, G. 苏联战略收缩的真相[N]. 纽约时报, 1988 - 03 - 15.

[8] 弗里德曼, T. 里根与撒切尔的共同剧本[N]. 纽约时报, 1984 - 07 - 21.

[9] 撒切尔. 保守党大会演讲[R]. 伦敦, 1981 - 10.

[10] 威尔克森, L.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幕后操控世界的秘密精英[M]. 华夏出版社, 2004.

[11] 皮凯蒂, T. 21世纪资本论[M]. 中信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