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从拨乱反正到深化改革、从统一管理到分类施策、从单一激励到多元支持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党对人才治理、战略发展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化。进入新时代，党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中国化，政策不断适应社会变革与国际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从拨乱反正到深化改革、从统一管理到分类施策、从单一激励到多元支持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党对人才治理、战略发展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化。进入新时代，党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中国化，政策不断适应社会变革与国际形势变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面向未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与思想引导，推动政策理念与制度工具的协同创新，优化科研生态与人才制度环境，构建更加开放、精准、灵活的政策执行机制，充分激发知识分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潜能与社会功能。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策；改革开放；人才体制机制；政治引领；实践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科学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经历了从拨乱反正到深化改革、从统一管理到分类施策、从单一激励到多元支持的演变过程，不断适应国家战略调整与社会结构变迁，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不断认知深化。
学界主要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阐述、政策调整及经验总结进行研究。张丽认为，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基于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现实评估，既强调知识分子的革命贡献，又坚持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思想改造，以确保其政治可靠性。吴敏先等在研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时指出，邓小平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冯支越将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认为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从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界定，使知识分子从被改造的对象转变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四个尊重”，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系化、法治化和市场化，提出以优化人才评价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分类管理为重点，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现有研究在政策制定原则和实施路径上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王业高和于海波指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科学性。丁俊萍和江潮认为，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分析，缺乏对政策演进历程的系统性归纳，特别是针对新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政策的前瞻性研究仍显不足。
当前，知识经济快速发展，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科技自立、社会创新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如何回应多元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结构和复杂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提升政策响应能力与战略适配性，亟须在理论与制度层面展开更深入的系统研究。本文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脉络，系统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历程、提炼典型实践经验，并提出面向新时代的理论启示与路径建议，旨在为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的持续完善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从拨乱反正到系统重构、从统一治理到分类施策的演进过程。整体来看，这一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 — 1990 年），以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纠正“左”倾思想偏误，推动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第二阶段（1990 —2012 年），以“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为主线，构建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制度体系；第三阶段（2012 年至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政策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深化人才体制改革，着力打造开放化、精准化、系统化的人才治理格局，推动知识分子队伍结构的优化，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恢复知识分子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1978—1990 年）
1. 政策核心的确立
第一，重新界定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确立尊重知识与人才的政策。改革开放启动期，党内外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判。邓小平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定性。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他们提供了平等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这一论述，标志着党和政府开始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978 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应当摒弃“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错误观念，全面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导向。在此背景下，1982 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过去的“团结、教育、改造”转向“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一转变，不仅为知识分子正名，也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恢复。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重新认定的基础上，党中央迅速着手纠正历史遗留问题。1978 年 5 月，党中央启动知识分子平反工作，全面落实“拨乱反正”方针，恢复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声誉。各地陆续纠正历史错案，撤销相关错误文件，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恢复提供制度性保障。中共中央统战部将知识分子工作纳入统战工作重点。截至 1980 年 6 月，全国已有 54 万余名错划右派人员获得平反，恢复其名誉与工资待遇。1982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强调破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确保其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上享受公正待遇。此外，为保障人才供给，自 1981 年起，国家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并逐步扩大招生规模，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大批专门人才，进一步夯实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第三，推动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提升其政治代表性与制度融入度。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明确强调要在制度上保障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从 1983 年起，党中央大力推动知识分子入党，并鼓励专业技术人才进入党政机关，以促进党政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1985 年 1 月 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教师节的决定，首次以立法形式体现对教师和知识群体的尊重。1990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将“政治上一视同仁”上升为“政治上充分信任”，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政治制度中的融入程度不断提升，制度信任不断增强。
2. 政策核心的特性
第一，适应时代需求，推动知识分子政策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对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分子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1988 年 9 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从理论高度确立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通过制度建设保障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为了保障知识分子的权益，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系统性措施，涵盖科研改革、科技创新、工资福利、医疗保障和住房改善等多个方面，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科研改革方面，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随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 3 月 13 日）》等政策，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强化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知识分子科研成果与国家发展目标深度契合。在科技创新方面，国家相继启动“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 计划”等重大科研专项，为知识分子提供重点资助和广阔平台，激励其围绕国家战略任务开展技术突破与自主创新。在医疗保障方面，1983年 1 月 22 日，《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认真改善中年知识分子医疗条件和追加 1983 年卫生事业指标的通知》发布，为知识分子提供专项健康检查。1985 年 11 月 7 日，《国家科委、卫生部关于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医疗照顾的通知》出台，为高端科技人才提供医疗保障，确保其安心投入科研与教学工作。在住房改善方面，国家出台了《劳动人事部、公安部、商业部关于解决部队中部分无军籍的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问题的通知（1983 年 7 月 20 日）》，帮助知识分子家庭解决住房问题，提升其社会融入度与职业稳定性。
第三，知识分子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改变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推动了我国科技、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快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的优化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力借鉴。
（二）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出“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1990—2012 年）
1.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制度化推进
第一，科教兴国战略的时代背景。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日益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各国将科技与教育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柱。在此背景下，我国原有依赖资源与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向以科技进步和人才驱动为核心的现代化增长路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市场化深度融合阶段，经济发展对科技支撑的依赖愈发显著。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高层次人才的供需矛盾，推动国家加快政策调整步伐，以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明确将科技和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第二，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与配套制度的推进。1995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科教兴国”确立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要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收入和住房待遇，并完善科技奖励制度。1999 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完善教师职务聘任制，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确保教育系统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第三，知识分子政策的持续优化与制度的完善。进入 21 世纪，国际科技竞争格局更加复杂，全球知识资本流动加快，人才资源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国内科技、教育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知识分子政策亟须实现从“阶段性补偿”向“战略性引领”的跃升。《2002 — 2005 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出台，提出要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青年科技人才基金体系。此外，该《纲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提高西部地区人才工资水平、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并推动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专家制度”，实现人才服务机制从被动供给向主动对接转型，增强政策响应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标志着我国知识分子政策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迈上新台阶。
2.“四个尊重”方针的提出与理念扩展
第一，“四个尊重”方针的形成。党的十六大在总结“科教兴国”战略成效的基础上，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标志着党的人才治理理念从“强调知识分子作用”转向“全社会劳动与创造价值的系统尊重”。其中，“尊重劳动”与“尊重创造”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政策关照的对象范畴，从知识分子扩展至各类创新主体与普通劳动者，体现出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多元化导向。在政策层面，国家相应改革人才评价体系，不再仅以学历、职称、资历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更加注重创新成果、实践贡献与综合能力的评估，推进评价机制从“资历取向”向“绩效导向”转型。与此同时，国家在科技、教育、知识产权、人才流动等领域加快制度改革步伐，营造有利于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潜能的制度环境。
第二，“人才强国”战略的系统实施。21 世纪以来，科技与人才成为全球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资源。“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是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延续与深化，体现出国家从“依赖科技进步”向“统筹人才治理”的战略跃升。2003 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强调人才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制度竞争力的战略性资源。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人才选拔不能单纯依赖学历、职称、资历和身份，而应以德、能、勤、绩为衡量标准，推动形成多维度、复合型的人才评价机制，并要求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人才激励体系，拓宽知识分子多领域、多层次发展的通道。2010 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通过《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首次将党外知识分子的培养纳入国家人才战略整体框架，推动知识分子管理的统一性与差异化相结合。2012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分类、培养目标、衡量标准进行了系统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第三，“党管人才”原则的确立与组织体系的优化。“党管人才”原则的确立，推动各级党委在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协调、各相关单位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国家逐步建立起以科学评价为核心、政策激励为手段、开放流动为导向的人才管理体系。同时，国家积极优化政策环境，吸引更多国际优秀人才加入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进程，推动知识分子政策与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接轨。
（三）推动知识分子政策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2012 年至今）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关键地位与作用，强调“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什么时候处理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处理得不好，党和人民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 ”。习近平总书记把知识分子工作摆在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塑造和情感联结，明确提出“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的要求。他同时指出，“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这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不仅是工作能力的体现，更是党群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布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在人才开放政策方面，他强调，“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主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全球智慧资源，为我国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此外，他还特别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干部，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强调以知识为基础的治理能力对于执政水平提升具有关键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到群体内部在职业分布、岗位职责上的差异性，提出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他明确指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应各尽其能、服务国家。教师应“站好三尺讲台”，科研人员应“多出好的科研成果”，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则应“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针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留学人员及“两新”组织中的知识分子，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加强联系、鼓励归国、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力，引导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
2. 知识分子政策创新的三大方向
第一，激励知识分子创新创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充分激发知识分子的创新潜力，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其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健全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支持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并设立“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扶持青年创新创业。此外，政府还鼓励留学回国人员投身创业，发挥高端人才的带动作用。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允许科研人员通过兼职或离岗创业获取合法收入，提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这一政策突破了原有绩效工资总量限制，推进了科技成果市场化进程。国家同步出台优化项目审批、推动了产学研协同、完善成果评估和收益分享机制等配套措施，提升科技创新链条的整体效率与激励强度。
第二，构建开放型人才政策体系，广纳全球英才。面对全球人才竞争加剧的趋势，我国持续优化人才引进与管理制度。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青年英才开发计划”，通过资助优秀应届毕业生赴海外深造并定向培养，引导形成国际视野与本土服务能力兼备的人才结构。同时，国家放宽高层次外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条件，优化出入境与工作居留管理服务体系，打造全球人才友好型政策环境。这些举措释放了中国引才引智的信号，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人才市场的吸引力。
第三，推动知识分子管理法治化、多元化。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体系日益体现出法治化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关键法律条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权益归属制度，增强科研人员的制度信心与创新积极性。2016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破除“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的评价倾向，推动构建由政府、市场、专业组织和用人单位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建立以品德、能力、实绩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唯才是举”。
3. 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的政治引领与人才体系建设
第一，强化政治引领，凝聚知识分子思想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知识分子的“挚友”和“诤友”，发挥党组织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他指出：“党和人民事业要不断发展，就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地使用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一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工作方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深化知识分子与党组织的政治联系和情感联结。
第二，深化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党中央始终将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进入深化落实阶段，围绕“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等重点工程，持续推进高层次与青年人才“双支柱”培养体系建设，强化对科研骨干与青年新秀的战略性储备与全周期支持。此外，国家加大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科研平台对接、成果转化基金扶持与创新创业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才“学成归国、服务国家”，实现国际人才资源的本土化整合与回流。
第三，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优化新时代人才治理体系。“党管人才”作为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根本原则，已成为国家人才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柱。党中央统筹规划、统一部署人才发展战略，确保人才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各级政府围绕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激励机制与人才流动不断推进改革，着力构建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竞争有序的人才配置机制。同时，国家加快建设全球人才战略体系，打造面向全球开放合作的人才发展平台，积极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服务中国科技创新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依靠力量，围绕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持续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体制机制创新。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知识分子群体日益多元，职业形态深度分化，治理环境日趋复杂。党不断优化知识分子政策体系，推动其从恢复性管理向制度性建构、从组织化整合向多元化协同演进。经过持续探索，逐步形成以政治引领为统领、制度设计为支撑、分类施策为路径、激励机制为保障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政策创新呈现从单一组织管理向多元群体治理的结构转型，积极回应知识分子职业类型、组织归属和能力结构的异质化发展趋势。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政策边界不断拓展至新型知识劳动者群体，推动实现身份认定、制度嵌入和公共参与机制的协同创新。整体而言，知识分子政策体系已实现从恢复性调整到战略性重塑的转变，其演进轨迹深刻反映了党对人才治理、战略发展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化。
（一）凸显多元群体的结构性治理转向
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的持续演进，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由统一化、同质化管理，转向精细化、差异化治理。传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依然是政策聚焦的核心，重点通过“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科研评价机制改革以及职称制度优化等手段，推动学术激励机制与政治引导目标的有机融合。针对企业科研人员，则通过成果转化机制建设、税收与股权激励措施完善、科技项目评审制度优化等路径，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与市场导向意识，实现企业技术突破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有效衔接。
（二）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策边界的拓展创新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去组织化就业趋势催生出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如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自由内容创作者等，他们在技术开发、文化生产与社会影响力塑造等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现有知识分子政策制度仍主要围绕传统组织形态展开，未能充分覆盖这些新兴职业类型，导致新型知识劳动者在身份认定、成果评估与权利保障方面面临政策空白。
（三）实现政策工具的协同集成与评价体系重塑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度创新还体现在政策工具间的协同集成与绩效导向机制的持续重构。在知识分子流动性增强、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科研路径不断分化的背景下，以政治认同与组织归属为核心的管理范式，难以全面回应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多样化诉求与发展需求。为此，政策工具体系正加快向注重能力产出、知识贡献与社会价值的复合型结构转型。
在科研评价制度方面，政策强调从“唯论文、唯职称”向“代表作制度、原创性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转变，通过实施“破五唯”改革、完善科研项目分类评价机制等措施，为知识分子赋予更大自主权，不断激发创新潜能。在激励机制设计方面，制度安排体现出显著的配套联动趋势，如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推广“经费包干制”“成果自主处置”等模式，并与科技成果转化、产权激励政策协同推进，有效提升科研产出效率与制度执行弹性，为知识分子提供市场化成果收益渠道。此外，人才引进政策亦由静态吸纳向动态融合转变，不仅关注人才“引得来”，更注重其“用得好” “留得住”。多地设立“青年人才梯队计划”“高端人才柔性引进机制”“人才政策试验区”等制度创新平台，推动形成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链条支持、全方位激励的政策生态，为知识分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与制度保障。
（四）促进政治引导机制的多元化与内生动力激发
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引导，是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中的核心任务，是确保其始终与党同心同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保障。当前，政治引导机制逐步从组织吸纳主导，演变为内外联动、多元协同。过去依赖行政性路径实现的政治整合，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步让位于更具协同性、包容性与自主性的引导方式，这标志着政治引导的目标正从外在服从向内在认同转变。
在实践层面，政治引导机制的演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引领机制现代化。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性、针对性与吸引力。同时，借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科研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等现代传播路径，实现政治教育内容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知识化传播。二是制度参与机制常态化。广泛吸纳知识分子参与政协协商、地方立法、议题设置、民主监督等制度性政治过程，拓宽其政治表达与政策话语的制度通道，推动知识分子从“被动响应者”向“积极建言者”身份的转化。三是荣誉激励机制系统化。通过设立“杰出贡献人才奖”“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荣誉体系，在多层次评价机制下增强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集体归属感与制度信任。
（五）深化知识分子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的联动机制
近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日益强化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布局的联动机制，呈现从“人才政策本位”向“发展战略嵌入”的治理逻辑演进。知识分子政策的功能边界由个体性激励与组织性归属扩展至服务区域发展目标与支撑国家能力建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工具。
在国家层面，知识分子政策主动嵌入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区域重大战略等宏观部署之中，依托“国家实验室”“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等政策载体，推动科研人员与国家战略目标的深度对接，政策日益注重任务导向与人才资源配置的有机结合。在地方层面，知识分子政策不断适应区域差异化发展需求，探索构建因地制宜的政策支持路径。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通过“G60 科创走廊高层次人才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内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打破机构壁垒，实施跨区域联合攻关与职称互认制度，增强政策协同效应；北京中关村在职称制度改革中率先突破单位隶属限制，支持科研人员“身份不变、职责转化”参与企业创新实践。
四、新时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践行路径
进入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作为党治国理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革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需求空前迫切，知识分子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越发突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构成、价值取向和职业路径呈现高度多元化的趋势，政策体系亟须适应新兴形态和差异化需求。在此背景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不断提升政治引领力、优化制度支撑体系、健全激励机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并增强政策的国际竞争力，围绕全球引才目标，打造更具制度吸引力与国际适配性的政策环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
（一）坚持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政治引领与思想引导的双重效能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知识分子政策持续优化和有效落实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制度整合之下，知识分子政策才能实现方向不偏、运转高效、协同有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社会结构日益多元、思想认同更加复杂，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与思想引导亟须增强系统性与精准度。
坚持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全面领导，应强化党委在政策制定、组织领导和资源统筹中的中枢作用，健全组织、人事、科技等多部门的协同机制，提升政策执行的整体合力与效能。同时，完善政治吸纳机制，拓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渠道。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术自由的有机融合，营造尊重差异、激发创造的文化氛围，在有效引导思想共识的同时，充分保障知识分子的专业自主性与创新活力。
（二）坚持理论与政策创新同步推进，提升知识分子政策的战略引领力
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创新和制度演进，需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演变趋势。当前知识分子已呈现出高度分化特征，涵盖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企业技术人才、自由职业者及新型平台劳动者等多样化群体。因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跳出传统“统一管理”范式，推动政策理念的前瞻更新与工具体系的结构重构。
应构建多层次、分类别的支持政策体系，精准覆盖基础研究人才、产业技术人才、社会服务人才等不同类型群体。可以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引导学术科研人员，通过知识产权激励机制激发企业科研人才活力，通过政策嵌入和组织支持拓展对平台劳动者与自由职业者的制度保障。同步完善政策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增强政策体系的自我校准能力与战略引领功能，确保政策始终契合时代需求、回应社会变迁。
（三）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高效灵活的科研支持体系
当前，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已从“破除四唯”进入“提升体系效能”阶段，构建高效灵活的科研支持体系，关键在于从制度供给侧回应知识分子在科研实践中的现实痛点。应在科研资源分配、平台建设、评价导向与政策弹性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目标清晰、流程简约、支持精准的科研支持生态。
同时，要推进区域层面的差异化政策实施路径。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区域内各城市通过共建国家实验室、共享高性能科研设备、实施“科研平台互认”机制，推动科研要素高效流通。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设立联合创新基金、跨境科研资助项目及高校间“人才流动绿色通道”，构建高水平协同创新体系。中西部创新带中的成都、武汉、西安等地则聚焦基础研究领域，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科研资源的统筹配置，建立“揭榜挂帅”制度激励关键技术攻关。因此，要支持地方高校与科研院所构建区域科研协作网络，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通过“省级平台共建”“区域职称互认”“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对接”等机制，进一步打通人才流动与成果转化的制度堵点，实现地方政策与国家战略的有效衔接。
（四）健全多维激励机制，增强知识分子的职业认同与社会影响力
为此，应构建分层分类的激励机制。一是在荣誉体系层面，除国家级科技奖励外，还要强化对青年科技人才、跨学科研究人才、技术工程人才等群体的激励支持，设立“青年科技先锋奖”“行业技术创新奖”等专项奖项。二是在薪酬结构层面，推动绩效导向薪酬与股权激励、知识产权分红相结合的多元激励方式，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收入分配挂钩。三是在保障体系层面，提升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保障水平，尤其应向长期扎根基层或从事基础研究的一线科研人员倾斜。四是在社会文化层面，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舆论氛围，鼓励主流媒体、科普平台和公益组织持续传播知识分子的社会贡献与精神风貌，强化其职业认同与社会影响力。
（五）统筹国际引才与制度保障，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人才生态
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提升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国际竞争力，既需拓展人才引进渠道，又要完善制度护才机制，构建开放包容、制度健全、具有国际吸引力和本土黏性的创新人才生态。
在人才层面，一方面，应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体系，简化签证、居留、税收等制度流程，提升其在华工作生活便利度，同时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开放区域，建设若干人才制度试验区，推进科研项目和人才政策先行先试；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内科研机构与国际顶尖高校、科研平台联合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支持访问学者、联合实验室、共建科研平台等多样合作形式，推动本土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全球科技网络。在制度层面，应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研成果权益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提升科研人员对创新成果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构建高效、透明、可预期的技术转化路径，提升科技成果市场化水平。同时，建立健全对外合作中的技术外流审查机制，保障战略性前沿技术的国家安全属性，确保我国在开放中掌握主导权。
来源：东南沿海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