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文联驻在河西贾家沟，文艺工作队分派到各县深入生活的同志都已集中回来了。好多人我都不认识，连队长卢梦也是第一次见面。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牛文、郭生这些老战友，虽然分别还不到一年，但见到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都显得有点惶惶不安，只是
劳模大会结束后，大会工作人员各回单位，正好这时候接到文联通知，要我直接回文联机关参加学习，我也就背起背包离开了盘塘。
当时文联驻在河西贾家沟，文艺工作队分派到各县深入生活的同志都已集中回来了。好多人我都不认识，连队长卢梦也是第一次见面。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牛文、郭生这些老战友，虽然分别还不到一年，但见到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都显得有点惶惶不安，只是苦笑着点点头，连话都不敢说。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各机关都在进行"坦白运动"，纪律很严，谁敢不遵守呢？
贾家沟村子不算大，可驻了好几个文艺团体，除文联外还有"鲁艺"晋西北分院，都在进行"坦白运动"。我回去的时候，急风暴雨式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转入了小组重点突破。
我在的这个小组里，重点突破对象竟然是李束为，这使我大为吃惊。李束为的出身、经历我清楚。他是山东东平县人，高小毕业以后，由亲友举荐到济南一个小铺里当学徒。不久，小铺赔塌了，他在回家的路上衣物、行李被骗子骗走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好遇到晋军在山东招兵，那时候阎锡山认为山东人打仗勇敢，又能吃苦，因而常去那里招兵。于是李束为就吃粮当兵来到了山西。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时期，阎锡山怕红军进攻太原，忙于在城周围修筑工事。他和其他新兵一样，整天被逼着在太原城外挖战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脱离旧军，参加了新成立的学生游击队，后来又编入了新军政卫队。我和他在一起相处五年多了，我弄不清他会有什么问题。在小组会上从积极分子的追问中，我才知道不是要他交代历史，而是要他"坦白"在延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而他矢口否认。他也知道自己成了重点，每天吃完早饭，早早就坐在炕角的行李上，把棉帽子护耳放下来，嘴里叼着支自制的小旱烟袋，抽着烟，等待开会劝他"坦白"。可是不管人们怎样劝说，他只有一句话："我没啥可坦白的！"说完继续抽烟。再有人劝说，他一概不予回答。于是小组会就批判他的"顽固"态度，接着是学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当有人追问他在延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时，他也只有一句话："拿材料吧，拿出来枪毙！"说完，除了抽烟，连嘴也不张了。
当时，我对李束为的问题十分困惑。他是在抗日前线入党的，是有觉悟的党员，并且还担任过支部书记，他怎么会参加反动组织呢？说他没问题吧，可领导上为什么偏偏把他当作"重点"呢？小组里连着几天都是开他的会，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两句话，开会开得大家都有点烦了。后来"坦白运动"告一段落，他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谁知在"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从公安局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个材料，就又作为审查他的重要问题之一。当时我们都被打倒了，一同受批判，一同挨斗争，后来又一同住了学习班。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和西戎、孙谦都获得了解放，分派到农村去插队，而李束为则留在学习班继续接受审查。直到打倒"四人帮"再见到束为时，才知道他的"问题"是这么回事：延安"坦白运动"是康生直接领导的，推行的是"逼、供、信"一套"左"的办法，不少人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鲁艺戏剧系李束为的一个同学被逼"坦白"了，并供出李束为是他发展的"国特"。全国解放后这个同学改了名字，不知分配到了哪里。学习班的军宣队费了很多的精力，终于找到了这人，原来他在"坦白"后的第二年就平反了。这样李束为的"问题"才算画了句号。我也才闹清了"坦白运动"时把他作为"重点"的原因。
"坦白运动"告一段落后，驻在贾家沟的文艺团体，进行了一次大整编，一股脑都编入了七月剧社。剧社分为三个队：一队是七月剧社的原班人马；二队是"鲁艺"晋西北分院和大众剧社合并成的；三队就是文联我们这一伙人。春节过后，整个剧社开赴黄河东岸兴县境内，驻在了高家村。从此才真正开始了"整顿三风"的学习。
"整顿三风"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要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中央规定了一些学习文件。诸如《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等。这些文件我们只是一般阅读，重点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们只是听过口头传达，如今有了正式文本，学习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逐段进行讨论，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参加革命以后才从事文艺工作的，受资产阶级各种文艺思潮影响甚少；再加上这些年在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深感毛主席的《讲话》句句是真理，诸如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及怎样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问题。我们不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而且决心身体力行。可以说，这次对《讲话》深入细致的学习对我后来在文艺战线上的稳步前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一直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巨大成就，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
这期间，我们除了学习，每天还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有一定的生产任务。我们边在高家村山上开荒种地，边学习纺线。以往看到农村妇女们哼着民歌纺着线，悠然自得的神情，觉得颇有点诗情画意。如今自己动起手来，才知道这营生也并不好干。两只手总是配合不好，抽出来的线不是太粗就是太细，要不就是断头。急得人一头一头出汗，可就是纺不均匀。我们当中纺线最好的是西戎，他是晋南人，他妈他姐都会纺线织布，大概他从小就学会了。在保德下乡当区文化部部长时，他还兼任过区里的纺织指导员，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纺车复活的时代"。这样，西戎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的教员，大家都开玩笑称他为西教官。开荒、纺线虽然很累，但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劳动之余，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更多的是结合《讲话》精神，谈论各自下乡的体会，谈论各自创作的欲望和打算。
春耕播种结束以后，剧社转入了正常的业务活动，一队原是演山西梆子传统戏的，如今觉得有些剧目不宜再上演了，于是就赶排由亚马、周文、王修同志新编的历史剧《千古恨》，这是描写秦桧陷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内容正好和国民党陷害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相吻合；赶排的另一个剧目是《血泪仇》，这是移植延安民众剧团马健翎同志编创的现代戏，原来是秦腔，移植过来后就改成了山西梆子。这两个戏的上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那时候，二队也希望能排练新节目，可惜没有现成的剧本，于是三队队长卢梦就组织孙谦、西戎和常功几个对写剧本有兴趣的同志，集体创作了一部反映减租的大型歌剧，剧名叫《王德锁减租》，他们边写，边排，边修改，很快搬上舞台，一炮就打响了，这就更加鼓起了人们从事创作的兴趣。正好这时，晋西北各领导机关为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联合发起了名为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这在晋西北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无论部队还是地方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我们三队的人也大都卷入了这一创作热潮中。有的人在创作剧本，有的人在写小说，有的人在忙着创作年画。我那时也是跃跃欲试，一心想写小说，可写什么呢？虽然在工厂里待了将近一年，但基本上是走马观花，虽然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可脑子里没有工人的具体形象，也编不成个什么故事。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写张初元为好。他是根据地"劳武结合"的典范，他的事迹也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宁武县政府驻地和他长谈过两次，做了详细记录。劳模大会期间又和他交谈过几次。当时我就打算给报社写篇访问记，因为报社记者写了，我就没动笔。由于报纸篇幅的限制记者写的那篇文章比较简略，可以说只有骨头没有肉。我现在完全可以放开手去写。即使写出来不能入选，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主意一定，我就把笔记、宁武县报送劳模会的材料、报纸上有关张初元的文章，详细看了几遍，写了个提纲就开始动手写。
那时候，我们都是五六个人挤住在老乡的旧窑洞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大家都忙于搞创作，有的是集体写剧本，要在一起研究讨论，其他人就只好各讨方便到外边去写。好在剧社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些条件：每人发了一块小木板，可以架在腿上当桌子用，另外还用油印机印了一些稿纸，纸张虽然是粗糙的马莲纸，但用钢笔还是可以写的。我们在山上开的荒地都已播种了，纺线的任务也减轻了，这就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每天都是到村外山坡上去写，开头写得很不顺利，冥思苦想，遣词造句，费了好大劲写了两三千字，从头一看，觉得疙疙瘩瘩很不带劲，还不如我和张初元谈话时的记录顺畅。我觉得与其费气败力编写，倒不如老老实实按照他本人的出身经历，用群众语言实录为好。于是就推翻重来。这次写得比较顺利，十多天工夫就写完了，总共写了有一万五千多字，题名为"张初元的故事"，送给卢梦同志看后，他认为不错，提了一些意见，我做了修改，抄清以后就交上去了。
七七文艺奖金征文委员会规格很高：主任、副主任是党、政、军首长；评委都是当时根据地文化界的负责人，有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长周文，他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有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修，还有文联主任亚马等人，他们都亲自审阅稿件，观看剧本的彩排。经过认真的评选，终于在当年"九一八"那天，把获奖作品的名单在《抗战日报》上公布了。这次入选的戏剧类作品多，歌剧、话剧、戏曲、秧歌剧共有十二部；歌曲和美术作品也不少，散文类作品不多，包括小说、故事、报告文学总共只有五部。所有各种门类的作品，内容都是直接反映当时根据地军民战斗、生产事迹的。在公布获奖作品名单的同时，报上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这次文艺创作的大丰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久，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家冯牧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对这次征文获奖作品倍加赞扬。文中说："这些作品不仅是晋西北根据地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而且也是整个敌后根据地文艺运动的极可珍贵的收获。"
我写的那篇《张初元的故事》，这次也成了获奖作品，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篇作品所以能够获奖，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明白，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是题材本身恰合时宜；其二是文字通俗易懂，符合当时倡导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正因为如此，过了没多久，我就被调到《晋西大众报》社去了。
踏入新闻战线
《晋西大众报》社驻在黄河西岸神木县杨家沟。这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山村，可以说是当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中心。中共晋绥分局的喉舌《抗战日报》、延安新华通讯社晋西北分社、新华书店发行科都在这里，根据地唯一能够用铅字印刷书、报的吕梁印书店发行科都在这里，根据地唯一能够用铅字印刷书、报的吕梁印刷厂也在这里。我在工会河西办事处时，曾跟着老郎来过该厂。"坦白运动"中也曾来该村参加过两次大会，故而对这里的情况还多少知道一点。
《晋西大众报》是一份四开通俗小报，每周出刊一期。主要读者对象是工人、农民以及文化不高的基层干部。编辑部总共只有七八个人。这是报纸的编辑部，同时又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七七文艺征文获奖的那些作品，就是由该社出版的。我写的《张初元的故事》单行本，也是由这里出版的。这个有两块牌子的单位，实际上就只有这么一个编辑部，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纸张、印刷完全依靠吕梁印刷厂负责处理；报纸、书籍的发行，完全依靠新华书店发行科承担；日常生活供应，则是依靠《抗战日报》社总务科解决。每日两餐都是在总务科大伙房打饭。晚上点灯的油，冷天生火的炭，出差要带的粮票、菜金，也是向总务科领取。好在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们可以根据编制人数向上级机关报销。编辑部只是专心搞业务，这倒也省去了庞杂的后勤人员。
社长王修年近五十，是个脾气耿直的山东人，对工作十分负责，对大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大，在新闻战线上资格也最老。他是一九四○年《晋西大众报》的创始人，也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十二月政变"前，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机关报《五日时事》也是他单枪匹马一手创办的。那虽然是一份油印小报，但在读者中的威望很高。除了内容真实正确外，编排刻印都很讲究，字体刻印得非常工整，标题也很吸引人。有时还出套色版，这就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当时，我和郭生就从这份报纸上学过一些美术字标题和时事漫画。
我能调到这样的单位来工作，心里当然很高兴。不过自知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职业，必须兢兢业业从头学起。一开始，王修同志就分配我协助路克军同志搞通联，也就是收发登记来稿、退稿，发稿费；同时跟着张友同志学编排画版样。张友和我同庚，文化程度也不高，也是抗战前的小学生。他是报社的老人手，《晋西大众报》一创刊，他就来了，如今已成了一名熟练的编辑。我为了尽快熟悉这一业务，除了跟他学习外，还把以前出版的报纸翻阅了一遍，认真进行了对比研究。正好我过去学过美术，编排过墙报，很快也就摸清了其中的规律，能够独立操作了。过了没多久，王修同志就让我也参与审阅、修改、编写稿件的工作。
当编辑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特别是当通俗报纸的编辑，要想把稿件处理好更不容易。由于报纸篇幅有限，读者对象文化程度不高，一般是限在两千常用字内做文章。遇到非用不可的生僻字眼，就以同音字注明，而且文章必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因而不少稿件都要进行删改。特别是国内外电讯、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文件，都得摘要重新编写。既不能伤筋动骨，违背原意，又要简明扼要，生动有趣。这确是一件很不容易搞好的工作。每逢我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总是把原件阅读几遍，自觉弄懂弄通了，才动手摘编，编好之后，首先送给几位老编辑如吉喆、张友、邵挺军等同志阅读。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送交王修同志最后审定。遇到重要稿件，他就把我叫到他住的窑洞里，字斟句酌地帮助修改。有时候他就亲自动手重新编写。每次我都是拿他修改和重写过的稿件，对照着看几遍，从中也获得不少教益。
编辑部除了编报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书。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是晋西北唯一的出版社。中小学课本、政治读物都是以这个出版社是晋西北唯一的出版社。中小学课本、政治读物都是以这个社的名义出的。不过这些书都是行署教育科、分局宣传部编写的，并不经过我们编辑部的手。我们主要是负责审阅一些文艺作品，特别是一些供应农村的读物，大都要自己动手来编写。我调来不久，编辑部就开始筹备编一九四五年的《农家历》。这可以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除了阴、阳日历外，还包括农业谚语、婚姻问答、卫生常识、应用文、度量衡，以及红白喜事新对联等等。这就需要搜罗大量资料，然后进行筛选，有些还需要组织人编写。我们又要编书，又要编报，工作量很大，深感人力不足。恰好这时又从七月剧社第三队调来两个同志，一个是西戎，另一个是李束为。从此，他们也转入了新闻战线，从此，我们就又在一起生活、工作了。他们对调到这里来也很满意，很快对这一业务就熟悉了。
在新闻部门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消息灵通。从来稿中就可以了解到各地、县工农业生产，接敌区反维持，挤敌据点，民兵大摆地雷阵，等等情况；从交换来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动态；从电讯稿中，可以早早知道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果。那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只要看到苏军收复了哪个城镇，都无比兴奋。我们几个人对世界地理不熟悉，经常去同院的晋西北图书馆查阅世界地图。这个图书馆名称很大，实际上是个最小的单位，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有两窑洞藏书。除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新书外，大都是从各地搜罗来的旧书。其中也有一些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比较多的是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书，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业余时间的精神食粮。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来源：玫瑰香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