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原北方石窟主要以塔庙窟、佛殿窟为主，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仅石窟本体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寺。云冈石窟作为中原北方石窟寺院的代表，周边存在不少地面建筑遗迹，对这些建筑遗迹的研究是全面了解云冈石窟寺院布局的重要线索。本文通过对云冈石窟出土瓦当的编年，探讨山顶寺院营造

摘要：中原北方石窟主要以塔庙窟、佛殿窟为主，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仅石窟本体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寺。云冈石窟作为中原北方石窟寺院的代表，周边存在不少地面建筑遗迹，对这些建筑遗迹的研究是全面了解云冈石窟寺院布局的重要线索。本文通过对云冈石窟出土瓦当的编年，探讨山顶寺院营造的先后顺序，并基于寺院整体性这一视角，对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寺院景观进行复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武州山南麓，主要窟龛开凿于北魏时期，集中分布于被两条天然冲沟分割而成的东、中、西三个崖壁上。东区主要编号洞窟为第1～4窟，中区为第5～13窟，西区为第14～45窟。先行研究已经指出，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石窟与印度、中国西北地区的不同，主要以塔庙窟、佛殿窟为主，少见与僧房窟等不同形制洞窟相组合[1]。从功能角度来看，仅石窟本体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佛寺，而在云冈石窟周边存在不少地面建筑遗迹，对全面了解云冈石窟寺院景观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1940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窟前及周边进行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2]，收集的遗物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后由冈村秀典主持整理，报告于2006年出版[3]。20世纪末、21世纪初，云冈研究院（原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石窟内外及周边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探索云冈石窟窟前及周边遗迹[4]。虽然新发现层出不穷，但相关研究尚停留在通过遗迹、遗物探讨文献记载[5]，或仅针对部分资料进行研究[6]。本文基于寺院整体性这一视角，将云冈石窟置入北魏的时代背景中，结合文献及遗迹、遗物对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寺院景观进行复原。

一、云冈石窟出土瓦当的编年

云冈石窟位于北魏时期的武州塞。石窟面对武州川，顺河而上则至左云县、右玉县，再向北至和林格尔县，北魏代国时期的国都盛乐即在此地，故云冈石窟位于北魏时期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处。石窟所在山体顶部平坦，呈台地状，目前地表尚存明代的军堡及烽燧等遗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载“（天会）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7]，表明武州川原始位置接近寺院，金天会九年（1131年）曾将其改道。考古发掘确认第20窟中央台阶向南约21米处存在东西向延伸的北魏时期河堤[8]，可见北魏时期窟前空间的局促。因此，较为平坦的山顶台地更适合大规模木构建筑的营造。根据考古资料，目前洞窟上方台地共有5处地点发现北魏时期的建筑遗址，从东向西分别是西梁遗址，第1窟东约300米处窟顶遗址，第3窟上方遗址，第5、6窟上方遗址及第39～45窟上方遗址，均出土较多瓦件。（图一、表一）陶制瓦件制作周期短，在短时间内可进行大量生产，并且造价低廉，建筑废弃后较少再次利用，是探讨建筑遗址年代时较为实用的对象，通过分析5处地点出土瓦当年代，可推测建筑营造的先后顺序。

图一 云冈石窟北魏时期建筑遗址分布示意图（上为北）

A.西梁遗址B.第1窟东约300米处窟顶遗址C.第3窟上方遗址D.第5、6窟上方遗址E.第39~45窟上方遗址

表一云冈石窟山顶北魏时期建筑遗址出土瓦当统表单位：件

注：表中“瓦当标本类型及数量”一栏中，字母表示瓦当类型，数字表示件数。

云冈石窟山顶出土瓦当纹样以文字为主，当面以“井”字划分成9小格，上下左右分别置入“传祚无穷”或“万岁富贵”四字，中心及四角格内为外带圈线的乳钉纹。5处地点均发现有“传祚无穷”瓦当。（见表一）《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将“传祚无穷”瓦当分为A、B二型，A型文字为规整的隶书，边轮较窄，（图二，1、3）B型字体不规整，边轮高宽[9]。（图二，2）向井佑介以人文研所藏瓦件为基础材料，按照同范瓦范伤的演进，将同范的“传祚无穷”瓦当（即《报告》A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3窟上方出土瓦当，文字清晰，不见范伤，时代最早，并且瓦当背面在与筒瓦接合处刻划位置线的做法不见于其他地点出土瓦件。（见图二，3）第二阶段为方山及第9、10窟前出土瓦当。第三阶段是第39～45窟上方及西梁遗址出土瓦当，带有明显的范伤，或由于磨损而文字不清晰，并且西梁遗址出现了相同文字但字体不规整、雕刻不鲜明的新范（《报告》B型）。第一阶段瓦当的绝对年代早于方山，第三阶段的晚于方山，基于第39～45窟开凿于迁都洛阳之后，所以可能包含太和十七年（493年）以降的制品[10]。虽然此文对这一阶段的划分仍有探讨的余地[11]，但其指出早期“传祚无穷”瓦当的特征，并明确第3窟上方遗址出土瓦件早于第39～45窟上方遗址及西梁遗址。

图二 云冈石窟山顶出土“传祚无穷”瓦当

1、3.A型（第39～45窟上方遗址T511④:21、第3窟上方遗址出土）2.B型（第1窟以东约300米处窟顶遗址T9302:19）

（1.采自《报告》彩版五九，5；2.采自《报告》彩版二六四，2；3.采自《中国北朝における瓦生産の展開》図2-1。比例不一）

对于A型“传祚无穷”瓦当的制作方法，学界有较多探讨，有同范瓦，或使用木范制作等结论[12]。作为探讨的前提，首先需要分析瓦当模或范磨损后对成品造成的影响。模上文字为阳文，磨损会造成字迹变浅、变细。模的破损会造成成品表面出现凹陷，或使文字缺少笔画。范上文字为阴文，磨损则会造成印痕越来越浅、越来越粗。范出现裂痕则会使瓦当成品表面出现新的凸起。第3窟上方遗址出土的A型“传祚无穷”瓦当文字清晰，不见范伤，质量最高。（图三，1）第5、6窟上方出土瓦当与第3窟上方出土瓦当字体、字形一致，应出自同范或同模，但“传”字下部“寸”的点开始与横相接，左上角乳钉纹外圈线下部开始与横线相接，可能是范的破损或成品尚未干燥时被压到造成。（图三，2）与二者相比，第39～45窟上方遗址出土的“传祚无穷”瓦当文字笔画明显更细，乳钉纹也更小，并且部分笔画缺失，如“穷”字“穴”字头部分笔画，应均由瓦当模的磨损造成。第5、6窟上方遗址瓦当左上角乳钉纹外圈线处及“传”字处的范伤（下文简称范伤A）均被保存下来，（见图三，2）此外出现了新的范伤，大部分瓦当在外围圈线右下角处出现范伤（下文简称范伤B）。但带有范伤A、B的瓦当中，部分在“无”字处出现纵向范伤，并且位置不同。有在“灬”部第二点处（范伤C），（图三，3）有在第三点处（范伤D），（图三，4）所以这些瓦并非同范，而是出自同一模所翻制的不同范。由此可以明确“传祚无穷”瓦当的制作使用了模和范。由于瓦当上尚存木纹，所以可以确定瓦当最初的模应为木质。范不止一个，所以陶范的可能性最大。从部分范伤被继承之后又出现带有不同范伤的制品来看，以瓦当成品翻制新范的可能性亦存在。所以文字极为接近的瓦当可能是同模、同范，也可能不同模、不同范。原始文字不变，但制作过程中模、范都在磨损，因此“传祚无穷”瓦当中，出土于第3窟上方遗址的最早，第5、6窟上方的稍迟，最后是第39～45窟上方的制品。

图三  A型“传祚无穷”瓦当及范伤

1.第3窟上方遗址出土（人文研藏）2.第5、6窟上方遗址出土（T20303H2325:2）3、4.第39～45窟上方遗址出土（T511④:7、T528④:6）

（1.采自《遗物篇》図版12-217；2.采自《报告》彩版一五二，2；3.为云冈研究院提供；4.采自《报告》彩版五八，5。比例不一）

需要注意的是2011～2012年发掘的第5、6窟上方遗址除“传祚无穷”瓦当外，还出土了大量“万岁富贵”瓦当。文字书体不同，并且“富”“贵”二字左右位置不定，至少同时存在4个瓦当模或范。这些瓦当背面同样可见与筒瓦相连处刻划的位置线，（图四）这一做法见于第3窟上方遗址的“传祚无穷”瓦当，但基本不见于云冈石窟山顶其他地点的瓦件。“万岁富贵”瓦当见于西侧田[13]、石子湾古城[14]和大同操场城[15]等遗址，是北魏建都平城以来皇家建筑最常见的瓦当纹样，北魏洛阳时代则以兽面纹和莲花纹为主。这些遗址中与瓦当伴出的遗物还有菱形瓦钉、半圆形人面瓦等，从瓦当的纹样到伴出遗物，均仍带有十六国时期的特征。通过瓦当可以看出，第5、6窟上方遗址与第3窟上方遗址时代接近，为5处地点中时代最早的一批建筑。此外，第3窟窟前及窟内均曾零星出土过与第5、6窟上方遗址纹样十分近似的“传祚无穷”及“万岁富贵”瓦当[16]，可能是从窟顶混入的。并且此处两种瓦当有工艺上的差别，“万岁富贵”瓦当胎质细腻、外表磨光，制作工艺明显高于夹砂灰陶质“传祚无穷”瓦当。由于云冈石窟大部分遗址出土瓦当文字为“传祚无穷”，可推测其出现后逐渐不再使用“万岁富贵”，因此第5、6窟上方遗址的营造时间可能略早于第3窟上方遗址。

图四 第5、6窟上方遗址出土“万岁富贵”瓦当和筒瓦

1.T20607④:52.T2080H2365:8

（1.采自《报告》彩版一五一，3与图三一一，1；2.采自《报告》图三一〇，1。比例不一）

第1窟东约300米处窟顶遗址仅出土B型“传祚无穷”瓦当。与A型相比，B型瓦当文字书体不同，并且字迹不规整，瓦当边轮高宽，乳钉纹外圈线不明显，质量明显下降，但尺寸接近，可以混用。西梁遗址并未进行发掘，但在四五十米的范围内采集到A、B两型“传祚无穷”瓦当，从数量上无法看出倾向，二者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共存。第5、6窟上方也零星出现B型，显示出遗址之间的关联性。皇家寺院云冈石窟瓦当纹样以文字为主，而营造于太和十五年（491年）的明堂已不再使用文字瓦当，改用兽面纹及莲花纹瓦当[17]，北魏迁都洛阳之后这两种瓦当更是主流。方山有一系列营造时间相对明确的北魏高等级建筑遗址[18]，除冯太后的永固陵及孝文帝的万年堂之外，陵墓前方的白佛台遗址被认为是太和五年至八年（481～484年）营造的清庙等陵园附属建筑，下方台地的草堂山遗址为北魏时期的寺院遗址，一般认为是营造于太和三年（479年）的思远寺的一部分[19]。方山永固陵地位特殊，营造之后也会多次修缮，因此会混有各个时期的遗物。但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方山所用瓦件最初很可能亦以文字瓦当为主[20]，大部分文字瓦当的乳钉纹外不带圈线，这一特征也见于营造时间接近的思燕浮图（朝阳北塔）等高等级皇家建筑遗址[21]，则方山一系列建筑营造之时文字瓦当仍是主流。所以第1窟以东约300米处窟顶遗址及西梁遗址可能略晚于主要使用A型“传祚无穷”瓦当的寺院建筑遗址，但文字瓦当的使用表明这两处遗址与第39～45窟上方遗址可能均营造于太和十五年前，与主要使用文字瓦当，并有同范瓦的方山一系列建筑的营造时间可能接近。

二、云冈石窟早期寺院布局

通过瓦当编年可看出云冈石窟山顶最早的寺院相关建筑位于东部冲沟两侧，这条冲沟目前被称为龙王庙沟。2011年于第5、6窟上方发掘出一座北魏时期的塔基，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14、东西宽13.30、高2.05～3.30米，踏道位于东南部，塔基上方尚存9米×9米的夯土塔身。第3窟上方遗址仅小规模发掘，发现一处3米×6米南北纵长、由石板堆积的台基，台基东侧残存涂朱墙皮。台基东1.80米处有另一处南北向的石板堆积，向北与东西方向延伸10米以上的石块堆积相接，此外还有多处延续的石块堆积。这些并列的长条形建筑基址，被推测为僧房遗址[22]。遗迹现象反映出云冈石窟最早的地面寺院所采用的可能是僧房与佛塔东西并列的布局方式。这种寺院布局方式可在犍陀罗地区找到原型[23]。目前从龙王庙沟处可登上山顶，道路西侧崖壁尚存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小型窟龛，此处应是北魏时期从石窟区通往山顶寺院区的登山路线，上山后向西是佛塔，向东则进入僧房区。（图五）

图五 云冈石窟原始寺院景观示意图

云冈石窟早期寺院区营造的绝对年代可借助史料推测。《魏书》在不同时期对云冈石窟使用了不同的称呼。《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24]云冈石窟的营造始于沙门统昙曜的奏请，此时最主要的工程是在武州塞为造像而开窟，并未提及石窟以外的建筑。而《魏书》帝纪中有数次帝王行幸云冈石窟的记载，其中最早的一次是皇兴元年（467年）献文帝的行幸[25]，此时云冈石窟的称谓为“武州山石窟寺”或“石窟寺”，被称为“寺”，表明已有官方寺额。北魏建国初即设僧官管控佛教，皇始年间（396～398年），任命赵郡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管理僧徒[26]。天兴元年（398年）在首都平城建立首座官寺，其目的是“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27]，所以北魏佛寺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即容纳僧尼。这所官寺具有塔、殿、讲堂和禅堂等一系列建筑[28]。永平二年（509年）沙门统惠深所立僧制提到造寺条件，“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勅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29]。即造寺的前提是要有50人以上的僧尼，并通过昭玄的审批，私自营造为“违勅之罪”。神龟元年（518年）任城王针对佛寺泛滥的现象重申僧制，并提出将不满50人的小寺中的僧尼并入大寺[30]，可见北魏时期佛寺容纳僧尼这一基本功能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北魏时期官方所建佛寺应具有一定数量的常驻僧侣，从寺院建筑角度来看，僧房是其必要组成部分。此外，北魏僧侣户籍归属寺院，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禁止“私养沙门”，并对违禁者处以严厉的刑罚[31]。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32]，僧侣不可随意离开寺院。而《续高僧传》中“魏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释昙曜传”[33]，即可知沙门统昙曜的僧籍属于“石窟寺”。因此，作为云冈石窟山顶最早的寺院建筑，即龙王庙沟两侧遗址群在467年献文帝行幸之时应已建成，是“石窟寺”的一部分，并已有常驻僧侣。

从空间规划来看，与开窟同步，“石窟寺”的塔及生活区等也在营造。467年昙曜五窟西侧三窟（第18～20窟）的主尊应已雕刻完成，其他洞窟仍在持续施工，僧房区在选址上与石窟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此时，“石窟寺”的寺院景观由东向西分别是上层的僧房、塔，以及下层的石窟区。（见图五）

三、云冈石窟寺院规模的扩大

在早期寺院区营造后，于其西部及东部又展开了大规模建设。在西部第39～45窟上方发现北魏时期的僧房、塔基及窑址。塔基位于遗址东南部，平面近方形，南北长14.50、东西宽14.40、残高0.35～0.75米，踏道位于南侧。塔东、西、北三面均发现围绕的僧房，南部未发掘，具体情况不明。塔与周围僧房以土坯及瓦、石块垒砌的墙相隔[34]。第1窟上方以东约300米处台地上发现一形制特殊的北魏时期佛教建筑遗址，该遗址为方形台基，南北两侧均带有踏道，台基中心残存方座（坛）及围绕方座的石墙[35]。与东区石窟所在崖壁有一涧之隔的西梁遗址并未进行发掘，但在四五十米的范围内散布着北魏时期的瓦件及完整的柱础石[36]，并且2009年在拆除民房时，居民于此处捡到两尊风化石像[37]。由于“传祚无穷”瓦当的出土地点并不广泛，不同类型的“传祚无穷”瓦当又通用于窟顶各个地点，所以3处遗址可能均属于“石窟寺”的寺域。

寺院规模的扩大应与寺院的发展有关。献文帝之后，孝文帝于太和四年（480年）首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其后太和六年、七年、八年连续行幸[38]。此时，民众、官僚等也开始积极参与开凿石窟的事业，是寺院的全盛期。从时代背景来看，北魏佛教自太和年间开始蓬勃发展，《魏书·释老志》曾两次对寺院及僧尼数量进行统计，“自兴光（454年）至此（太和三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39]，自文成复法至太和初，京城平均一寺约20人，地方平均约12人。而从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至宣武帝延昌年间（512～515年），寺院数量已达13727所，并且“徒侣逾众”[40]，寺院总量翻倍，僧尼人数大增，而这一时期僧制规定造寺所需僧尼人数已达50人。作为沙门统住持的高等级国家寺院，石窟寺的僧侣人数应顺势不断扩充，需要营造更多的僧房。《续高僧传·昙曜传》提到“东头僧寺恒共千人”[41]，文献中又常见同样等级的寺院有着近似的房间数或僧尼数，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载帝王所立大型官寺如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42]，景明寺“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43]，永明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44]，瑶光寺“尼房五百余间”[45]。南朝也有同样概念，梁武帝所造大爱敬寺“千有余僧四事拱给”[46]，大智度寺“五百诸尼四时讲诵”[47]，则千人级别的“石窟寺”，正符合其国家大寺的身份。

这一时期石窟开凿的中心区域转移至中部及东部崖壁，如于早期寺院区下方开凿第3窟及第5窟。北魏时期第3窟在斩山开窟阶段即中止施工，第5窟甬道中身着汉式僧衣的僧侣形象表明洞窟的营造一直延续到迁都前后。此外，中部崖壁的第11窟从带有铭文的小龛来看，太和七年（483年）已经开始施工，而到太和二十年（496年）仍在不断进行雕刻。除开凿洞窟工程外，石窟区还进行着在洞窟外立面营造木构窟前建筑、在昙曜五窟外立面整体雕刻小千佛等大型工程。可见进入太和年间，云冈石窟中石窟区的营造极为繁盛，扩大的地面寺院区选址于尚未施工的第20窟以西及第1窟以东的位置，直接将寺域扩展至山顶台地的两端。

四、北魏洛阳时期的云冈石窟寺院

武州山“石窟寺”于太和八年（484年）之后不见于文献记载，再次出现则是在迁都洛阳后，这时官方称之为“灵岩寺”。“景明初（500年），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48]，表明“石窟寺”已有官方新额“灵岩寺”，石窟附属于灵岩寺。从字面来看新额的由来依旧与山石相关。北魏晚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对这一时期云冈石窟的景观有详细描述，“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49]。僧尼不能同寺，基于这一描述可知武州川附近至少同时存在僧寺和尼寺，并且各寺均包含石窟。武州川在今吴官屯村附近开始向东南流，附近有吴官屯、鲁班窑（亦称西湾石窟）等石窟，可能是北魏时期的尼寺所在[50]。从行文来看，东流的武州川北岸区域被统称灵岩，也可证明北魏晚期“石窟寺”已有新额“灵岩寺”。

第5、6窟及第39～45窟上方台地寺院建筑遗址均零星出土有莲花纹及兽面纹瓦当[51]，与寺院主要使用的文字瓦当完全不同，应为补修之遗物。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城中建筑主要使用莲花纹瓦当及兽面纹瓦当，其中兽面纹瓦当仅出现在内城，等级最高，而莲花纹瓦当则分布广泛[52]。云冈石窟出现兽面纹瓦当则表明在寺院不再进行大规模建设的阶段，其皇家寺院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

这一时期开凿窟龛时不再大规模斩山，而是较多地利用现有崖面及洞窟进行雕刻。新开发的石窟开凿区接近地面寺院建筑，如崖壁西端的中小型窟群、龙王庙沟登山路线西侧崖壁上的中小型窟龛、第1窟以东400～500米处的小型窟龛[53]等，反映出寺域不再扩展。这些新开凿的窟龛规模小，位置更便于施工，整体造价更低。整体来看，北魏迁都洛阳之后，虽然寺院地位仍然较高，但檀越主（赞助人）实力下降，云冈石窟的整体实力也随之下降。

五、结语

云冈石窟的营造始于沙门统昙曜奏请于武州塞开凿5座大型石窟。467年随着昙曜五窟的施工，在距石窟区一定距离的龙王庙沟两侧，与石窟配套的塔及僧房等已建筑完毕，此时已经形成一座功能完整的寺院，名为“石窟寺”，昙曜为这所寺院的住持。太和年间，孝文帝频频行幸“石窟寺”，寺院迎来全盛期，开凿了更多大型洞窟，并于西区窟顶营造佛塔及僧房、第1窟以东营造多处建筑，寺域不断扩大。北魏迁都洛阳后，官方已使用新额“灵岩寺”取代“石窟寺”，但其仍为高等级国家大寺。而这一阶段寺域不再扩大，一些中小型窟龛开凿于地面寺院建筑附近，寺院整体实力下降。云冈石窟佛寺的景观在不断变化，最终形成北魏晚期郦道元所描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状态。一般认为北魏时期石窟的开凿“终于正光”，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入侵、六镇起义爆发，之后更是政权更迭、突厥侵扰，直至唐贞观四年（630年）唐廷大败突厥，平城附近才逐渐稳定，对云冈石窟的营造再次逐渐展开[54]。而时人对云冈石窟北魏佛寺的认识已开始模糊，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已将“石窟寺”“通乐寺”“灵岩寺”等称呼混用。石窟寺是一个复合的景观，石窟是寺院的组成部分。石窟作为一种石质遗存，保存时间长，较难毁坏，但与之相伴的木构建筑会随着时间而损毁及重建，位置、规模、建筑形制均会发生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景观也在不断演进中，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动态的解读。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