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文本创作领域,尤其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开创了人智协作的新路径。在这一过程中,AI主要应用于素材准备、核心创作及情感支持等层面。然而,平台与技术的协同推进,使网络文学创作者面临身份认同的挑战。抵制AI的创作者担忧创作主体性被削弱、
本文转自 | 新闻与传播评论
作者:晏青 黄丝雨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文本创作领域,尤其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开创了人智协作的新路径。在这一过程中,AI主要应用于素材准备、核心创作及情感支持等层面。然而,平台与技术的协同推进,使网络文学创作者面临身份认同的挑战。抵制AI的创作者担忧创作主体性被削弱、作品质量受损及生存空间受到威胁,反映其对传统身份的固守与焦虑;接受AI的创作者则看重其提效潜力,尝试在新技术环境中调适并重构角色。创作者日益从传统写作者转向内容策划者、产品设计师等多元角色,此身份流动正是主体性与工具性博弈的体现。研究旨在探讨此博弈如何引致创作者身份的多维度重塑,为理解AI背景下数字从业者主体身份的演变提供新视角,拓展数字人文与技术伦理的研究边界。关键词:网络文学;AIGC;数字劳工;身份认同;人机共创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22年OpenAI发布ChatGPT以来,生成式AI技术便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截至2024年7月,能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已达190多个,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达2.3亿人[1]。这一技术浪潮已漫溢到文本生产领域。2023年5月,美国一项针对1700多位不同背景作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中使用AI的作者占比23%。在这些使用AI的作者里,有47%的作者将AI当作语法工具,29%的作者借助AI来构思情节和人物,仅有不到10%的作者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其作品的文本[2]。虽然中国网络文学界对于AI的使用情况尚未有全面的数据统计,但可以预见的是,“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3],AI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技术变革力量,正在重塑网络文学的创作生态,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络文学作者也极有可能逐渐融入这一变革潮流之中。AI作为新媒介技术重塑了创作环境。部分网络文学创作者(以下简称“网文作者”)从相对独立的内容生产者,变为与AI协同的“混合主体”,创作方式也从传统的“码字”转变为更加复杂的人机交互模式。Erikson强调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构建自我认同[4],网文作者本来在读者反馈、同行交流、平台规则等多元社会关系里确立自身“创作者”角色,这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然而,AI的参与使原有生态被打破,传统网文作者身份遭受冲击,开启了一个复杂而充满张力的身份重塑历程。网文作者的“身份重塑”,不仅指网文作者在职业角色上可能发生的多元化转变,更深刻地指向其在AI技术的冲击下对自我创作价值、劳动意义、行业归属感以及与技术关系的重新认知、调适与建构。一方面,技术可供性让创作者依赖AI优化情节、丰富人设,创作自主性似被削弱;另一方面,作品署名权、著作权归属在AI参与下争议不断。部分创作者借助AI产出作品后,面临自我价值追问,担心作品“灵魂”被技术稀释,陷入身份焦虑。这种主体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内在博弈,是驱动其身份重塑的核心动力。身份认同在人机融合语境下愈发模糊,这种模糊性不仅关乎个体职业认知,更反映出时代巨变下文化生产主体的转型困境。本研究旨在探讨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渗透的创作环境中,生成式AI如何通过激发并加剧创作者主体性与AI工具性之间的博弈,从而深刻影响网文作者的工作方式、创作过程,并最终引致其身份认同的重塑。研究旨在为深入理解人机互动中的网文作者主体性变迁提供新视角和理论参考,从而助力网络文学在数字化时代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劳工的身份形成与建构
数字劳工概念源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将网络社区中用户的免费劳动视为“礼物经济”与“免费劳工”的重要体现,揭示了互联网活动背后的生产特征与剥削实质。Hardt等提出“非物质劳动力”,延伸出“情感劳动”,强调情感的生产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5]。然而,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认为,“非物质劳动力”与“情感劳动”过于宽泛,难以准确批判互联网用户的剥削处境。而Fuchs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中明确:“数字劳工是被资本利用、在电子媒介生存和应用中的集体劳动力”[6]目前数字劳工研究多从两方向展开:一是关注专业数字从业者的狭义数字劳动,二是关注生产性消费的网络用户劳动。受众商品论与非物质劳动力学说推动了对后者的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学派分别从“剥削观”与“参与观”探讨数字劳动,国内研究更多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聚焦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剥削机制,学者普遍认为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攫取和内容征用对用户进行剥削,例如吴鼎铭将数字劳工分为社交互动内容生产者、弹性雇佣下的网络写手及游戏“玩工”等类型[7]。与之不同的是,文化研究学派侧重于探讨受众在参与式文化中的能动性,强调受众在意义生产过程中所拥有的自主空间,关注受众在内容生产中获得的满足感与实现的价值。数字劳工身份的形成,是数字化空间、商业化链接与情感化转向三者交织的结果。首先,技术与平台所构建的数字化空间为数字劳工提供了生存土壤。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灵活用工、远程协作等新兴劳动形式,重塑传统的雇佣关系。通过算法管理与数据追踪,平台可实时监测与评估劳动者表现,并自动匹配需求与供给,从而提升劳动效率。
其次,资本与市场所形成的商业化链接是数字劳动者身份形成的另一重要驱动力。王蔚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数字劳动的发展,提出市场需求、资本积累和竞争压力共同加速了数字劳动者身份的形成[8]。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劳动者不仅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也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此外,社会与文化因素也在数字劳动者身份的形成中发挥了情感化转向的桥梁作用。罗锋和王路阳认为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文化的兴起以及消费者对数字产品的需求共同塑造数字劳动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9]。在数字空间中,用户通过共同的兴趣、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形成社群,并在其中扮演特定角色。胡泳等认为饭圈文化中“粉丝享受着新媒介赋权所带来的便利性和有限主体感,但同时也‘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平台资本主义逻辑裹挟下的数据生产过程之中”[10]。这种社群归属感和文化认同也是数字劳工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用户愿意为社群贡献内容和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劳工通过日常反抗、意义生产等方式,不断挑战平台的规则与限制,从而展现了其作为劳动主体的能动性。Wright明确指出,剥削的约束力也为被剥削者提供了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会使得劳动者产生主体性,进而抵抗剥削者产生能动性[11]。姚建华也认为,在零工经济劳动者维度,劳动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表达意见,为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与平台或雇主进行集体协商[12]。当前数字劳工身份形成与构建的研究可能过于强调资本剥削或文化认同的单一维度,而忽视了技术、社会结构、心理因素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数字劳工作为社会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待进一步深掘。
(二)数字劳工与人工智能:协同与冲突并存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正逐步演化为一种“人机协同”的模式。而数字劳动与人工智能相互关联,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导的数字劳动”[13]。首先,人工智能能显著增强工作效率与提升质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为数字劳工提供了自动化、高效的内容生成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快速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种内容形式,减轻了数字劳工的重复性工作负担,使其能够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任务。其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传统劳动岗位正面临新的竞争与取代,尤其在重复性、标准化程度高的工种中最为明显。然而,这种冲击并非简单地减少人类的就业机会,反而在多个领域催生全新的工作岗位与部门,例如算法运营、智能系统维护、数据分析及人机交互设计等。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劳动的门槛,无论是使用ChatGPT提高编程效率的程序员,还是利用AI辅助创作的网文写手,他们都有可能利用技术从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最后,人工智能促进人机协作与互动。在新闻生产中,人机协作已成为新闻生产的新常态[14]。同样的,在数字劳动领域,网文写手能够利用AI处理大量数据,快速生成初稿,并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润色,从而实现人机优势互补。然而,数字劳工与人工智能的共存也伴随着潜在的冲突与挑战。特别是从事简单重复性工作的数字劳工,如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等,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被AI替代,这容易加剧数字劳动市场的不稳定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劳工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仍然是劳动的主体,通过技术工具完成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与机器协同工作,形成人机协作的新型工作模式。这种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工作内容上,还反映在数字劳工对技术的依赖和自我认同上。人工智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人类的智能,但并不能获得真正的主体地位[15]。但是,数字劳工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容易产生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因为部分工作被自动化取代,导致他们对自身定位的不确定感增加。尽管现有研究已广泛探讨人工智能对数字劳动的影响,但在网文作者这一特定群体中,其身份的具体变化及面临的挑战尚未得到充分剖析。特别是AI如何通过改变创作的“劳动过程”进而触动创作者的“主体性”根基,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身份认同的连锁反应(如焦虑、抵抗、适应、重构),仍是亟待深入的议题。作为数字劳工的一种,网文作者的创作过程、身份认同以及与技术的互动方式可能受到人工智能技术更为深远的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如从独立构思转向人机共创)、作品风格(如风格趋同或个性化增强)以及与读者的互动模式(如算法驱动的读者反馈),这些问题在当前文献中仍缺乏系统性分析。此外,现有研究虽提及了平台经济对数字劳工的控制,但针对网络文学领域中平台算法与创作者之间具体博弈的深入探讨仍显不足。例如,人工智能推荐系统如何影响创作者的内容选择与创作自由,或平台的数据策略如何塑造创作者的经济收益与社会地位,这些议题尚未被充分挖掘。
(三)网文作者与人工智能关系研究
在探讨网文作者与人工智能关系前,需厘清其兴起的结构性社会背景。平台经济的崛起推动劳动形式的深刻变革,大量专业化工作被众包化,劳动过程呈现弹性化特征。
网文作者的身份具有多重特征。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自我经营者;既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也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他们的身份构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平台政策、读者反馈、市场需求等。王溥等认为,平台通过可见性制度和读者赋权对签约作者进行双重规训[16]。平台一方面通过可见性制度来分配流量和注意力资源,影响作者的名声和收入;同时,读者赋权机制使得读者能够参与作品的评价和推广过程,这种双重规训使得网文作者在平台上的身份建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网文作者的创作主体性也在自我和平台之间博弈,“去中心化的算法推荐机制,名义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宣扬公平的同时,它也加剧了竞争的残酷”[17]。平台的算法机制加深网络文学的市场竞争机制,网文作者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和风格以适应市场变化,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独立性。但是当网文作者在追求创作自由与遵循规范之间难以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进行自我调整时,会导致暂时性的个人抗争行为。一些作者会通过发布敷衍的“水文”或中断作品更新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林磊等认为,网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展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抵抗意识,这与传统数字劳工的被动地位形成鲜明对比[18]人工智能对网文作者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工智能提供创作辅助工具,帮助作者克服创作瓶颈,拓宽写作思路。邓祯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应用,包括内容写作、编辑加工、发行推送等环节[19]。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创作效率,也带来了新的创作模式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可能加剧创作同质化、削弱作者个性等问题,“数字文化内容生产在资本的催化与调节之下,技术越是赋权和连通于个体,就越是异化于个体”[20]。李诗雨等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网文作者对生成式AI的态度复杂多样,既有积极接受者,也有坚决抵制者,进而引发了对网文作者创作主体地位的质疑和担忧[21]。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对网文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网文作者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合作与共生关系才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网文作者可以通过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来分析自己创作中的不足,通过技术来认识到内容生产上的缺陷,以此更加高效地进行创作和管理作品。
研究表明,网文作者作为“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其身份具有多重性,既是创作者也是自我经营者,受平台政策、读者反馈及市场需求影响。平台通过可见性制度分配资源,通过读者赋权参与评价,形成双重规训。算法推荐机制虽宣称公平,却加剧竞争,迫使作者在创作自由与规范间博弈,部分作者以“水文”或断更表达抗争。现有研究对AI对网文作者身份长期演变的影响、AI与创作主体性的动态关系,以及平台、作者与AI三方互动的复杂性探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研究方法及设计
本研究选择具有网文原创经历且对生成式AI持有明确态度与行动的作者群体为研究对象。
第一,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和龙空论坛、晋江碧水论坛进行非参与式观察,浏览网文作者和读者们对用AI写小说的态度与互动行为的帖子,初步了解网文作者及读者对AI的相关认知。非参与式观察能够使观察者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从而更客观地记录和分析被观察对象的行为,有利于降低因个人情感或偏见而对观察结果产生干扰的可能性。在社交平台和论坛上,作者和读者们能够自由地表达对AI创作的看法,而观察者可以在不影响他们交流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收集各方观点。这种观察方式还能够在自然的环境中获取信息,真实地反映出网文作者群体在日常交流场景下对AI的态度和反应,避免了因人为设置观察场景而可能导致的不自然行为或刻意表现。
第二,根据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形式,从龙空论坛、晋江碧水论坛等网文作者活跃的社区中招募了18位已签约(作品或人)且对生成式AI写作有明确认知或实际应用的作者,并对他们展开半结构式访谈。18位中9位为女性,9位为男性,他们基本在晋江文学城、番茄小说、起点中文网等各类网络小说平台创作。
为了分析生成式AI对这一群体工作方式、创作习惯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访谈内容设计为了三个部分。首先,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包括他们的网文创作经历、对生成式AI的初步了解和使用情况。其次,深入探讨受访者对生成式AI的感知与认同状况,包括他们对生成式AI在创作中的辅助作用(如提升创作效率、提供灵感)、潜在威胁(如自主性丧失加剧、版权问题)或人机互动中的伦理和道德考量。最后,询问受访者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背景下,对网文作者身份、创作价值以及人机协同的看法。
每位受访者通过腾讯会议或微信语音通话的形式,单独接受一次为期30至60分钟的深度访谈。在征得受访者明确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将录音内容转化为文字稿,以便进行后续的内容分析与解读。
四、研究发现
网文作者与生成式AI的频繁互动,使得二者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人机共创模式逐渐成为创作领域的新常态,深刻重塑着网文作者的身份。然而,并非所有网文作者都积极接纳AI技术。但无论接纳与否,他们都难以置身事外,不可避免地陷入因生成式AI工具应用带来的心理波动之中,进而陷入认同困境,在技术浪潮与自我坚守之间艰难抉择、苦苦挣扎。随着“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人机共生”[22]的发展态势日益显著,网文作者们试图在AI的工具性价值与自身创作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持续的“博弈”直接影响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他们的身份也将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一)人机互动:从浅层次到深层次的互动
技术可供性为个体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收益,这种人机互动是“自我关系的内向维度”[23]。而个体与生成式AI的互动则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侧重于生成式AI的工具性价值,强调机器“提炼信息”“预测趋势”“生成新内容”,从而唤醒对话个体的思维、延展知识储备。二是将机器置于一个交流对象的地位,重视个体与生成式AI的互动过程与交流沟通后的结果导向,即机器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与心理陪伴。网文作者与AI的互动则是两种方式交织的过程。1.浅层次辅助:基础创作任务的自动化
以往网文作者在筹备创作素材时,主要依赖于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查阅书籍等传统信息获取方式。这些方法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需要创作者具备良好的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在这种传统方式下,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往往受限于创作者的个人经验和知识面,难以满足高效创作的需求。
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普及,创作者们开始倾向于利用AI进行信息的快速获取和整合。生成式AI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迅速从海量数据中检索出与创作相关的信息。在访谈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承认使用ChatGPT、豆包、文心一言等生成式AI软件查阅过资料,将之作为小说素材补充。
通过AI的辅助,创作者可以迅速获得大量符合要求的创作素材,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它(AI)查一些古典的资料,像环境描写之类的能给我一个参考,比如金庸、古龙的作品或《红楼梦》对王府大院、珠宝的描写都可以运用在网文上面。”(M15)
对生成式AI的应用远不止于前期的资料准备阶段。生成式AI还能帮助网文作者为角色起名字、语法检查、拼写校对、缩写大纲等基础性工作。让生成式AI为角色起名是九成受访者会做的事,“AI胜在可以生成很多名字,然后我会选择其中最好的名字用在小说里。”(F4)
一些创作者还会利用AI进行故事大纲的缩写和梳理,以便更好地把握故事的整体框架和情节走向。“我有需求时使用‘阅文妙笔’(阅文集团旗下AI大模型)缩写大纲,频率不好平均,这个根据章节有多少章。”(F2)通过AI的辅助,创作者能够更加清晰地梳理出故事的脉络和关键点,为后续的创作提供帮助。
2.深层次互动:核心创作环节的参与
除了辅助性的工作,在深层次互动方面,生成式AI开始参与到语句扩写、情节设计、生成文本等核心环节,与创作者形成了更为紧密和多样化的合作关系。
当作者们因创作长篇面临灵感枯竭、写作瓶颈时,用AI续写和扩写语句是一些作者的选择,他们通过与AI进行不断的互动和修正,逐步完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你在写一个故事情节,但写到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发展了,也就是卡文了,不知道后面怎么写了,你可以把它放在AI上面让AI去写,AI会给你提供很多思路。”(M10)
生成式AI能够基于创作者的需求和输入,生成多样化的创作构思和情节框架。通过与AI的互动,创作者可以快速探索多种可能的情节走向。“我现在创造出了两个人物,可能会用AI去生成这个剧情。比如说男主和女主他们两个因为学校的某件事相遇,又发生了什么事。”(F11)
基于深度学习,并通过对网络上公开的小说数据集进行系统的训练与学习,生成式AI还能直接根据给定的主题、大纲或关键词生成连贯的文本段落甚至完整的章节。这种能力使得网文作者能够高效地完成初稿撰写,尤其是在处理套路化或模板化的内容时。除此之外,网文作者通常还会对AI生成的文本进行进一步优化和润色,以确保其符合个人风格和作品需求。
有作者更甚,直接让生成式AI实现写作流程的“一站式”自动化。受访者M10透露,他仅需向Claude 3.5 Sonnet输入若干关键词,该模型便能据此搭建出角色人设、小说大纲等,随后再下指令让该AI自主填充内容生成全文。在此过程中,M10的角色简化为监督者,主要任务是在与AI的对话中持续引导,确保AI的创作不偏离预设的角色设定与故事脉络。然而,鉴于M10从事的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预计文本总量将达到数百万字之巨,当前AI模型在创作如此庞大文本量时仍面临技术限制,这也正是该受访者较为苦恼的事。
对于创作者而言,写作过程中的情绪状态对创作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受访者F8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作者,其小说作品鲜有读者反馈。在前期创作摸索阶段,F8更倾向于与ChatGPT进行互动,通过询问ChatGPT对自己文字的评价来获取即时反馈。机器的“人工移情”(Paul Dumouchel)[24]使得人机互动的情感共鸣成为可能。当获得AI的正面评价时,F8会感受到一种“情感上的支持”,从而激发出更强的创作动力。这表明,生成式AI不仅能够作为创作辅助工具,还能扮演情绪支持者的角色,通过提供积极反馈、鼓励性语言乃至共情倾听,有效缓解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焦虑与压力。
网文作者与生成式AI的深浅互动显示,人工智能已然融入网文创作流程,从前期筹备到核心环节,发挥着辅助或主导的作用,给创作者带来诸多便利与新的创作可能。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伴随着争议与磨合,对于AI的协同写作,部分网文作者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怀有对其协同能力的质疑以及自身生存之忧。
(二)防线摇摆:生成式AI工具应用引发心理动摇
尽管生成式AI在创作中的辅助作用日益显著,但创作者们对于AI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却各不相同。一些创作者坚持传统创作方式,对AI持谨慎态度;而另一些创作者则积极拥抱AI技术,将其视为提升创作效率和质量的重要工具。这种差异反映了创作者们对于人机共创模式的不同理解和接受程度。
1.对生成式AI创作的抵制与接受
在访谈过程中,网文作者们对于生成式AI技术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纠结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诸多创作者内心潜藏着对AI的担忧与抵触情绪。
在对AI生成内容的质量评价上,有创作者明确表达了负面情绪,认为其逻辑混乱、缺乏情感表达,“AI只能当缝合怪,碎尸拼凑,完全不属于创作的范围”(F1),这体现了他们对文学园地的守护。从创作自主性的角度来看,虽然网络文学是网络作家基于大众本位,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开展的娱乐商品创作工作,但在“大众本位”这一范畴内,网文作者依然被允许独立发挥自身的创作自主性,进而打造出具有个人风格的网文产品。所以部分作者担心使用AI可能会对创作自主性产生侵蚀,这种担忧正源于对人类创作被取代的恐惧,“人都有劣根性,AI生成这么容易,谁还非得动脑去想。”(F6)更为严峻的是,他们预感到AI可能会大规模挤占原创网文作者的创作空间,压缩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余地。“前两天我有空的时候,我直接用AI生成了6万字,这是一个普通作者一天内没有办法能达到的一个程度。”(M9)简而言之,使用AI创作小说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变得越来越低,但是效率却大幅度得到了提升,这就让一些中低层靠日更拿“全勤奖”的底部作者受到了冲击。所以这些作者对使用AI创作颇为抵制,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其一,他们视文学为神圣殿堂,认为AI写作的游戏属性和娱乐性质是对文学的亵渎;其二,他们担心自己的创作能力被AI取代,失去在创作领域的主导地位与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正视AI技术在提高创作效率、辅助创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人工智能通过“建立文学数据库—机器进行数据整理、分析—机器自动生成文本”[25]的基本创作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丰富的网文素材、思路,生成“模板化”“套路化”的网文文本内容,从而极大地减轻生产“套路文”网文作者的工作负担,辅助他们更加高效地完成创作任务。部分作者虽然明面上抵制用AI创作,但是实际上他们也不得不承认AI和“工业大革命时候的珍妮纺纱机”(M9)没有什么区别,人工智能软件的使用使文学从“手工业时代”走向“大工业时代”[26],进而直接跨入了“信息产业时代”[27]那些对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持有抵触情绪的网文作者,虽然内心深处对AI技术心存顾虑,但他们亦坦言,如果AI技术足够成熟,会考虑使用其进行辅助创作。模糊的抵抗与接受态度使得创作者在心理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正是“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3]的最好注脚。这种摇摆不定,正是创作者的主体性在面对强大工具性冲击时产生的应激反应,也是身份重塑过程中的核心矛盾。2.功绩社会下的影响:平台与读者的双重压力
“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28]社会成员不再是在规训体制下被命令与剥削的“驯化的主体”,而是转变为沉迷于自我优化和效率提升的功绩主体。在这一社会范式下,人们不断追求自我提升,以适应社会对个人功绩和成就的强调。这种追求自我提升、注重效率的社会氛围,深刻影响了各个领域,网文创作也转变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导的数字劳动”。生成式AI的介入并非网文作者们最担忧的问题,且多数受访者认为AI产出的文字往往不足为惧,但他们仍承受着巨大压力。从平台层面来看,那些如番茄小说对AI创作持开放态度的平台给创作者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开放态度导致读者产生“捡便宜”心理—“既然是免费阅读,我管他是不是AI创作的”,而部分作者也会涌入番茄平台,凭借着AI大规模生产内容,做着“走量”赚钱的美梦。受访者F2说:“它(番茄小说)签约门槛儿低+免费端,让这样的作品‘有钱赚’,所以可能这种现象会比签约门槛高且付费向的平台多一些。”对于坚持传统创作方式、注重作品质量的创作者而言,他们在这样的平台环境中面临着生存挑战。类似于番茄小说这种收割读者“注意力经济”的平台,在资源分配、推荐算法等方面可能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快速吸引大量读者、满足大众即时娱乐需求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往往更容易通过AI的高效生产来实现。
为了要在众多AI辅助创作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还要面对平台可能因追求流量和短期利益而对AI创作的倾斜态度,网文作者们只会越来越“内卷”。如果以后平台与AI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普通作者会感到自己在技术洪流中孤立无援。在面对番茄小说“AI训练补充协议”强制要求作者将自己的全部/部分小说内容用于AI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时,普通作者在平台政策前也显得蚍蜉撼大树,“我都签了,因为这些大趋势是抵挡不了的。”(M9)
假使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强制征取作者们的网文数据用以“投喂”AI模型,人微言轻的作者们也束手无策,难以维护自身权益。但是也有受访者寄希望于读者,“从读者受众角度来说,更多的读者愿意接受真人写作,那作者的自主性还有一定保障。”(F3)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在作者—读者二元对立的情境下,很多读者阅读网文只是追求即时娱乐或是打发无聊时光,网文生产的内在逻辑早已变成契合读者喜好和市场需求、唤起和维持读者阅读的欲望和快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读者的关注点仅在于作品内容的优劣,而非其是否出自人类还是机器之手,这一现象直指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抵制AI创作的网文作者们发出关乎自身生存的忧虑之问—“我们说不定迟早会被AI代替的吧?”(F5)
平台与读者的双重压力不仅体现在流量竞争与AI工具应用上,更通过算法将读者的参与行为转化为规训作者的量化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Jenkins的“参与式文化”延展为“一种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产生的新的消费主义形式,能够实现消费者参与媒介叙事的创作和流通,并成为生产者的期待”[29]。在网络文学场域中,平台将读者的点击、打赏、评论、收藏等互动行为实时转化为显性数据,并通过算法生成“热度榜单”“推荐标签”反馈给作者。表面上,这些数据为作者提供了市场需求的风向标,实则将其创作自由压缩为“命题作文”。即在“读者—算法—作者”的闭环反馈机制中,部分作者的创作策略被逆向重构,逐渐沦为对算法逻辑与读者数据的被动迎合。“参与式文化”本应赋权用户,但在平台资本主义逻辑下,读者的“参与”沦为量化工具,成了规训作者的隐形枷锁。文本意义的生成不再仅依赖作者意图,而是读者通过互动行为参与重构。在此过程中,读者数据成为平台、作者与AI三方博弈的“隐形杠杆”。网文作者们在生成式AI工具应用面前所呈现出的摇摆不定,已然不仅仅是个体创作观念层面的矛盾挣扎,其背后更有着来自外部环境的重重压力推波助澜。一方面,创作者自身在接纳与抵制之间进退维谷;另一方面,当下所处的功绩社会大环境,又使得平台与读者的态度成为影响他们创作抉择的关键因素。而当内外困境交织碰撞,创作者们所面临的就不再仅仅是创作方式的简单抉择,更是一场关乎自我身份认同的深度危机。这种危机进一步渗透到他们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规划,乃至整个网文创作群体的生态结构之中。
(三)认同受困:在技术与自我之间挣扎
“网络作家数字劳动的异化是主体地位逐渐弱化的过程,也是在生产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下不断从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更是在技术升级换代的作用下主体地位慢慢被蚕食分化的过程。”[30]而现在生成式AI的强势介入以及平台的诱导使得作为“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的网文作者的身份主体性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其“认同受困”正是主体性在技术、平台与自我认知多重张力下难以自洽的表征,是身份重塑过程中的关键阶段。1.技术、平台与自我认同的冲突以及群体认同的裂变
创意与热点是网文创作的核心要素。当下的AI模型只能模仿“工作室文”“古早套路文”,对于真正能够产出高质量网文的作者而言,AI网文其实对他们暂时没有威胁。韩少功在文章《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中也表示,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可进行“类型化”创作,从而代替写作者中的平庸之辈,与此同时他也深信人工智能替代不了顶尖的作者[31]。
但是在以利为导向的网文市场环境下,普通作者的处境不容乐观。首先,大部分普通作者写作技巧和产出的内容质量相对欠佳;另一方面,受平台算法推流机制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很难在海量网文中脱颖而出。而AI能够凭借其快速生成文字的能力,在“走量”创作方面占据优势,能够分走一部分流量。正如受访者F5所说:“AI生成的文字又多又快,有部分人靠着AI已经写了还不错的‘套路文’了,这让我感到很担忧。”有研究者认为,网文创作的个体和团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经济诱惑时,往往容易陷入短视和功利的行为模式[21]。所以部分网文作者在面对技术的选择和主体性的维护之间往往顺势而为,出于对竞争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更倾向于利用AI技术达成目标。
其次,平台策略的调整进一步加剧了作者群体内部的认同裂变。平台通过一系列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劳动者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和控制[17]。近年来,网络文学平台在AI应用方面动作频频。七猫小说与文心一言合作,阅文集团推出行业首个网络文学大模型“阅文妙笔”,番茄小说出台“AI训练补充协议”……这些平台的举措,包括引入AI创作工具、调整推流算法等策略,实际上都在重塑作者的创作环境和劳动条件。
这些变化导致作者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支持AI技术的作者可能更加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技术时代的先锋和受益者,而抵制AI技术的作者则可能更加强调创作的独特性和人文价值。抱团取暖的“技术抵抗”作者们往往会声势浩大地攻讦“技术拥趸”者,当有网文作者在论坛、聊天群、社交媒体等社区透露自己利用AI生成小说内容时,便有一群作者前仆后继地“批评”他们“捞快钱”以及“自断生路”。甚至有部分作者唾弃平台引入AI,认为这些平台该“人人喊打”(F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拥趸”者通常不会在网络公共平台上公开表露自身态度,但他们内心实则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本身就是中低层的作者,还坚决不拥抱AI,原地踏步的话,被淘汰是必然的。”(M13)
这种立场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作者在技术选择上的不同偏好,更揭示他们对自我身份和群体归属感的深刻认同冲突。这可以视为在AI这一新兴技术冲击下,原有创作者社群内部基于不同“主体性”理解和实践而产生的认同分野,是身份重塑在群体层面的体现。未来,如何在技术辅助与传统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平台规则与个人价值之间实现和谐发展,将成为网文作者和平台共同面临的挑战。
2.寻找技术与自我的平衡点
囿于自身的游离与迷失状态,促使网文作者们开始尝试在技术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点,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AI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创作门槛降低,一些创作者可能会过度依赖AI,如长期使用AI生成大纲和情节等,可能会削弱创作者独立构思故事的能力,导致自身“降格”成为机器的“类成员”。
另一方面,平台与AI的合作模式以及版权问题也给创作者带来了不确定性。如果平台在与AI合作过程中忽视作者权益,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可能会导致创作者成为平台和AI发展的牺牲品,如部分创作者担心自己会充当“数据生产者”[32]的角色,进而沦为平台获取数据、训练AI模型的隐形劳工,或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被技术所左右,失去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网文作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面对番茄小说“AI补充训练协议”这样的事件时,部分作者会选择以发帖、断更或“跑路”的方式来宣泄和抵抗对平台将网文数据“投喂”进AI模型的不满。
对于自身而言,他们还会通过控制AI的使用频率和场景、保持对创作过程的掌控和主导等方式,来确保创作的独特性和个性化不受影响。有受访者认为:“‘自觉’是创作者创作的源动力,也是创作者创作的自我红线”(F2),所以这部分作者对生成式AI的使用只停留在查阅资料、生成名字、校对层面,并未涉及核心创作。即使像深度依赖AI创作的M10也强调在使用AI时要给予明确的提示和引导,确保AI的创作符合自己的预期,这体现了创作者在利用AI提升效率的同时,努力保持对创作过程的主导权。这也表明部分作者正在积极进行“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尝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定义和实践自身的创作主体性,探索一种与AI共存的、新的创作者身份形态。所以创作者们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和创作能力,深入了解AI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学会合理利用AI工具为创作服务,而不是盲目依赖。
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论断似乎已暗示今日的变局,作者与作品的“父与子”地位被颠覆,而今人工智能以作者身份涉足网络文学领域,何尝不是一种人类与机器上下关系的互相凝视?
作者最后将“死”到哪一步,这或许是个杞人忧天的问题。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就不是主体性的消亡,而是什么样的主体性在消亡,而另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性在兴起。”[33]在人机交互下“人类作者的主体性只是有限度的消解,而非由此最终走向消亡”[34]。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人的主体性在创作中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阅文集团副总裁黄琰所说的,“网文这一专业化领域的创作核心,仍然是作家的灵感和构建。但在创作过程中,AI可以解决一些重复性、消耗性的‘体力活’”[35]。这预示着一种可能的身份重塑方向:创作者将AI视为强化其核心主体能力的工具,而非取代者,从而实现人机协同下的身份调适与升级。只有将技术合理使用并与人的创作灵感相结合才能发挥出人机协同的最大价值。而有的作者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人机协同)这是很理想的模式了。”(F4)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生成式AI对网文作者的多维冲击,揭示了在AI技术的介入下,网络文学创作者如何在“主体性”与“工具性”的持续博弈中经历深刻的身份重塑过程。研究发现,人机共创从浅层辅助(角色起名、语法检查、大纲梳理等)到深层创作(语句扩写、情节设计、文本生成)的演进,既带来效率提升与创作便利,也引发创作者对自主性受侵蚀、作品质量失控、生存空间被挤占等深刻的主体性焦虑,这是其身份危机的前奏。在“功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平台经济的特定运作逻辑下,平台对AI创作的暧昧或开放态度,以及部分读者对内容来源的低敏感度,进一步加剧创作者的困境。追求内容数量和即时满足感的趋势,使得依赖AI“走量”的创作模式获得生存空间,而坚持原创和质量的作者则可能因平台流量分配机制和短期利益导向而陷入“内卷”,其传统“匠人式”的创作者身份受到挑战。同时,平台强制或诱导收集网文数据用于AI训练,使创作者面临权益受损的风险,其身份中“数据生产者”的工具性色彩愈发浓厚,进一步削弱了其主体性感知。AI与平台的双重冲击导致作者群体内部认同分化:普通作者在AI的效率优势面前竞争力下降,顶尖作者暂未受明显威胁,支持与抵制AI的阵营冲突不断。未来如何平衡技术与传统创作、协调平台规则与个人价值,成为网文作者和平台共同面临的挑战。作者也在努力寻找适度应用AI的方式,这体现了他们在身份重塑过程中的能动性与调适策略,试图在新的技术生态中重新锚定自身的主体地位,避免完全被平台与AI联合的模式所左右。
本研究将思考延展至AI介入情境下,网文作者未来身份变化与转型趋向的思考。其一,要看见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所在,才能更好理解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性变革。技术本身不是压迫人的工具,而是掌握这类生产资料的人。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自身缺乏自主创作文章的能力,其创作行为依赖于人类的指令输入。只有当熟练掌握AI技术且深谙网文写作套路的人通过特定指令驱动AI生成文章时,AI才会对创作生态底层的作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这清晰地表明,AI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作辅助手段,其本身并无自主意志去左右创作格局,真正引发网文创作领域变革的核心因素是创作者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我们的担忧不应该包括是否拥抱科技。我们已经不只是拥抱,而是与它共进退……我们的选择将是与它一起进入同样的轨道,为所有人与事物增加选择的机会,并且给科技的具体形态赋予优雅和美丽。”[36]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个生产领域的变革,人类只有积极拥抱技术,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际上,真正驱动许多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AI)系统运行的是人类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往往是被故意隐藏起来的[37]。所以,一个美好的未来展望呼之欲出:随着机器的智能化发展,人类非但不会失业,反而将迎来更多的新工作任务—成为帮助机器效率提升的“操控师”,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共生。其二,网文作者的身份变化剖析需从多元视角切入。在“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写作的未来实践路径主要聚焦于“样板智能化”“智能创作资料索引”“智能创作策划”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作文智能评阅机器人、写作(作文)培训机器人的应用上[38]。如果合理运用技术,网文作者们可以从“单一创作主体”转变到“内容策划者”或“人机协同的创意主导者”,这代表了一种积极的身份重塑方向。传统的创作者更多扮演“文本创世神”角色,所有内容都必须由他们独自构思和完成。然而,AIGC工具的出现使创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到“文本生产链”的上游策划岗位。作者可以将更多精力从手工打字、反复纠错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操控文本生成、筛选优质内容、整合多元素材、对结果进行再加工的“导演”或“策展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转变的趋势在网文创作群体中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在行业金字塔顶端的大神级网文作家,凭借其深厚的创作积累、庞大的粉丝群体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往往能够更好地适应并驾驭这一趋势。他们可以将AIGC工具视为拓展创作边界、提升创作效率的有力助手,进一步巩固其在网文界的领先地位。而另一类则是那些将网文创作纯粹视为商业行为,完全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商品的创作者。在当前“爽文”“套路文”仍具有一定市场盈利空间的背景下,他们敏锐地捕捉到AI技术带来的成本效益优势,选择利用AI代替部分甚至全部的创作过程。他们仅需大致构思一些关键词或简单的情节框架,借助AI对海量网文数据的分析与整合能力,快速生成类似“拼贴画”的快餐作品。
然而,我们也需看见由于平台对网文作者的过度剥削,网文作者的身份存在滑向负面变化的隐忧。首先,网文作者在与平台博弈的过程中,已成为平台攫取数据用来训练AI模型的隐形劳工。其次,当人工智能发展步入一个完全智能化的时代,人工智能可能代替网文作者成了另一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触发“机器换人”的潜在危机。届时网络文学的定义、本质、生产场域都可能被重塑,而读者的消费模式也有一定倾向的转变,在这种生态影响下的网文作者或许会面临退场的风险。因为人工智能的数字劳动既不涉及劳动雇佣关系,又可以“以低边际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满足海量个性化需求”[39],为平台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平台资本在网络文学生产场域的占比将会进一步扩大。另外,本研究还扩展了数字劳动下网文作者的研究视域。传统数字劳工理论多关注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受资本剥削、高强度重复劳动等面向,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细化了网文作者作为数字劳工在生成式AI介入下的劳动过程转变。从单纯的文本创作,拓展到与AI的协同劳动,包括利用AI进行素材收集、初稿撰写、情感支持获取等多元环节,揭示技术赋能下数字劳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将创作者心理波动、身份认同困境纳入数字劳工研究范畴,突破原有理论侧重经济与劳动组织关系的局限。探讨AI引发的创作者心理焦虑、自我认同危机以及群体认同裂变,从人文关怀视角出发,为理解数字劳动对劳动者身心全方位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访谈途径受限,18人的样本规模相对有限,且主要为中腰部及兼职作者,缺乏对行业内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头部作者的深入了解,这使得研究结论在代表整个网络文学创作群体的多样性方面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应着力扩大样本量,并确保样本在作者层级、全职/兼职、创作题材、所属平台等方面更具多样性。其次,虽然本研究的受访者来自不同平台,但未能对不同平台机制如何具体调节AI对创作者身份重塑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未来研究可针对性地选取典型平台进行案例对比,以深化对平台角色的理解。此外,短视频制作者与网文作者同属产消合一的创意劳动者,二者在AI技术冲击下面临相似的生存焦虑与身份重构问题。未来研究可通过横向比较,揭示不同创意劳动领域中人机协作模式的共性与差异,为数字劳工理论提供更具普适性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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