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下过雨，我踩着泥泞的路往大伯家走，远远就看见那棵树上挂着一串串紫红色的花朵，像是老天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盘，把所有浓烈的色彩都泼在了这一棵树上。

村口那棵树又开花了。

刚下过雨，我踩着泥泞的路往大伯家走，远远就看见那棵树上挂着一串串紫红色的花朵，像是老天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盘，把所有浓烈的色彩都泼在了这一棵树上。

大伯家门前的塑料凳子上散着几枚花瓣。他穿着那件已经洗到发白的格子衬衫，正坐在树下修理一个坏掉的收音机。一只黄毛土狗趴在他脚边打盹，见我来了，摇了摇尾巴又睡过去。

“又来偷我家的果子？”大伯抬头，眯着眼笑，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密集。

“您这树上结的哪是果子，分明是金疙瘩。”我坐到他对面，拿出手机，“您看，昨天那个老板又打电话来，说想再多收一批。”

大伯只是笑，低头继续摆弄他的收音机。他从不把生意场上的事放在心上，好像那些数字和订单与他无关。

十五年前，大伯从县城的集市上带回了这棵树苗。那时候，别说我们竹林村，就是整个县城也没人见过这种树。树苗看着怪，干细细的，叶子扁扁的，像是营养不良的杨树。

“这是什么玩意儿？”当时二伯看到树苗就皱起了眉头。二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会种田，家里的水稻年年都是村里产量最高的。

“不知道，集市上那人说是洋玩意儿，结的果子能吃。”大伯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

“又是洋玩意儿！”二伯直摇头，“去年你买的那个所谓’洋葡萄’结果不就是野葡萄吗？被你糟蹋了半亩好地！”

村里人都笑话大伯，说他这辈子就是个”怪人”。别人家的男人不是种田就是进城打工，只有大伯总喜欢捣鼓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段时间他迷上了做木工，家里摆满了他削的木鸡木鸭；后来又迷上了养蜜蜂，结果蜂箱没做好，整个院子都是乱飞的蜜蜂，把隔壁王婶叮得脸肿了一星期。

这次的怪树又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大伯家那棵洋树，听说是大城市里流行的，一斤果子能卖五百块呢！”年轻人开玩笑。

“得了吧，就是路边的杂树，到时结的果子八成是苦的！”上了年纪的人不以为然。

但大伯不在乎。他把树苗种在了自家门前最好的位置，每天早晚浇水、松土，比照顾他那个上初中的小孙子还要上心。

第一年，树苗长高了一小截，枝叶也渐渐茂盛起来。

第二年，树开始抽出新的枝条，但没有开花，更没有结果。

第三年，依旧如此。

村里人的笑声越来越大。

“我就说吧，被骗了！那肯定是路边随便挖的杂树！”二伯每次路过大伯家，都要这么说一句。

大伯的儿子——我表哥也劝他：“爸，咱把这树砍了吧，种点葱姜蒜多好。”

但大伯只是摇头：“再等等，再等等。”

第四年冬天，一场大雪压断了树的主枝。大伯心疼得不行，用布条把断枝绑起来，又找来木板支撑。

那年春天，大伯房前屋后种满了蔬菜，独独在树的周围空出一大片地方。雨后，我去大伯家送东西，看到他抱着一个破旧的铁桶，在树下一点点倒水，嘴里还小声嘀咕着什么。

“大伯，您在跟树说话呢？”我笑着问。

大伯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哪有的事，就是…就是觉得这树有灵性，得好好对它说说话，它才肯结果。”

我没笑话他，因为我知道，大伯的种种”怪”行为背后有他自己的坚持。在这个人人都往城市跑的年代，他选择留在村里，用自己的方式与土地和自然对话。

第五年，大伯的怪树终于开花了。紫红色的花朵像小喇叭一样挂满枝头，引来了不少蜜蜂和蝴蝶。村里人都跑来看稀奇，纷纷猜测这到底是什么树。

“肯定是观赏树，这花好看是好看，果子肯定吃不得。”村里的老支书说。

花谢后，树上结出了小小的果实，形状像橄榄，颜色却是深绿的，表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毛。

大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果子长大了没有。到了秋天，果子慢慢变成了紫红色，有鸡蛋那么大。

“能吃吗？”没人敢尝试。

大伯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个，擦干净，咬了一口。

“酸得很！”他皱着眉头，“还有点涩。”

村里人又是一阵哄笑。

“我就说嘛，这种怪树能结啥好果子！”二伯摇着头走开了。

但大伯并不气馁。他把果子都摘下来，去查资料，甚至还坐三小时的车去了县城图书馆，想了解这种树的习性。

结果让人吃惊。这种树叫”火龙果树”，原产于中南美洲，是仙人掌科的植物，果实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国外被称为”超级水果”。

那时候，国内几乎没人知道火龙果，更别说种植了。大伯不知道的是，他无意中走在了潮流前面。

第六年，大伯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改良果实的口感。他用自制的有机肥料，调整浇水的时间，甚至在树周围播放他那个老收音机里的音乐，说是”让树高兴高兴”。

村里人都拿他的”怪”行为打趣，但大伯不在乎。他只是一天天照料他的树，把每一个果实都当作珍宝。

第七年，奇迹发生了。果实不仅个头变大了，口感也变得甜美多汁，酸涩味减轻了许多。大伯特意送了几个给村委会的人尝，大家都说好吃。

但村里人依然不以为然：“就是个新鲜玩意儿，稀罕一阵子就过去了。”

第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一切。

县城里新开了一家水果超市，老板来村里收购特色水果。他看到大伯的火龙果，眼睛都亮了：“这是火龙果啊！现在大城市里特别流行，一斤能卖好几十块钱呢！”

大伯有些不相信：“这小玩意儿，能值那么多钱？”

“当然！”超市老板拿出手机，给大伯看城里超市的价格，“这还是普通品种，您这种颜色特别，口感又好，价格肯定更高。”

当天，大伯的十几斤火龙果以每斤八十元的价格全部卖光了。

村里炸开了锅。

“大伯那树结的果子，一斤卖八十？比肉还贵？”

“听说城里人就爱吃这个，说是洋玩意儿，有营养。”

“早知道我也种一棵了…”

第九年，大伯开始扩大种植规模。他把自家后院的菜地都改种了火龙果树。这一次，没人笑话他了。相反，村里不少人来找他要树苗。

“不急，”大伯笑着说，“得等我摸清楚了再说，种不好是要赔钱的。”

第十年，大伯的火龙果已经小有名气，县城几家水果店都指名要他的货。价格也从最初的八十元涨到了一百二十元一斤。

村里人都眼红了，纷纷向大伯请教种植技术。大伯来者不拒，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分享出去。

“土要疏松，水不能多，阳光要充足…”大伯蹲在地里，像个教授一样给村民们讲解。

第十一年，全村已经有七八户人家种上了火龙果。但成果各不相同，有的长势喜人，有的却奄奄一息。

“还是大伯有一手，”村民们说，“同样的树苗，到了他手里就是不一样。”

大伯摇摇头：“没什么秘诀，就是用心。这树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自然回报你。”

那年，大伯的火龙果在县农业展上获了奖，还上了县电视台。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大伯憨厚地笑了笑：“就是不听别人笑话，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十二年，大伯的火龙果开始通过特殊渠道销往大城市的高档水果店和星级酒店。价格一路攀升，达到了惊人的一百八十元一斤。

村里人不笑话大伯了，甚至有些敬畏。当年那些讥笑他”种怪树”的人，现在都跑来向他请教。二伯也不再提当年的事，只是时不时地帮大伯打理果园。

有人问大伯为什么当初要坚持种这棵”怪树”。

大伯摘下草帽，擦了擦额头的汗：“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看着这树苗可怜，又听说是远方来的，想给它个家。”

第十三年，一家农业公司找到大伯，想收购他的火龙果品种和种植技术。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但大伯拒绝了。

“这不是钱的事，”他对我说，“我不想让我的果子变成工厂里的产品。”

大伯坚持小规模种植，保持传统方式。他说只有这样，果子才有灵魂。

第十四年，火龙果在国内已经不算稀罕物了，但大伯的火龙果依然供不应求。因为他种出来的果子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和甜度，是别处都没有的。

农业专家来村里考察，说大伯无意中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建议他为这个品种申请专利。大伯挠挠头，说：“太麻烦了，我就一农民，种着玩玩。”

但在我和表哥的坚持下，大伯还是同意了。专家们给这个品种取名”竹林红”，以我们村的名字命名。

申请过程中，我才知道大伯每天都会记录树的生长情况和果实的变化。他的记录本已经堆了一摞，字迹歪歪扭扭，但记录得非常详细，连每天的温湿度变化都有。

“我就是怕忘了，”大伯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那个记录本后来成了农业部门珍贵的研究资料。

第十五年，也就是今年，大伯的”竹林红”火龙果获得了国家级新品种认证。价格也达到了惊人的两百多元一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水果贵族”。

但大伯依然是那个大伯，每天穿着旧衬衫，坐在树下摆弄他的收音机或是木工活。唯一的变化是，他把家里的土坯房翻新了，给小孙子买了电脑，还资助了村里几个贫困学生。

今天早上，我帮大伯发货，看到几个年轻人远远站在路边，对着大伯的果园拍照。

“大伯，您现在可是网红了，”我笑着说，“人家专门来拍您的果树呢。”

大伯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果子递给我：“尝尝，今年的特别甜。”

我咬了一口，果肉鲜红多汁，香甜中带着淡淡的清香，确实比往年更好。

“您这’怪树’可真争气，”我说，“十五年了，一年比一年出息。”

大伯看着他的树，目光柔和：“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不上的东西，可能是宝贝；你觉得怪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珍贵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告诉你答案。”

村口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今天的天气预报：“预计明日有小到中雨，请各位村民做好防雨准备…”

大伯抬头看了看天，站起身：“要下雨了，得去给小树苗们盖一下防雨布。”

他朝果园走去，那个破旧的收音机还在凳子上放着乡间小调，黄狗懒洋洋地跟在他身后。

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十五年前被人嘲笑的”怪树”，如今已成为村里的骄傲。而大伯依然是那个不紧不慢，倔强坚持的大伯。

我拿起大伯的记录本，最新一页上写着：“今年的果子特别甜，一定是因为去年秋天的雨水多。看来，甜不甜，还得靠老天爷。人能做的，就是不放弃。”

树下的旧板凳上，有一枚紫红色的花瓣轻轻落下。

来源：一丝不苟星星NT4bf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