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那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我发现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成年人的认知和内心

摘要：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教育的细节

2025.3.1 上海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周轶君。

我有两个孩子，2018年，他们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关于他们的教育，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惑：上一代人教育我们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出现逆反，更别说教给下一代了。但轮到我自己跟孩子交流时，我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

于是，作为一个多年的国际新闻记者，我决定按照我最擅长的方式，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找答案，看看这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育方式，它们是什么样子。

从2018年到2024年，我和我的团队去了十个国家进行拍摄。第一季我们去了芬兰、日本、英国、印度和以色列。

第二季我们到了新加坡、法国、德国、新西兰和泰国。

选择这些国家都是有原因的。比如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中，拥有大学学历最高、初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很好奇他们的创造力从哪里来。

又比如泰国，这里吸引了许多中国家庭，很多父母抛弃一切，带着孩子到泰国留学。我很好奇他们会经历什么。

六年时间，两季的《他乡的童年》分别在优酷上线。承蒙观众抬爱，去年刚播完的第二季，在豆瓣上拿到9.4分，是2024年国产纪录片的最高分。虽然我不太会自夸，但还是要说，这确实反映了大家对教育的高度关注。

教育如何让人成为人？

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剧烈而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同时发生。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教育似乎有些奢侈。

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领域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教育。正所谓“百年树人”，教育的影响注定是缓慢的。如果有人承诺你，有一种教育方法可以迅速见效，那我负责任地说，那叫“培训”。

《他乡的童年》拍摄和追寻的，是关于如何把人培养成人的教育。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童年教育，不仅能学习如何把更好的教育教给下一代，也能理解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所塑造，从而成为今天的样子。

芬兰，在森林里上课

我们的第一站是芬兰。芬兰给我的震撼非常大，这里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也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甚至在课堂上，也没有标准化的答案。

这张照片是在一堂森林课上，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我以为老师期待着这些孩子说出植物正确的名字。但不是，老师让学生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

比如，我闻到的这棵树叫作“雨的味道”，因为那天刚下过雨。对于小学生来说，只要在课堂上发挥想象力就好。等他们到了中学，再开始学习正确、系统的知识。

新加坡，5岁开始补课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新加坡的孩子们正在刷题和考试。

照片上这个小男孩才五岁，他的妈妈就让他来提前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内容。明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还要在课堂上学习同样的内容。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在新加坡，很多孩子从五岁到考大学之前都需要每天补课，没有一天完整的休息。

这些补习机构通常在大商场里，是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孩子们在学校上完半天的课程都来不及回家，就直接来到这里吃午饭、做作业。

有些孩子给我展示他们的书包有多重，大人们开玩笑说里面装的是金条——当然没有金子了，其实装的都是复习资料和书本。

印度，必须挑战老师

印度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全球500强公司的CEO中，有30%为印度裔，他们特别善于协调不同族群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在印度的课堂上，学生告诉我，一堂没有学生挑战老师的课，是不完整的。他们敢于在没有想好一个完整答案的时候就举手发言。他们做事情也是这样，先开始，边干边学。

日本，个体成就集体

而在日本，孩子们从小学习如何以一个强壮的个体成就一个强大的集体。每个人被要求注意自己的仪表姿态，每个人被要求学会在一个集体中，照顾他人的情绪和需求，克制个人的情感。所以，在日本，当众哭泣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

法国，幸福的反面是什么

法国的哲学课则让我大开眼界。在课堂上，不超过十岁、最小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们讨论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

有一次，老师让孩子们捏一个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东西。有个孩子捏了一些绿条条、蓝条条，我问他捏的是什么，他说是下雨。下雨让他感到不开心、不幸福，因为他不能出去玩。

在大家讨论幸福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孩子却提出了幸福的反面是什么。

我突然明白，他们在讨论问题时，也在思考问题的反面。在十岁的孩子们的课堂上，他们在讨论爱如何产生时，也有人提出爱如何消失。老师问孩子们：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那么爱仍然存在吗？有一个孩子回答：爱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个男孩在课后跟我说，他仍然不敢付出爱，因为他经历过最好朋友的背叛，他的朋友跟别人讲他的坏话。

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孩子在这个年纪就能如此顺畅地讨论自己的负面情绪，而我作为成年人，却很少有机会好好思考这些问题，似乎也从未这样问过自己。

德国，考自行车驾照

在德国，小学生的必修课不是哲学，而是一些生活技能，比如德国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行车驾照考试。

作为一个来自“自行车王国”的成年人，我也参加了考试，结果累积了8个错误点，没有通过。因为他们的交规太严格了，从戴头盔、打手势、转弯幅度和速度，都有严格要求。他们说我可以去补考。

德国自行车驾照考试

英国，贵族的定义是服务

在英国，我去了所谓的贵族学校。我发现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把漂亮的制服、伦敦的口音、繁琐的礼仪作为最重要的标志。相反，这里最重视的是如何服务社会。

在上议院拥有男爵头衔的卢卡斯先生告诉我，今天英国社会对贵族的定义只有一个词：service（服务）。贵族精神，就是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担当。而那些关于贵族生活方式的虚荣想象，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

以色列，人均CEO

在以色列，十几岁的女孩们已经开始创业，她们非常自信地在名片印上CEO、创始人等头衔。以色列的孩子们认为，这个年纪应该开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留在教室里抄板书。

旅程中，我的观念也一次次被刷新。

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教育应该避免犯错和失败，我们认为这两个词语是非常负面的。在课堂上，如果老师提问，学生们通常会把头低下来，或者看向两边，避免和老师对视，因为我们觉得出错、出丑、说错是羞耻的。

但是在以色列和德国，人们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在希伯来语境中，“失败”不是结局，而是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开始。

在德国，我问过一位职业学校的校长关于德国制造的秘密。他告诉我，德国制造以高质量著称，而高质量背后的秘密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一个德国妈妈告诉我，在儿童教育中，他们常说：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犯错，说明他都没有尝试，又怎么能真正学到东西呢？

教育的多样面貌、多元观点，让人眼花缭乱，正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仅仅是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就让我的视野开阔了，把我从狭隘的焦虑中拉了出来。

因为，教育的可能性，就是生活的可能性。虽然这些国家的教育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语境下都自圆其说，似乎没什么问题。所以，不用害怕。

细节的差异

作为导演，我最希望观众在片中看到的是教育的细节，谈论理念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巨大的差异就在这些细节里面。

尊重

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尊重孩子的时候，要尊重到什么程度呢？

在法国，一位精神分析师创办了一家叫“绿房子”的社区机构。这位精神分析师认为，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幼儿，也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会思考。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希望大人听见、看见，所以即便是婴幼儿也需要被当作一个完整个体，得到尊重、理解。

保护

当我们谈论保护孩子的时候，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是关在教室里不让出去吗？还是回避跟性有关的成长话题呢？

在柏林一个住宅区的儿童乐园，我发现他们的游乐设施都非常坚固。木梯背后用于固定的铁链特别粗，铆钉特别大，还有专人定期检查。这样一来，孩子们玩耍时，家长不需要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

还有一个场景让我非常震惊。在柏林的一间教室里，讲授性教育课程的老师展示了一些教学工具。看到这些模型时，我非常脸红。

但这些模型并不是随意制作的，而是经过科学调研、准确测量，按照实际尺寸制造的，目的是帮助青少年学会如何测量并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套，测量的精度达到1-2毫米。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教育过于透明，但正因如此，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的青少年早孕率是最低的。

这两个场景让人不得不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

竞争

在芬兰的一个教室里，我有一次忍不住泪崩。很多人问我，当时发生了什么？那堂课的内容，是让学生和老年人互相画对方的肖像，观察时间在人脸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从而理解时间的概念。

老师鼓励我加入到课堂中，我谦虚地说，我不太会画画，老师却觉得我的说法很奇怪，她说：这些画不是拿来比较的，有人说过你的画不好吗？有人评价过吗？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孩子们并不在意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他们沉浸在画画本身。他们觉得每个人画得不一样，只是因为每个人观察到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我突然意识到，“比较”“竞争”这样的观念已经在我头脑中根深蒂固了，当我觉得自己“画得不好”，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他人的评价体系当中。但是在芬兰，竞争是不必要的。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当时我突然就觉得心里有些东西像自由落体一样崩塌了。

在日本，我同样看到了他们在为了生活而学习。日本的中小学校园里没有专职保洁员，所以包括清洁厕所在内的工作，都需要孩子们自己完成。每个小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妈妈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块抹布。

学习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在教室里花了那么多时间，难道只是为了和别人比较考试成绩吗？还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呢？

自由

当我们讨论给予孩子自由的时候，要放手到什么程度？新西兰的一所学校，让我重新思考“自由”这个概念。

刚一进学校，我就看到孩子们像从树上长出来一样，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可以捡起树枝互相追打；他们荡秋千的高度让人心惊胆战，骑着滑板车冲下坡道的速度像飞一样。45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监督他们。

新西兰大课间

我心里的第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人受伤？这样下去不把胳膊腿都摔坏了吗？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而且多年的研究证明，这样疯玩对孩子的大脑发育特别好，对课堂表现和学业有促进作用。

新西兰的校长告诉我，让孩子们自己往高处攀爬，其实是把安全控制权交还给了孩子们。他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明白什么是安全，什么是自由的边界。

我突然发现，好像我们拿走了某种限制，拿走了某种评价体系之后，自由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没有竞争、没有排名的芬兰，却曾经取得过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的教育成绩——在国际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能力评估中，芬兰曾经拿到过第一名。

没有普遍的乐器考级制度的德国，却是一个人均音乐家的国家，大部分德国人都会演奏乐器，当今世界上几个顶级的古典交响乐团也都在德国。

这让我想起罗素说过的一句话：儿童最大的欲望，是长大成人的愿望。孩子们非常渴望自己的能力得到成长，但很多时候，这种成长却被大人的不放心阻挡了。

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

每一次这样的看见、听见，对我和观众而言，都是思维边界的突破。看到了这么多的不同、这么多的细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方式？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来用新加坡来举个例子。

大家都看到了新加坡的教育压力有多大。在新加坡，有一个全民皆知的漫画形象，叫“怕输先生”。

“怕输”就是怕落在别人后面，为此需要不停地竞争，哪怕竞争是不必要的。在我们的语境中，这可能叫“想赢”，只有超过别人才能安心。

“怕输”已经渗透到了新加坡人的骨子里，在教育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新加坡的中小学，悬挂了很多标语，这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学校园里的标语，当时让我心里一惊。那条标语写着：新加坡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

这句话背后有丰富的历史含义。新加坡建国的过程并不容易，他们曾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今天，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被海水围绕的岛国，缺乏自然资源，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新加坡的小学生每天上学时，都要提醒自己：国家的生存需要我努力学习。这是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从这句标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教育会面临如此严酷的竞争。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既扎根于它的历史文化，也扎根于它的人口构成。新加坡人口中四分之三是华人，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非常相像。

改变也从细节开始

在《他乡的童年》播出后，我与几位中国乡村的校长和教师做了一次播客。

这位老师叫作陈秋菊，在四川山区里教了十几年书。她发现，现在农村的孩子居然也不认识农作物。于是，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她把二年级的孩子们带到了田野里。当时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学习语文，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连接。

芬兰的森林课播出后，有些城市家长问：上哪儿可以花钱上森林课？

其实，森林课的本质并不是去森林，而是理解你所处的环境。如果你生活在沙漠，就可以了解沙漠；如果你在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可以了解公路和建筑。陈秋菊老师的学生们正是在油菜花田里，理解了自己周围的环境。

这位何欢老师，是湖北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他刚刚接手这所学校时，学校的氛围非常低落，教职员工离职，学生没有心思上学。何欢曾在英国考察，他发现英国学校的学生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发展各种兴趣爱好。他意识到，只有让学生喜欢上学校，才能让他们喜欢上学习。

虽然没有英国贵族学校那样的资源，但是这所乡村中学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学校组织了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让老师们自己上网学习跳舞、美术等技能。

他们举办体育运动会，虽然没有高尔夫、马球这些贵族运动，但有推铁环、抖空竹这些传统项目，500多个学生发了300多张奖状。何老师说：我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主角。

三年过去，这所学校的氛围完全改变了，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甚至有人考上了清华。这当然是世俗一点的“成功标准”。何老师说：我最初做这些事，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我非常确定，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远比上大学更重要。

当教育的大框架没有改变时，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都是这些具体的人，都发生在细节中。我对这些教育一线的践行者充满敬意。

这两位老师，让我想起了在印度看到的几位教育工作者，他们同样让我非常崇敬。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教育的细节。

印度的“玩具大王”库布塔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工程师了。但他看到印度的贫困人口众多，很多穷孩子连玩具都没有。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知识，设计了许多使用废物制作玩具的方法。

比如，他向我展示的这个玩具，底部是两个废弃的胶卷盒子，可以利用气阀原理给球充气。还有用汽车轮胎、吸管等材料改造的玩具。他设计了100多种方法，并且建立了一个网站，无偿地与全球的老师们分享。

节目播出后，有一群武汉的妈妈看到了，她们从网站上学习了这些方法，教自己的孩子们制作玩具，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物理、化学知识。

在印度，很多少女因为“月经羞耻”而不能继续上学。这些少女不知道月经的知识，也没有卫生巾。当月经发生的时候，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只能退学。

于是，两位漫画家把月经的生理知识做成了动画片和漫画书，在印度的校园里推广。

当这些少女学会了如何应对月经之后，她们不再害怕，脸上不再羞耻，而充满开心。这本书在印度发行，有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甚至还翻译了中文版。

在印度的一个偏远乡村，我看到了另一种努力。这个村子偏远到什么程度？从新德里出发，我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半个小时的船和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才到。那里的人告诉我，如果村子有人需要急诊，肯定会没命，因为来不及送往医院。

那里的孩子当然没有机会接触电脑和互联网，但志愿者们却在这里架起了互联网，办起了“云中学校”。每天下午，他们会邀请全世界的志愿者，通过屏幕给孩子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

照片上是一位英国老奶奶在和孩子们交流，她告诉他们英国的生活、传授英语知识。

这些老师们无法改变印度的贫富差距，也无法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但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的细节，改变具体的人，改变具体的生活。

当然，我知道现实是骨感的。我曾经去过云南禄劝的一所高中，那里的孩子通过卫星连线，在屏幕上观看成都七中的孩子们上课、备战高考。他们以超长时间的努力、超刻苦的学习，尝试通过这块屏幕改变命运。在那里，我深刻体会到，命运的起点并不公平。

改变内心

同样，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家长们聊天，也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关于教育的焦虑。

走过这么多国家，我很感慨，中国的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家长都更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奉献。不仅奉献时间和金钱，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能够跟国际接轨，有些父母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社会关系，移民陪读。

有一位妈妈告诉我，她在国内是银行行长。辞职陪读后，当她在泰国入境卡上填写“家庭妇女”时，心里非常难过。来到泰国后，虽然孩子暂时摆脱了考试压力，家庭有了更低的生活成本，但也会遇到之前没想到的问题。比如，泰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在泰国无法找到工作，家庭收入锐减。有些家庭甚至没有考虑过两地分居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因为父母中的一方需要留在国内继续赚钱。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国内的教育体系中参加高考，至于未来能否顺利进入英语国家的学校尚未可知。那位妈妈告诉我：大家都在说教育到底是旷野还是轨道。我现在明白了，即便出国了，也还是轨道，只是换了一根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