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坐在村口小卖部的塑料凳上，喝着两块钱一瓶的汽水，看着老槐树倒下的方向。七八个村民围在那儿，指指点点。槐树倒下时没发出多大声响，只是扬起一阵尘土，像是一声叹息。

村口那棵老槐树终于被推土机推倒了。

我坐在村口小卖部的塑料凳上，喝着两块钱一瓶的汽水，看着老槐树倒下的方向。七八个村民围在那儿，指指点点。槐树倒下时没发出多大声响，只是扬起一阵尘土，像是一声叹息。

“听说了没，老周家那树下挖出东西了。”

小卖部老板娘递给我一包五块钱的瓜子，我也没要找的零钱。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窗外，手指不停地敲着柜台上的计算器，虽然没在算什么。

“挖出啥了？”我随口问。

“人。”

瓜子差点卡在嗓子眼。

老周，也就是我们村叫的周大伯，今年七十有八了。他家那棵树，确切地说是一棵银杏，种在院子东角，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村里拆迁的事从去年就开始传，到了今年春天才真正定下来。拆迁队进村那天，我爸拿了两条烟塞给我：“你去周大伯那看看。”

周大伯的儿子在城里当中学老师，女儿嫁到了邻镇，平时很少回来。这事得有人帮着张罗。

周大伯家的房子不算太破，但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土坯房，贴了白瓷砖的那种，院里铺着水泥地，裂了几道缝，缝里长着不知名的小草。

“大伯，我爸让我来看看您这拆迁的事儿。”

老周正在院子里给那棵银杏树浇水。他的动作很慢，一瘸一拐地提着水桶，小心翼翼地浇在树根周围。见我来了，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进来坐。”

周大伯的老伴儿三年前走了，据说是癌症。我跟着他进屋，屋里冷清得很，电视机上落了一层灰，桌上放着半个馒头和一碗咸菜。

“大伯，这拆迁的事您考虑得怎么样了？听说您这房子赔偿能有十几万呢。”

“都行，”他的眼神游离着，“就是那树不能动。”

“树？”我有点纳闷，“您是说院子里那棵银杏？”

他点点头，声音突然变得坚定：“那树不能动。”

村里人都知道周大伯护那棵树护得厉害。以前村委会要拓宽村道，说树挡了道，他硬是不让砍，最后路只好拐了个弯。还有人想买树叶，他也不卖。那棵银杏树每到秋天，叶子金黄金黄的，特别好看，可从来没人敢去摘一片。

“可是大伯，这拆迁是整村推平啊，树留不住的。”

周大伯摇摇头，眼里有种说不出的固执：“那树不能动。”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答应帮他跟拆迁办商量商量。

走的时候，看见周大伯又回到了院子里，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仰头望着树冠，一动不动。

夏天到了，拆迁也提上了日程。我爸从镇上开会回来，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我问。

“周大伯家的事。”爸爸把烟掐了，“拆迁办说了，不管什么情况，七月前必须腾空。那树是保不住了。”

我爸叹了口气：“你再去劝劝老周吧，这事要是办不成，对全村都不好。”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周大伯家。刚到他家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争吵声。

“爸，您就别犟了！这是好事啊，赔了钱，您跟我去城里住不好吗？”是周大伯的儿子周老师的声音。

“我哪儿都不去，树不能动！”周大伯的声音显得苍老而固执。

“就为那棵破树？您知道您这样多影响全村拆迁进度吗？村里人都在背后说闲话呢！”

我敲了敲门，争吵声立刻停了。开门的是周老师，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眼镜后面是布满血丝的眼睛。

“哦，是小李啊，进来坐。”他勉强笑了笑，“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劝劝我爸。”

周大伯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脸色不太好。看到我进来，他转过头去，望着窗外的那棵银杏。

“周叔，”我改口叫周老师，“这拆迁的事…”

“我知道，”周老师打断我，“我爸就是犟，非说那树不能动。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树有什么重要的，命重要！他这把年纪了，在这破房子里住着，冬天冷得要死，夏天又热得不行。赔偿款拿了，跟我去城里住多好啊。”

“周大伯，”我试探着说，“要不…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树这么重要？”

周大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忽然，他的嘴唇抖了抖：

“那是你周婶种的。”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周老师愣在那里，似乎没想到会是这个回答。

“三十年前，你周婶怀二宝的时候，”周大伯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说想种棵树，说等孩子长大了，树也长大了。”

周大伯抬起头，眼睛有些湿润：“二宝没保住，你周婶难产走了。我就把树种在了那里…”

周老师的表情变了，他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三十年，周大伯为死去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守着这棵树整整三十年。

“爸…”周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不知道…”

“没事，”周大伯摆摆手，“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临走时，周老师送我出门，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我会再想想办法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陷入了僵局。周大伯不肯搬，但拆迁又不能停。村里人开始有闲言碎语，说周大伯不识大体，为了一棵树耽误全村致富。

一天黄昏，我路过周大伯家，看见他又在给那棵树浇水。夕阳的余晖洒在树叶上，闪闪发光。

“大伯，您还在浇水呢？”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树也是有生命的，得好好照顾。”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问道：“大伯，树下是不是埋了什么东西？”

周大伯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把水桶放下：“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猜的。”

周大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坐在了树下的小板凳上：“是埋了点东西。”

他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清澈：“你周婶难产的时候，医生从她肚子里取出来的婴儿，是个女孩。”

我的心突然揪紧了。

“那时候，医院规定死婴不能带走。但我偷偷把她带回来了，埋在了这棵树下。”周大伯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你周婶临走前说，要让孩子有个家。”

夕阳西下，树影婆娑。我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伯，”我终于开口，“我会再去找拆迁办谈谈的。”

拆迁办的人脸色很难看：“不行，绝对不行。死婴埋在自家院子里，这是违法的！再说了，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多不好。”

“但这毕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尽力争辩，“那时候农村…”

“不行就是不行。再说了，如果真有人埋在那儿，更得挖出来，按规定迁到公墓去。”

我无言以对。确实，按现在的法规，私自在宅基地埋葬遗体是违法的。但三十年前的农村，这种事并不少见。

我把情况告诉了周老师。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会和我爸谈谈的。”

拆迁期限一天天逼近。村里人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对周大伯指指点点，说他不为村集体考虑。

一天半夜，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周老师打来的：“小李，我爸同意拆了。但他有个条件，想让你去帮个忙。”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周大伯和周老师一起去了镇民政局。周大伯手里抱着一个小木盒，神情凝重。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听完我们的解释后，倒是很理解：“这种情况，可以办理无名婴儿的补登记，然后正式迁葬到公墓去。”

手续很快办好了。我们又去了镇上的公墓。周大伯选了个向阳的位置，将木盒放进了预先挖好的坑里。

周老师问：“爸，咱们给她取个名字吧？”

周大伯想了想，说：“就叫周银吧，和那棵银杏一样。”

一周后，拆迁队进了村。我特意去周大伯家看了看，他已经搬空了大部分东西，准备去城里和儿子一起住。

那棵银杏树依然在院子里，叶子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周大伯坐在树下，手里拿着一个小相框，里面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站在刚栽种的小树苗旁，微笑着。

“大伯，准备走了？”

他点点头：“是啊，都收拾好了。”

“那树…”

“没事，”他摸了摸树干，“我和你周婶说好了，她会理解的。”

推土机进村的那天，我特意去了周大伯家。他站在路边，看着那棵陪伴了他三十年的银杏树被推倒。树倒下的瞬间，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走吧，”周老师搀扶着他，“咱们回家。”

周大伯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那棵倒下的银杏树，转身离去。

推土机继续工作，挖开了树下的土地。挖到一半时，铲子突然挖出了什么东西。

工人们停了下来，围过去看。

我也走过去，心里忐忑不安。难道周大伯真的把婴儿埋在了那里？我们不是已经把木盒迁到公墓了吗？

挖掘机司机跳下来，从土里拿出了一个生锈的铁盒子。

“什么东西？”有人问。

铁盒子上了锁，但年代久远，一碰就开了。里面是一沓泛黄的照片和一本日记本。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周大伯和他的妻子，有结婚照，有日常生活照，还有孕期的照片。日记本上写着周大伯妻子的心情，记录着她对未出世婴儿的期待和爱。

最上面的一页写着：

“如果我不在了，希望我的丈夫和孩子们能幸福。银杏树会慢慢长大，希望你们也一样。”

我拿着这些东西，急忙去找周大伯。他已经坐上了周老师的车，准备离开。

“大伯，树下挖出了这个。”我把铁盒递给他。

周大伯的手微微颤抖，接过盒子。他打开看了看，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忘了这个，”他轻声说，“你周婶临走前交给我的，说让我埋在树下，等树长大了再打开看。后来…后来我忙着养孩子，就给忘了。”

周老师也流下了眼泪，他搂住父亲的肩膀：“爸，咱们回家吧。”

村子拆完了，新的楼房盖起来了。周大伯在城里住了下来，据说适应得不错。

有一天，我去镇上办事，碰见了周老师。他告诉我，周大伯用拆迁补偿款在新小区的花园里认养了一棵银杏树，每天都去看看，给它浇水。

“他还把那些照片和日记做成了相册，”周老师说，“常常拿出来看，给我讲他和我妈的故事。”

夕阳西下，我们站在镇上的公墓前。周银的墓碑前，栽着一棵小银杏树，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

“我爸说，”周老师望着那棵小树，“生命就是这样，落在土里，然后重新长出来。”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远处，新村的轮廓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清晰，一排排新楼房整齐地矗立着。而在记忆深处，那个老村庄，那棵守护了三十年的银杏树，和树下埋藏的秘密，将永远留在那里，不会消失。

就像周大伯常说的那句话：“有些东西，看不见了，不代表不在了。”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