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和炮，但是可以从敌人手里收缴……”书中，史沫特莱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英雄挥戈驱虎豹

——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

■钱宗阳

1943年9月，51岁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接到纽约电台的邀请，参加一档节目录制，介绍她的新作——《中国的战歌》。

“他们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和炮，但是可以从敌人手里收缴……”书中，史沫特莱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却向死而生的抗争。中国军民以巨大牺牲，迎来了战争的转折点。就在《中国的战歌》在美国热销之际，史沫特莱采访过的八路军、新四军，从青纱帐、芦苇荡中悄然出击，扑向周围的日伪军据点。

从1943年夏秋开始，“四万万人齐蹈厉”的中国战场，局势发生逆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开始向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光复河山的“中国战歌”，响彻神州大地，一扫百年沉沦。

铁血军魂（油画）高 阳 作

一

胜利的曙光近了！

1943年夏季，多雨泥泞的库尔斯克草原上，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撞碎了法西斯的迷梦，由此开始了收复国土的大规模进攻。

笼罩在人类头顶的法西斯阴霾开始消散：从美丽的西西里岛，到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盟军的反攻锐不可当。

东方主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有人做过一组统计：侵华日军平均身高从1938年的1米66，降至1943年的1米46；平均体重由1938年的56公斤，降至1943年的47公斤。因为兵源不足，日军甚至征召传染病患者、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入伍。

东方欲晓。此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神出鬼没又无处不在的敌后抗日武装，让日军疲于应付。从1943年夏秋之交起，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逐渐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在日记中坦言：“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一个日军师团长上任不久，就发现日军“虽占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飘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犹如桅杆上的瞭望者，毛泽东同志自信断言：“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

然而，此时的正面战场却是另一番情景。1943年，国民党军队非但没有对日军发起过主动进攻，竟然还出现可耻的投敌潮。

面对日军进攻，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躲进山洞，却因耐不住鸦片烟瘾，让副官外出购买烟土，导致行踪暴露。被俘后，他很快投敌，调转枪口同八路军作战。

1943年7月30日21时，卫河南岸，3发红色信号弹连续升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对侵占卫河以南地区的伪军庞炳勋部，发起凌厉攻势，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了卫河以南地区。

卫河，古称白沟。出太行山，卫河河道急转流向东北方，在中原大地画出大大的“V”字。

8月18日，八路军第129师决心乘胜出击，发起林（县）南战役，消灭盘踞在太行山南部地区的庞炳勋、孙殿英部主力。此役，八路军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

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讨伐伪军的战役，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是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经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后准备反攻的必然结果。

困兽犹斗的侵华日军，将冀西、冀东、太行山区等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妄图通过残酷“扫荡”巩固占领区。

1943年10月24日清晨，临屯公路尘土飞扬。一支插着“太阳旗”的日军车队，大摇大摆向着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开进。

这支队伍，成员是日军从华北各地抽调的旅团长、联队长等军官。此行，他们的目的是“战地参观”，学习冈村宁次新的“扫荡”战法。

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被过筛子般“扫荡”过的山川深处，埋伏着八路军一个主力团。

霎时间，公路上枪声、爆炸声、喊杀声不绝于耳。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指挥部队猛扑、猛打、猛冲，仅1个多小时，就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120多人。

当冈村宁次派出战机寻找被围部队的踪迹时，日军飞行员只看到车辆的残骸和秋风卷起的黄尘……

二

江苏淮安，千年古镇车桥，车水马龙，人流熙攘，宽阔的高速公路和繁忙的新长铁路依镇而过。

作为江淮腹地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80多年前这里曾被侵华日军重兵占据。

1943年秋天，一支精干的新四军小分队，从当时碉堡林立的区域隐秘经过，秘密侦察日军布防。

时任新四军第1师侦察科副科长的严振衡晚年回忆，带队侦察的正是师长粟裕，赴新四军军部开会后，他特意舍近求远，绕道从车桥一带返回苏中。

1944年春天，车桥镇的柳树刚刚长出新芽，第1师兼苏中军区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发起了车桥战役。

这一战，成为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起点。新四军歼灭日伪军900多人，活捉日军24人，顺利收复车桥，打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

车桥战役一个月后，抗日战场风云突变。日军越过黄泛区，开始了一场纵贯中国大陆南北的大规模进攻。日军大本营将这场战役称为“一号作战”。

这时的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惨败，已成强弩之末，却在中国战场又发动攻势。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长期接受盟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短短几个月就接连丢失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等重镇。至1945年1月，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沿线中美空军基地。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惊涛拍岸。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挽狂澜于既倒。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截然不同，在鲁中、鲁南、滨海、渤海和胶东等广大的敌后地区，八路军向日伪军展开反攻，威逼济南、青岛、徐州等大城市，切断津浦、胶济、陇海铁路交通。

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一度攻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仅1944年就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在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先后收复10余座县城，解放人口500余万。

国民党军丢掉的河南广大地区，更是出现了奇特一幕：1944年9月至11月，以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驻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的4个支队，先后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在前面追着国民党军队打，八路军则在日军身后迅速反攻，把国民党丧失的大片国土变成红旗飘扬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

从陕北到广东，山水迢迢。这是一次横跨敌后数省的艰难进军，也是一次完全无后方依托的千里跃进，途中艰险不言而喻。

队伍出发前，诗人李木庵挥笔写下《南征曲》，送给即将出征的儿子。那年，李木庵已经60岁。送子远征的目光里，写满了烽火家国、山高水长。

“展图奋程八千里，日指潇湘七泽水。”路，靠“铁脚板”一步步闯出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经历大小战斗130多次，一直打到广东南雄、始兴县境。地图上，一个锐利的红色箭头，把华北、华中、华南连在了一起。

三

敌后战场的节节胜利，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自力更生的中国共产党，究竟为何能赢得胜利？带着疑问，爱泼斯坦和另外两位外国记者从延安出发，穿越重重封锁前往晋西北抗战前线。

“这次旅行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访问敌人后方的‘第二战场’。”爱泼斯坦写道。

在距离日军重兵驻守的汾阳仅几公里的村庄，爱泼斯坦“目睹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3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的郊区，烧毁了火车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而“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黑暗中的熊熊火光，令爱泼斯坦感慨不已：“抗日根据地已经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上尉赴冀中地区考察，近距离观察抗日根据地军民组织的游击战、地道战。随行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八路军拔掉日军的炮楼，抓住了一个日本士兵，又抓住了一个日本士兵。杜伦由衷赞叹：“能以如此巧妙的方法坚韧地同日本人作战的军民，必将取得胜利！”

胜利，如一面明镜，可以照见一支队伍的底色。

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掀起局部反攻的时候，郭沫若撰写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为什么要重温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毛泽东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清醒而自律，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人民军队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开始了又一次集中整训，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蓄积磅礴力量。

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轰轰烈烈的整训锻造了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到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来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底，美军攻克冲绳岛，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战场，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局部反攻，日军被迫困守在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

转折关头，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700多名代表齐聚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党的七大闭幕后不到一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共同参加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说，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