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国民党的反共浪潮，1940年4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应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同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提出“隐蔽精干”政策，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为应对国民党顽

为应对国民党的反共浪潮，1940年4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应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同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提出“隐蔽精干”政策，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原则。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在云南的特务组织也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搜捕和监视。

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为更好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郑伯克、侯方岳、刘清到云南组建新的省工委。郑伯克创造性开展了“三勤”“三化”工作，即：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们用各种合法的职业身份，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隐蔽下来，积极从事各种秘密革命活动。按照上述要求，曲靖地区并未在其他区域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原有的罗平、沾益、宣威三地党组织成为在外地工作已经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大批党员转移中心，党员们深入基层，通过广泛建立健全读书会、农民小组、兄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工作。

在罗平，刘浩在松毛山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关于贯彻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活动的指示，要求迅速开展形势宣讲和纪律教育，割断内外一切联系，严格考核党员。改组中共罗平县委为临时县委，由张鸿逵任书记，张蕴璞、张执中、张惟清、盛其德为委员。在国民党日益严峻的迫害中，罗平党组织按照省工委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将已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安排转移外地。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切实搞好隐蔽，并做好从外地转移到罗平的地下党员的安置工作。此时，罗平地下党的工作一度受中共泸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直至中共泸西中心县委撤销，罗平地下党的工作才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由省工委直接领导。

罗平的地下党员转移频率极高，成为周边党员隐蔽的中转站。中共罗平县委班子成员几经调整，通过整顿和健全组织、活动改为单线联系等一系列变革，县委决定成立中共罗平城区和板桥两个区委，区委下设新组编的若干党小组。通过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对全县少数民族、阶级、阶层等政治社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向省工委汇报。

在沾益，省工委按照“隐蔽精干”政策对当地党员动向进行多次调整。樊子诚、窦家英、伍兴仁、余维芳等曾分别被转移到贵阳、昭通隐蔽。为保存和扩大党的沾益县立播乐初级中学（以下简称播中）工作据点，省工委又先后从外地派党员龙文池、张建武（张崇新）和进步教师禄厚英（女）等到播中任教，并由龙文池负责继续开展播中党的工作。之后，又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将转移至外地的党员派回播中工作，增派党员和进步教师李兆林、傅崇高等到校任教，龙文池调离播中赴昆明工作。期间，樊子诚到昆明向分管滇东北地区地下党工作的省工委委员侯方岳汇报工作，侯方岳传达要进一步贯彻好党中央和南方局有关指示，要求在现有基础上把播中党组织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加具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播中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工作方针和指示，认真教学，减少公开活动，暂停发展党员。

为建强党组织，1942年7月起，省工委曾先后增派祁山（祁光前、杨成明）、孙林（孙家仁）、陈明达（陈瑞忠）、赵静英（赵荧）、杨国秀等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播中工作，并由祁山负责成立新的党小组，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与播中党支部不发生横向联系。

这一时期播中几度扩招，全校学生达400多人。至1945年秋，播中招收高中生60多名，改名沾益县立播乐农业职业学校。在扩大办学规模的掩护下，大批党员汇集于此，学校的教师基本都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实现党对该校的实际领导。播中党支部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并逐步建立起以播乐为中心，联系宣威、平彝、曲靖的革命根据地。

在宣威，党组织成立后，对滇东北、滇北地区党的思想传播、据点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在隐蔽转移过程中，柴爱国曾带领陈仕林、费省亲、侯琼邦、柴正海等到会泽县城、蒙姑和巧家汤丹（今属东川）等地，以教书、开办夜校和皮匠铺为掩护，在学生、农民和矿工中进行革命思想和抗日救亡宣传。并派遣吴吉清、范自德、张兴才等分别到贵州威宁、水城、盘县进行革命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革命思想的教育和抗日救亡锻炼，柴爱国在汤丹和巧家先后发展李应龙、梁智（梁希贤）入党。

宣威党组织与上级（西南联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柴爱国等停止组织活动，从会泽等地返回宣威。沾益播中党组织派党员蒋程高、姜开辅到云南省立宣威乡村师范学校以读书为掩护，与宣威党支部取得联系，继续以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培养了刘正武、徐永佐（徐纲）等一批骨干积极分子。省工委还直接从昆明派党员耿介、宁直、张穆天、张裕兰、陈静波等到宣威县立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柴爱国则奔走于宣威与会泽之间，以开办皮匠铺为据点，招收学徒为名，发展和培养了一批农村工作骨干，并带领缪祥烈、费省亲等深入宣威尖山一带察看地形，了解农民发动情况，为进行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积极准备。杨兴楷则借受聘到县立马龙中学任教的机会，深入马龙扩大党的影响。他在学生中组织传阅革命书刊和宣传抗日，广交社会贤达，进行社会调查，从中教育和培养一批抗日救亡骨干积极分子，并将在县立马龙中学读书的张志（张林鹏）、李家材、杨铎（马荣祥）等三名进步学生分别介绍到宣威县立中学、宣威乡村师范学校读书，使其成为当地革命斗争骨干。

在陆良，为加强和巩固地下党在陆良马街中心小学这一重要工作据点，省工委通过上层统战关系派中共党员朱杰任马街中心小学校长，派中共党员刘刚作为省工委联络员到陆良马街中心小学任教。先后增派地下党员及一批进步教师转移到陆良马街中心小学任教。到马街中心小学的党员分别与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刘清保持单线联系。按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在不暴露的前提下，他们在学生及人民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省工委的指导下，中共秘密党员熊从周第二次到陆良出任县长，他积极起用杨体元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加入县领导班子，增强党的话语权。在杨体元的支持下，陆良马街中心小学增设初中班，取名“萃山中学”，为共产党员的转移提供隐蔽。朱杰、骆彪、刘刚、张秉仁等大量共产党员聚集在此，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理念作为师生的活动准则，培养革命骨干。熊从周立足陆良县立初级中学，通过其孙熊复来（熊翔，云大学生）从昆明西南联大聘请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民青”成员和进步教师到陆良县立初级中学任教，使陆良县立初级中学成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据点。

“隐蔽精干”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的智慧结晶，其核心成效在于以最小的损失保存了革命火种，通过隐蔽斗争积累了战略资源，最终实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标。这一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中灵活应变、坚持斗争的政治智慧。

来源：掌上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