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鲍利辉：从化学教师到摄影记者的身份转换，不仅是职业赛道的切换，更是观察视角的根本性迁移。教育体系的单纯环境，被媒体工作撕开的社会万花筒取代：戒毒者、临终患者、学者、农人等人的故事通过镜头注入我的生命体验。当我在临终关怀病房遇见唯一康复出院的患者、当戒毒干警视我

年度中国摄影家

CHINES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李德林：在担任摄影记者期间，有哪些经历令你印象深刻？这段从业经历对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你带来了哪些对摄影的新理解或启示？

鲍利辉：从化学教师到摄影记者的身份转换，不仅是职业赛道的切换，更是观察视角的根本性迁移。教育体系的单纯环境，被媒体工作撕开的社会万花筒取代：戒毒者、临终患者、学者、农人等人的故事通过镜头注入我的生命体验。当我在临终关怀病房遇见唯一康复出院的患者、当戒毒干警视我为同仁共享工作餐，摄影早已超越记录工具，成为理解三万天人生之旅的通行证。而这份能够用底片丈量世界的幸运，起源于年少时隔着柜台望向心仪相机的不灭热忱。

赢奖品，湘西，2025年 鲍利辉 摄

牛角号的回响，湘西，2025年 鲍利辉 摄

我在《都市时报》担任摄影记者的经历尤其刻骨铭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为“6·26”国际禁毒日做的一次采访。我前往当时云南乃至中国最大的戒毒所——昆明长坡戒毒所采访，拍摄了一幅名为《妈妈这次真的戒了》的作品，内容是一位来自攀枝花的女性戒毒者。她原本经营加油站，却因染毒导致加油站倒闭、家庭破裂。我去采访拍摄的那天，她的妈妈和她年幼的女儿前来看望。我亲耳听到这位母亲对泪眼婆娑的女儿郑重保证：“你们相信我，这回我真的戒了。”这幅照片在“6·26”当天以醒目版面见诸报端，这在当时昆明的报界是较为罕见的处理方式，在社会层面也起到了“一图震毒瘾”的效果。之后，我在这个戒毒所持续跟拍了近五年，记录了许多震撼人心的故事。

妈妈这次真的戒了，昆明，1999年 鲍利辉 摄

在天堂门口，昆明，2000年 鲍利辉 摄

另一件令我印象至深的采访是关于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临终关怀科”的。科室负责人马克医生“维护生命最终尊严”的理念深深震撼了我，由此开启了我长达五年的《在天堂门口》专题创作。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我见证了人性最复杂的剖面，有老人紧攥儿女手掌的依恋，也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残酷现实。这组作品经《南方周末》大篇幅报道后反响强烈，不少读者自发前往该科室做义工。这组作品也是我举办的人生首个展览的作品，展览现场仅约50平方米，却挤进了数千人，许多观众因照片勾起了对家人临终时刻的记忆，在展厅内失声痛哭。

哀牢山跳虎豹，楚雄，2000年 鲍利辉 摄

纹面女，独龙江，2018年 鲍利辉 摄

担任摄影记者的这段生涯让我深度融入社会，尤其是长期关注特定题材的过程，是我个人成长与思考生命、信仰、生死观的契机。我认为对于摄影师而言，介入社会现实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我们手中的相机，应该用它去记录身边真正打动你、感动你的人和事。

泸沽湖上，丽江，2013年 鲍利辉 摄

年度中国摄影家

阳丽君：2009年创办的大理国际影会已成为云南重要的文化品牌，为当地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创办的缘由为何？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鲍利辉：2008至2009年间的大理正处于旅游发展的低谷期，这座以苍山洱海闻名的古城面临着游客停留时间过短的困境，许多人仅在古城外围短暂驻足，便匆匆转往丽江、腾冲或香格里拉。作为白族文化核心区的旅游城市，大理的文旅价值亟待重振。面对这一局面，大理州政府展开了深度研讨，试图通过文化品牌建设激活城市新动能。当时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及大理州委联合组团专程赴山西平遥调研，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以一展兴一城”的示范效应引发深刻启示：摄影艺术能否成为大理文旅破局的引擎？这个诞生于旅游产业低迷期的战略构想，最终孕育出大理国际影会的雏形。

“云南人”系列，泸沽湖老祖母，丽江，2013年 鲍利辉 摄

“云南人”系列，晋宁花农，昆明，2024年 鲍利辉 摄

2009年初，大理州委宣传部启动项目招标程序。时任《春城晚报》摄影部主任的我因媒体经验与专业背景受邀参与。面对完全陌生的策展领域，我带领团队展开调研，发现国内已有平遥、连州等多个摄影节，这些摄影节各具特色且有一定的影响力，大理如何能别树一帜是最重要的问题。经过三个月论证，我们提出颠覆性方案——将摄影节与博览会融为一体，确立“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的核心理念。然而这一构想，随即受到展览顾问美国著名摄影评论家A.D.柯曼（A.D.Coleman）的质疑，他认为全球尚无摄影节与博览会融合的成功先例。但是，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生态具备创新土壤，国际未有之实践，未必中国不可为。

“云南人”系列，东巴，丽江，2013年 鲍利辉 摄

“云南人”系列，佤族女孩，临沧，2005年 鲍利辉 摄

2009年8月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落地大理，大理借势同步启动首届大理国际影会。为践行“典藏看大理”的理念，我力邀北京see+画廊创始人画儿女士携国际大师原作参展。在作品遴选阶段，我特别锁定杰瑞·尤斯曼（JerryUelsmann）与玛姬·泰勒（MaggieTaylor）夫妇的先锋创作，这些作品在2009年的中国堪称具有视觉启蒙的意义。然而，市场反应却令人心焦。开幕式当日，上千观众在see+画廊展区流连忘返，却无人出手收藏。眼见“典藏看大理”的承诺即将落空，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率先购藏尤斯曼的“漂浮的树”系列，然后邀请了一个我的企业家朋友收藏玛姬·泰勒的《蜜蜂女孩》。这股“托市行动”迅速引发连锁效应，最终促成首日37万元成交额，这场始料不及的危机反而成就了理念验证。记得画儿女士撤展时感慨：“你们用行动证明了摄影节与博览会融合的可能性。”

“印度时差”系列，2020年 鲍利辉 摄

大理国际影会十六年运营历程中，我们不断强化双轨机制：摄影节版块推出“亚洲先锋摄影师计划”，发掘新锐摄影师；博览会则建立典藏评审委员会，规范收藏、销售体系。如今回望2009年那个忐忑的夏天，我仍清晰记得在展场通宵调整灯光的疲惫，以及目睹首件作品售出时强忍的泪水。“典藏看大理”看似是大话，实则是基于本土语境的文化创新自觉，那些在苍山洱海间发生的关于影像艺术与市场的碰撞实验，已深深烙进中国摄影发展的基因序列。

龙江：首次参展大理国际影会的经历令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以4×5英寸大画幅相机创作的15幅作品悉数入选展出，最终全部售出。这不仅是我摄影生涯中首次实现作品变现，更是重要转折点。大理于我而言具有启蒙意义，我常自称为“从大理走出的摄影人”。此外，在那届影会亲睹杰瑞·尤斯曼原作后，我的摄影观念与创作思路开始深刻变革，这段经历奠定了我后续创作的方向。

年度中国摄影家

邢树宜：你的身份是多重和跨界的，同时从事策展、摄影创作、杂志出版和艺术总监工作，能否分享你实现这种多元发展的经验？

鲍利辉：我从艺术跨界进入商业，摸索推动影像收藏的实践路径，实则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当年我们夸下海口提出“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的愿景时，才深刻意识到没有藏家体系的支撑，优质作品是无法持续性推出的。摄影家常陷入认知误区，总以为作品足够优秀便不愁销路，但市场反馈往往令人清醒。首先，有效的商业模式是支持影像艺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我始终强调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性。摄影者若仅以创作者视角思考，其价值实现必然受限。真正的行家要懂得将拍摄题材转化为可持续开发的资源宝库，以独特视角深耕选题，用系统性思维构建作品脉络。

“伊朗”系列，2013年 鲍利辉 摄

其次，在探索艺术与商业结合的这条道路上，我认为高效的团队协作是主要的支撑。我之所以能够兼顾众多身份与工作，是因为跟随我的团队成员各有所长，他们在其间付出着艰巨的努力。十年间，团队的核心成员从大学毕业生逐渐成长为主力军，在大理国际影会策划与执行中贡献着现代化思维。我们打破传统层级观念，团队成员间始终保持着平等对话。

最后，真诚与善良是维系行业生态的根基。我见过太多精于算计的合作最终分崩离析。同行们对秘境产品线的支持，本质是对我们价值判断的信任。正因如此，当大理影会遭遇资金压力时，我们直接向藏家说明情况，反而获得更坚定的支持。商业与艺术结合的真谛，或许就在这份赤诚真心之中。

安卡拉开往胜利大道的列车，土耳其，2018年 鲍利辉 摄

作者简介

鲍利辉，1962年生于云南昆明，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春城晚报》原摄影部主任、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秘境PHOTO》影像杂志创办人、主编。1999年，作品《妈妈这次真的戒了》参加“中国青年生存状态联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2001年，在“昆明创库”举办《在天堂门口》纪实摄影个展。2001年，受法国尼斯国际摄影节邀请，赴法国举办《新生》《远来的云》纪实摄影个展，其中27幅摄影作品被法国尼斯摄影博物馆收藏。2006年，应“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邀请举办《远来的云》纪实摄影个展。出版个人摄影书《誓言无声》《印度时光》《伊朗》等，策划出版《最后的秘境—临沧》《瑰丽安宁》《昆明KUNMING》《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幅作品收藏集》《大理国际影会画册》及摄影系列丛书《一册好书》等。

来源丨选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5年第7期，原文标题《跨界活水来——访摄影家鲍利辉》摄影／鲍利辉，嘉宾／龙江，访谈／阳丽君、李德林、邢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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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摄影家杂志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