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璀璨明星李宇春在“不死癌症”的阴影下,痛泣身外之物的虚妄;当青年才俊吴方媛于情欲迷途后仓惶自辞,留下道德崩坏的废墟;当副局长李少莉因一场发布会上的“贵妇”装扮,瞬间从云端跌落,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公众怒火中原形毕露;当权柄在握的梅榕夫妇深陷囹圄,发出连细胞都在战
这是我们写于三年前的旧文。现在看来,文章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故拿出来重新发表,与朋友交流——题记
当璀璨明星李宇春在“不死癌症”的阴影下,痛泣身外之物的虚妄;当青年才俊吴方媛于情欲迷途后仓惶自辞,留下道德崩坏的废墟;当副局长李少莉因一场发布会上的“贵妇”装扮,瞬间从云端跌落,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公众怒火中原形毕露;当权柄在握的梅榕夫妇深陷囹圄,发出连细胞都在战栗的痛悔。这四幕人生惨剧,主角各异,剧本不同,结局却惊人一致。都由一场猝不及防的“变故”,惊雷般地撕裂了浮华的表象,也劈掉了赖以生存的根基,瞬间便使生命的意义与勇气挥发干净,坠入存在的深渊。究其根源,无不指向那看似无形却支撑一切的“精神地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訇然坍塌。也就在这个时候,“撞南墙与走投无路使人悟道”,这一古老的箴言,刻获得了惨烈而直观的印证。
细思之下,我们还不难明白,它更是一面血泪铸成的镜子,照见精神世界的脆弱病灶;它更是一声刺耳的警钟,逼迫我们直面灵魂深处的崩坏,并开启一场艰苦卓绝的重建。不是一时的顿悟,而是关乎生命根基能否重铸、航船能否校正方向的生死攸关的生命工程。
一、 导致人生崩塌的“三观”病灶形态与共通的精神废墟
四位主角的悲剧,其“三观病灶”形态各异,却共同指向精神废墟的终点:
李宇春,物欲迷城与意义的真空。健康堤坝轰然溃决,当豪车闲置于车库而轮椅成为代步,当华服黯然失色而病号服成为日常,当财富沦为冰冷的医药账单——她的痛哭,是物欲幻梦破灭后的绝望回响。赤裸裸地揭示了价值的根本错位:将生命意义的锚点,全然系泊于外在的物质丰盈。其人生观沦为消费主义的囚徒——“占有即存在”。一旦肉身崩塌,这虚幻的“存在”便烟消云散,留下巨大的价值真空。这是“拥有”对“存在”的彻底僭越,是健康观、财富观、生命观严重失衡的必然苦果。
吴方媛,伦理失序与自我的撕裂。身为青年组织的副秘书长,其身份本承载着引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与道德期许。然而,“性情中人”的自辩与混乱私生活的曝光,暴露出严重的角色冲突与道德观混乱。她将个体情欲的“自由”凌驾于公共角色的伦理规范之上,将放纵误读为“想要的生活”。这种公私界限的践踏,不仅招致社会的严厉否定,更使其陷入深刻的自我认同撕裂,无法调和“公职者”的公共形象与“欲望主体”的私人行为,最终在羞愧中仓惶退场。其人生意义的迷失,源于未能建立与角色相匹配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道德罗盘。
李少莉,符号异化与信任的崩塌。在疫情严峻、民生维艰的时刻,李副局长一身奢侈行头(法国耳钉、爱马仕丝巾)与精心打理的“贵妇”形象,瞬间引爆舆论海啸。这不是简单的爱美,而是其权力观、公共角色观发生严重异化的显性符号。精致外表背后,是将“公仆”身份异化为彰显个人优越感、追求阶层区隔的工具。在公共危机中,这种符号展示与民众“同舟共济”的朴素期待,形成刺眼的价值断裂。公众的愤怒,是对权力傲慢、脱离群众的本能反感,更是对公共信任基石被侵蚀的深切忧虑。其形象的“一落千丈”,本质上是内在价值扭曲(权力私利化)导致信任的彻底崩塌。
梅榕夫妇,权力癌变与终极的沉沦。梅榕与丈夫肖雷的案例,是“三观病灶”最恶性、最彻底的形态,即权力观的彻底腐化。他们手握重权,本应“权为民所用”,却将之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全家身陷囹圄。梅榕那“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忏悔,其情感烈度反衬出沉沦之深、代价之惨。这是一种彻底的价值颠倒,是公共权力私有化,服务精神被贪欲吞噬的果报。当建立在贪腐沙滩上的权力堡垒轰然倒塌,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自由,更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与尊严,只能坠入万劫不复的虚无深渊。
二、 “三观”崩塌前的认知闭环与自我麻痹的伪稳之象
李宇春、吴方媛、李少莉、梅榕的悲剧,在个体层面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三观”内容的扭曲(如第一部分所述)。更深层的警示在于,这些扭曲的“三观”,何以能在崩塌前维持一种看似“稳定”甚至“成功”的幻象?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她们往往在个体精神世界内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论证、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
这个闭环如同精神鸦片,麻痹了自我省察的神经,使其在歧途上越走越远,直至“南墙”将其彻底撞碎。
1、物欲闭环,占有即存在的逻辑自洽。李宇春在健康崩塌前,其“物质丰盈即人生成功”的三观并非摇摇欲坠,反而显得异常“稳固”。这种“稳固”源于一个自洽的认知闭环。即追求财富和奢侈品 -> 成功获得 -> 社会赞誉/自我满足 -> 强化“占有即价值”的信念 -> 继续追求更多……在这个闭环中,物质的积累不断印证着其人生意义的“正确性”,感官的满足掩盖了精神的空虚,外在的成功屏蔽了对生命本质(健康、情感、创造)的深度感知。就这样,她沉浸在这个闭环带来的正向反馈中,难以跳出框架去质疑其根基的虚浮。
闭环的坚固,恰恰是其脆弱的根源,因为它拒绝任何可能动摇其根基的外部信息(如对健康隐患的忽视、对精神价值的漠视),直至健康崩塌这一无法抗拒的外力,才强行打破了这个闭环,暴露其内在的空洞。
2、欲望闭环,自由即边界的认知僭越。吴方媛的“三观”困境,在于其将“个人欲望自由”置于绝对地位,并构建了一套自我合理化的逻辑。她的认知闭环可能是强调“身体自主”、“活出真我” -> 情欲行为是“个人自由”的体现 -> “性情中人”标签带来某种自我认同/(可能的)小圈子认同 -> 忽略或淡化其与公共角色伦理的冲突 -> 继续放纵……在这个闭环中,“自由”被无限放大,成为突破一切边界(尤其是公私伦理边界)的万能理由。
她可能认为这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却未能审视这种“想要”是否建立在扭曲的责任观和角色认知之上。闭环内部的“自洽”麻痹了她,使她对潜伏的伦理危机视而不见,直到私生活的曝光像一把利刃,刺破了这个自我构建的欲望气泡,使其瞬间陷入公私撕裂、人生意义崩塌的境地。
3、权力闭环,掌控即价值的幻觉迷城。李少莉与梅榕夫妇,则深陷于权力构建的认知闭环之中。对于李少莉,在于精心维护形象(奢侈装扮、精致仪容) -> 获得关注、体现身份“优越感”/(可能的)权力带来的资源便利 -> 强化“外在符号与权力地位等同”的认知 -> 更加注重符号展示之闭环。这个闭环将权力异化为个人身份象征和自我价值的来源,公共服务的本质被符号的光环所遮蔽。
对于梅榕夫妇,在于掌握权力 -> 运用权力谋取私利 -> 获得巨额财富/巩固地位 -> 强化“权力即私器”、“不受制约”的信念 -> 更加肆无忌惮之闭环。这个闭环则彻底颠倒了权力的本质,将服务异化为掠夺,在贪欲的无限膨胀中建立起一座虚幻的“权力堡垒”。
闭环内部的“成功”(地位的巩固、财富的积累)不断喂养着这种扭曲的权力观,使其在自我陶醉中越陷越深,对潜在的法律与道德风险选择性失明。外部的质疑或微小的监督信号,都被闭环的“高墙”所阻挡或扭曲解读。最终,发布会风波或法律利剑,才以不可抗拒之力,轰然推倒了这座建立在贪腐与虚荣之上的迷城。
由此可见,“三观”扭曲者的悲剧,往往始于其构建了一个看似“自洽”、能带来短期满足或“成功感”的认知闭环。这个闭环的强大之处不在于其正确,而在于其自我论证、自我强化、屏蔽异见的特性,它使个体在歧路上产生一种“稳定”甚至“良好”的错觉。王阳明所警醒的“心中贼”之所以难破,正因其善于编织这样的闭环,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自身错误信念的囚徒。
她们四个人的“南墙”残酷地揭示,任何脱离生命本真、违背基本伦理、异化权力本质的“三观”,无论其闭环编织得多么精巧,都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幻象,崩塌是唯一的宿命。唯有主动打破闭环,拥抱自省,将三观锚定于超越性的价值基石,才能获得真正的稳固与安宁。
三、 超越性价值是认知闭环破壁重生的解构者与人生意义的基石
那么,如何挣脱闭环的囚笼,在废墟之上重建不倒的精神家园呢?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于主动拥抱并内化超越性价值——它不仅是照亮航程的星辰,更是解构认知闭环的利刃与锚定生命根基的磐石。
1、价值重估,解构物欲闭环的认知革命。李宇春的悲剧,源于将生命意义全然抵押于外在物象。超越性价值的首要意义,在于发起一场深刻的内在“价值重估”。这就是将人生意义坐标从“占有什么”转向“成为什么”、“创造什么”、“联结什么”。
苏轼宦海沉浮中吟啸“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其旷达并非消极遁世,而是将个体生命置于宇宙逆旅、历史长河的宏大坐标系中进行价值重估。个人的得失荣辱,在天地之浩渺与时间之绵延中被相对化,健康、创造、智慧、仁爱、对真理与美的追求等内在于生命本身的价值得以凸显。
这种重估,如同注入李宇春物欲闭环的“解毒剂”,瓦解了“占有即存在”的逻辑链条,引导其认知转向对生命本真深度与内在丰盈的珍视。当意义不再系于易逝的外物,而植根于不可剥夺的内在禀赋与创造潜能,个体的精神便获得了抵御无常的韧性。
2、责任觉醒,击穿欲望闭环的伦理之光。吴方媛的困境,在于其“自由”僭越了伦理边界,陷入自我中心的欲望闭环。超越性价值的核心维度之一,是唤醒对“责任”的深刻认知——个体自由唯有在尊重他者、承担角色使命的框架内,才具有真实的伦理重量。
王阳明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其精髓在于真正的“知”(如伦理认知),必在具体的人际互动、角色实践、道德抉择中得以检验、淬炼与深化。
对于吴方媛,这意味着在公共角色赋予的责任中(引领青年、服务社会),去体认“自由”的边界,感受“责任”赋予个体存在的厚重感与尊严感。这种“在事上磨练”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其欲望闭环的持续解构,使每一次基于责任的清醒选择,都是对“绝对自由”幻象的否定,是对个体生命融入更广阔伦理共同体的确认。认识到责任并非枷锁,而是将飘渺的“自由”落于实地、赋予其真实意义的伦理基石。
3、使命重构,颠覆权力闭环的终极救赎。李少莉与梅榕的权力异化,根植于将权力视为私器与特权。超越性价值的最高体现,在于重构“权力”的本质认知。即认识到权力绝非目的本身,而是服务公众、践行使命的神圣托付。
4、魏徵谏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揭示了个体生命之树根深叶茂的奥秘。这就是唯有将权力之根深植于“为公”(公共利益、社会进步、人类福祉)的沃土,方能汲取不竭的生命力与合法性。
保尔·柯察金那“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誓言,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彻底跳出了个人生死得失的闭环逻辑,将渺小的“我”融入宏大的“我们”的历史使命之中。
对于掌权者,这意味着一种认知的根本转向。即从“我能得到什么”转向“我能贡献什么”;从权力的符号化炫耀(如李少莉),转向服务实效的彰显;从权力寻租的贪欲(如梅榕),转向对权力所承载的公共信任的敬畏。这种基于使命的权力观重构,是对权力闭环最彻底的颠覆,将异化的工具升华为实现超越性价值的庄严途径。
超越性价值不是悬浮于空中的道德标语,而是认知闭环的“解构者”。通过价值重估、责任觉醒、使命重构,打破物欲、欲望、权力编织的自我麻醉逻辑,迫使个体直面存在的真实维度。
这种基于“大我”的价值坐标,因其无私、崇高与永恒,方能提供最深沉、最持久、最不可摧毁的人生意义。它并非否定个体幸福,而是将之融入更广阔的共同福祉,从而获得一种更深沉、更坚实的满足与回响。
当李宇春领悟健康与创造的价值远胜于豪车华服,当吴方媛在服务青年中体味责任的尊严,当李少莉们将权力视为服务公众的信托,当梅榕们在忏悔中渴望以余生赎罪——超越性价值的光辉,便穿透了认知闭环的迷雾,照亮了废墟之上重建意义家园的可能路径。
这一路径,通往的不仅是个体的救赎,更是一个摆脱异化、回归本真的精神高地。
四、 闭环强化的加速器与超越的现代性迷阵困境
李宇春物欲闭环的幻象、吴方媛欲望气泡的膨胀、李少莉与梅榕权力迷城的筑造,绝非孤立的精神事故。它们共同映射出一个更为深邃的时代图景:在现代性浪潮的席卷下,人类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生态危机——一种系统性强化认知闭环、同时为超越性价值的锚定设置重重障碍的困境。 当物质丰裕的表象之下,灵魂却在意义迷宫中饥渴彷徨,这叩问便如重锤击鼓:在如此迷阵之中,个体如何挣脱闭环的引力,寻获那坚实的意义基石?
1、加速社会与闭环的即时喂养,是人生意义的深度消解。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称为“加速社会”的时代。技术、社会变迁、生活节奏的全面加速,催生了一种追求即时满足、效率至上、快速迭代的文化氛围。这种环境,天然成为物欲闭环(李宇春)与欲望闭环(吴方媛)的温床与加速器。
消费主义提供着源源不断、触手可及的物欲对象;信息爆炸与娱乐至死的洪流,则不断刺激并满足着即时性的感官欲望。“快感”取代了“幸福感”,“占有”替代了“存在”,“即刻满足”遮蔽了“深度体验”与“延迟满足”的价值。个体被裹挟其中,在追求下一个“爆款”、下一轮“热点”、下一次“刺激”的循环中疲于奔命,深度思考生命本真意义、进行彻底价值重估(如苏轼式宇宙观照)所需的沉静时空被无情挤压甚至剥夺。闭环在即时反馈的喂养下不断自我强化,意义探寻的深度则被日益消解,个体愈发难以觉察闭环之外的广阔天地。
2、价值多元化的幻象与相对主义的陷阱,导致伦理基石的松动。表面上的“价值多元化”,在缺乏核心共识与坚实伦理基石的背景下,极易滑向虚无的相对主义与公私界限的模糊——这正是吴方媛欲望闭环得以形成的认知土壤。当“一切皆可”、“存在即合理”成为某种流行话语,对基本公序良俗、角色伦理责任的坚守便可能被嘲讽为“保守”或“道德绑架”。“真性情”、“做自己”的口号被无限放大,却缺乏对其内涵(包含责任与边界)的深度辨析。这种相对主义的迷雾,使得突破伦理边界的行为(如吴方媛)获得了一定的自我合理化空间,也弱化了社会对其的即时、清晰、有力的道德反馈,客观上纵容了欲望闭环的膨胀。 责任觉醒(王阳明式事上磨练)所需的清晰伦理坐标,在众声喧哗中变得模糊不清。
3、权力的景观化与监督的失焦,乃异化闭环的隐身衣。在媒介高度发达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权力本身及其符号(如李少莉的奢侈装扮)越来越被异化为供人消费的“景观”。
公众对权力的关注,有时流于对其符号表象(形象、八卦)的追逐,而非对其服务本质与运行实效的深度监督。同时,复杂的科层体系和信息壁垒,使得对权力实质性运作(如梅榕的贪腐)的有效监督变得异常困难。这种“景观化”与“监督失焦”并存的状态,为李少莉式的符号权力闭环和梅榕式的实质性权力异化闭环,披上了一层若隐若现的“隐身衣”。
掌权者沉迷于景观营造带来的虚幻满足(李少莉),或利用监督盲区肆无忌惮(梅榕),其扭曲的权力观在缺乏有效外部校正的情况下,在闭环内不断自我固化、恶性膨胀。重构基于使命的权力观(魏徵、保尔),在缺乏透明、有效监督和强大制度约束的环境中,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阻力。
4、个体原子化与超越性联结的断裂,造成人生意义源泉的枯竭。现代社会的另一重困境是个体的原子化与共同体的弱化。 传统社群纽带松弛,个体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存在性孤独”。这种孤独感,极大地削弱了个体将生命意义锚定于更宏大存在(家国、人类共同体、宇宙)的能力和意愿。 当“大我”的图景变得模糊、疏离,个体更容易退缩回“小我”的闭环之中(无论是物欲、欲望还是权力),试图在其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结果却是意义的进一步枯竭与闭环的更加封闭。建立超越性联结(如保尔融入人类解放事业),在原子化个体面前,显得格外艰难与遥远。
李宇春们的“南墙”、吴方媛们的迷失、李少莉梅榕们的倾覆,其个体认知闭环的形成与崩塌,亦是现代性迷阵投射于精神世界的尖锐显影。
这个迷阵,通过加速社会消解深度、相对主义模糊伦理、景观化遮蔽监督、原子化割裂联结,系统性强化了闭环的引力,并为个体寻求超越、打破闭环、锚定真值设置了重重路障。
理解这一深层困境,并非为个体开脱,而是清醒认识到:在迷阵中锻造那破壁重生的三观之锚,不仅需要个体如勇士般内求自省(价值重估、责任觉醒、使命重构),更呼唤着一种重建公共理性、夯实伦理基石、强化有效监督、培育意义共同体的时代性努力。 唯其如此,丰裕之下的灵魂,方能在迷阵中找到坚实的依归,闭环的囚徒方能望见那指引归途的星辰。
五、锻造心锚,终身不渝
当李宇春在健康废墟上凝视物欲闭环的幻灭,当吴方媛于公私撕裂中惊醒于欲望气泡的破碎,当李少莉的权力符号在公众怒火中剥落,当梅榕夫妇的权力迷城在法槌声中落幕。如此等等。人生坍塌的訇然巨响,以最惨烈的方式,击穿了现代性迷阵为扭曲认知闭环披上的“合理”外衣,暴露出了脱离本真、异化根基的“三观”,终将导向人生意义荒原的铁律。
王阳明“破心中贼难”的千年喟叹,在此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重量。这“心中贼”,即物欲的迷障、僭越的欲望、异化的权力,已不再是蛰伏于书斋的玄思,而是内嵌于个体精神闭环、外铄于时代迷阵的顽疾。它编织自洽的逻辑囚笼,在加速社会的即时喂养、相对主义的伦理迷雾、权力景观的眩光与原子化的孤独深渊中,汲取着强化与隐匿的能量。
然而,她们的人生意义的坍塌,于她们自己和社会,亦是觉醒的契机,是闭环崩裂处透进的超越性光芒。
她们以血肉之躯撞开的裂隙,警醒我们,真正的稳固,绝非源于闭环的自我麻醉,而在于以勇士般的清醒,发起持续的内在革命。
一是要保持永续的“价值重估”。如苏轼般,时时以宇宙苍穹与历史长河为镜,穿透物欲的浮华,锚定健康、创造、仁爱、智慧等生命本真的内在价值,瓦解物欲闭环的沙丘城堡。
二是要勤于不息的“责任觉醒”。效阳明“事上磨练”之功,在每一次角色践履与人际互动中,厘清自由的边界,体认责任的重量,让伦理之光刺破欲望闭环的自我中心幻象。
三是要迈向彻底的“使命重构”。循魏徵“固本浚源”之智,将个人权能深植于“为公”沃土,以保尔式的忘我投身,将渺小“我”融入恢弘“我们”的事业,彻底颠覆权力异化的闭环逻辑。
于此“破心中贼”的苦修,便是锻造那足以抵御现代性迷阵风暴的“不灭心锚”之过程。
此锚以超越性价值为精魂。它不系于变幻的外物、僭越的私欲或异化的权柄,而根植于对生命本真、伦理基石与人类共同福祉的永恒忠诚。此锚以知行合一为筋骨。它绝非悬空的教条,必在价值重估的沉思、责任担当的实践、使命奉献的行动中,千锤百炼,化为血肉。此锚以开放自省为锋芒。警惕任何闭环的诱惑,永葆对认知局限的清醒,在时代湍流中持续校准航向。
此心锚的锻造,虽孤独而艰难,却不是孤军奋战。它呼唤一个穿透迷阵、助力超越的时代。即一个重建公共理性、夯实伦理基石、强化有效监督、培育意义共同体的时代。唯当个体不懈的内求之光,与时代清明的外铄之力交相辉映,方能在迷阵深处,为万千灵魂照亮那条通往本真存在、安顿丰裕灵魂的永恒航程。
穿越现代性的惊涛,破心中贼,铸不灭锚——这不仅是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回应,更是在意义荒原上重建精神家园、对抗精神坍塌、于虚无深渊中确认存在价值的,书写无悔人生的永恒通途。
它属于每个觉醒生命的永恒命题与壮丽征程。
来源:上官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