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8月21日下午四点半，我只想见周总理一分钟。”岗哨听见这句话，下意识把枪端得更直，眼前的中年妇女脸上满是风尘。她说自己叫范桂霞，一句话里先后用了“妻子”“合作伙伴”“老朋友”三个词，把哨兵听得一头雾水。中南海门口从不乏求见要人之人，可自称总理“妻子

“1953年8月21日下午四点半，我只想见周总理一分钟。”岗哨听见这句话，下意识把枪端得更直，眼前的中年妇女脸上满是风尘。她说自己叫范桂霞，一句话里先后用了“妻子”“合作伙伴”“老朋友”三个词，把哨兵听得一头雾水。中南海门口从不乏求见要人之人，可自称总理“妻子”的，还是头一回。

岗哨没敢怠慢，通知了机要室。十分钟不到，梁霭然秘书快步出来，简单核对身份后，请她稍等。范桂霞反复强调：“总理公务繁重，我只要一分钟，哪怕隔着门说句话也行。”梁霭然回到办公室，周恩来放下文件，眉头舒展开来：“是小范？让她晚上来吃便饭。”字条落款，他特意写上邓颖超的名字，既出于礼貌，也怕范桂霞拘谨。

门口的范桂霞接到邀请，笑得像个孩子。她在北京只停留两天，本以为此行一面难求，没想到信写得这么快。此时的她，已经不是二十六年前那个香港小楼里守夜的姑娘；眼角皱纹爬上来，可神情里依稀能看出当年的倔劲儿。

时间倒回1927年10月。那年秋天，香港油麻地一栋两层小楼悄悄换了主。外间看是富商李家租下的房子，里头却住着重病的周恩来。他因疟疾高烧不退，组织安排秘密就医。年轻的范桂霞被调来，公开身份是“李太太”，暗地里就是护工、秘书、警卫三合一。 任务来的匆忙，她最初还以为要照顾哪位富贾。一见“病号”，她愣住——正是自己在广州听过演讲的周恩来。医嘱简单：一小时量一次体温，高了冷敷，低了喂水。小楼静得掉针可闻，钟声每到整点，她就推门，拿体温计，写数字。两天两夜，她几乎没合眼。

第三天清晨，周恩来睁开眼，沙哑问句连着抛来：“这里是哪？你是谁？”她压低嗓音：“我是范桂霞，奉命假扮您夫人，安全最要紧。”周恩来略一点头，又昏睡过去。陪护的还有“李家二少爷”杨石魂，见总理醒来，他高兴得握住范桂霞的手忘了松。周恩来打趣：“小杨，别把同志吓着。”屋里第一次响起笑声。

周恩来恢复极慢，很多时候连坐起都费劲。范桂霞照顾得细，却也有自己的坚持：遇到政治文件，她绝不偷看；要是总理咳得厉害，她又会急得团团转。为了不露破绽，她硬学跳舞、学抽烟，甚至学着摸两圈麻将。她常说：“假扮富太太，总得像那么回事。”周恩来点头，又提醒：“演得像，但心里不能真把自己当阔太。”

广州公社起义的讯息在那段时间密集传来，楼里窗户关得更紧。周恩来有时站在窗边，拿根铅笔在报纸空白处写东西，写得累了，就和范桂霞聊邓颖超。“你见过她？”“见过，广州妇运讲习所，她讲课特生动。”总理听后神情一松：“那我放心了。”这句“放心”，其实包着深深的牵挂。

不到一个月，身体刚能行走的周恩来要赴上海。临走那晚，他郑重向范桂霞道谢：“若无你，我未必撑得到今天。”她摆手：“都是任务。”周恩来却摇头：“任务之外，还有情义。”话音落下，他转身踏上夜色。从香港码头开往上海的船缓缓远去，范桂霞和杨石魂并肩站着，直到船影融进海平面。

之后的岁月，历史浪潮一浪追一浪。广州起义、长征、抗战、解放，全是范桂霞在报纸上才能看到的篇章。她也历经波折，与旧情人潘耀芳结婚，辗转广东、广西，日子虽苦，信念不改。1949年后，她在广州市里教书，填表那栏“亲历重大事件”，她写下“香港特殊护理任务”，却没写受护人是谁。

1953年夏，她获批探亲，先去沈阳看妹妹，再到北京看儿子。火车进丰台站那一刻，她突然生出一个念头：看看“周主任”现在过得怎样。儿子劝她别去，中南海哪是随便能进的？她笑：“我就想碰碰运气。”第二天下午，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揣着十多年前的介绍信残页，站到了中南海门口——故事就这样开始。

8月22日傍晚五点整，范桂霞被接进西花厅。屋里的摆设极简，三人四菜一汤。邓颖超率先用粤语问候：“桂霞，辛苦啦，还会听得懂吗？”范桂霞忙说：“能听懂。”周恩来轻轻把椅子往她这边移一点：“来，坐这里，灯光亮些。”谈话从近况聊到当年的计策，又从香港租界聊到广州街巷。周恩来忽然问：“那辆在斜坡上老是熄火的牛车，你还记得吗？”范桂霞愣了一下，哈哈大笑：“那车没熄火，是我不会挂挡！”

饭局原定一小时，聊着聊着到了八点。工作人员三次提醒日程，周恩来挥手示意再缓一缓：“老同事来一趟不易。”最后，他执意替范桂霞买了回广九列车的软席票，塞到她包里。她推辞：“我能负担。”周恩来低声：“党费结余，合规。”话很轻，但态度分明。

走出西花厅时，北京夜风拂面。范桂霞回望灯光，心里忽然涌上一股酸涩：那个需要她每小时量体温的青年，如今是共和国总理；而自己，也从22岁的小护士变成鬓发花白的祖母。身份变了，称呼变了，唯一没变的，是当年那句嘱托——安全最要紧。

1976年1月8日清晨，电台播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范桂霞坐在藤椅里，双手握着收音机，良久没动。当天午后，她写下一段悼词，信封上只写“邓大姐亲启”，字迹抖，却一笔一划。几天后，她与数位广州起义老同志去陵园献花，站在寒风里无言良久。

1994年春，她病重住院。病床旁的抽屉里，最上面放着一张斑驳的车票和那封1953年的邀信。护士问：“这东西还留着？”老人轻声：“这是老友的字迹，不能丢。”当夜，她在睡梦中安然离世，终年八十九岁。遗物清点完毕，家人才知道那段香港往事。信纸虽旧，墨迹仍清，仿佛刚写下不久。

有人说，范桂霞的一生像影子，默默跟随、默默守护。可她自己更愿意把那26天的照料叫作“分内事”，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分秒必争。她曾对学生轻描淡写：“我不过量了几次体温。”可在生死线上，那些数字，就是接力的火种。多年后，她捧着那张车票站在站台上，耳边仿佛又响起岗哨的追问：“您和总理是什么关系？”她笑笑：“合作伙伴，一分钟的交情。”

来源：雍亲王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