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看到Labubu——这个牙齿尖尖、眼神空空、表情丧丧的艺术玩偶,我的感觉是“怪可爱”。一般来说,可爱和怪是对立的,但是Labubu族群把可爱和怪弄到一起了。
第一次看到Labubu——这个牙齿尖尖、眼神空空、表情丧丧的艺术玩偶,我的感觉是“怪可爱”。一般来说,可爱和怪是对立的,但是Labubu族群把可爱和怪弄到一起了。
怪可爱,也可以达到惊悚的程度,形成“惊悚可爱”(creepy cute),即一种结合了可爱(cute)与惊悚(creepy)元素的美学风格,通过将传统上被认为是“萌”和可爱的形象与阴森、诡异、恐怖的主题并置,实现强烈的反差感。
我在《流行之道》一书中讨论过流行的规律,指出尽管没有流行的万能公式,但流行背后还是有规则可循。这些规则事关我们为什么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以及流行背后的文化是如何变化的。
我写道,流行的一个金科玉律是,消费者/用户往往在对立的紧张关系中纠结。特别是,他们在“喜新厌旧”和“恐新症”之间纠结——人类期待看到熟悉的、舒适的模式从新奇(但也不要过于新奇)的情况中出现,流行因此永远处于某种“半混沌”状态。简而言之,这种“半混沌”状态,就是“熟悉+新奇”。
由此可以说,“怪可爱”当中的“可爱”部分,就是熟悉性,而“怪”的部分,就是新奇性。
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于1943年提出“婴儿图式”(baby schema)的概念, 用于概括人类婴儿外表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 比如相对较大的头部、圆润的脸型、大而明亮的眼睛、肥嘟嘟的脸颊等,这些特征被成年人普遍认为是“可爱”的,并能激发出本能的养育反应, 从而有利于后代的存活。婴儿图式是一种跨文化、跨物种广泛存在的感知模式,不仅在人类之间有效,在许多哺乳动物之间也具有类似作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卡通形象、玩具娃娃或宠物等被赋予“婴儿图式”特征时,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保护欲望。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写过一篇论文《在生物学上向米老鼠致敬》(原题《米老鼠遇见康拉德·洛伦兹》,1979),分析迪士尼画师如何在多年间不断改变米奇的形象,使其在本能层面上更具吸引力。
或许并非有意为之,但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对米奇进行了“幼体化”(neoteny)处理,也就是将成年特征回退为幼年特征。古尔德认为,米奇逐渐摆脱了原本的成年老鼠外貌,而越来越像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从而唤起了人们天生的怜爱反应。
Labubu的大眼睛、小身体与夸张表情完全符合洛伦兹所提出的“婴儿图式”,而这正是“卡哇伊文化”的核心,在此,可爱不仅是审美形式,更是一种情感回应机制:它激发温柔、游戏心与安全感。
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美学家谢安妮·恩盖(Sianne Ngai)在她的重要著作《我们的审美范畴:古怪、可爱、有趣》(Our Aesthetic Categories: Zany, Cute, Interesting, 2012)中提出了“可爱美学”(the aesthetics of cute),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三个核心范畴之一。她主张这些被认为是“轻”的或“低”的审美体验,应获得与“崇高”“美”相当的哲学关注。她的“可爱美学”并非单纯描述某种表面风格,而是深入揭示了可爱作为一种审美形式背后的情感、权力和资本机制。
恩盖指出,“可爱”不仅仅是“萌”或“令人喜爱”,它通常与小巧、柔软、脆弱、单纯、不具威胁性等特征相关。作为一种特定的情感修辞,“可爱”在唤起保护欲的同时,暗示依赖性或无助性,可被操控或占有。
这种“无害”的形象,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情感与物质的双重宰制。在疲惫、焦虑、异化中,人们渴望一种“可控的、无害的他者”来进行情感投射与安慰。这种机制一方面是对不稳定劳动生活的逃避方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被驯化的渴望和对“脆弱性”的利用。
从消费心理上说,通过将商品“可爱化”,资本将物拟人化,使它们能与消费者形成情感连接,建立起“情感劳动的物化形式”。当人们遇到可爱的东西,就会想要占有甚至抚育它,如此一来人们的购买欲被开发出来。日本萌文化正是依靠这一点赚了大钱。
然而,可爱美学并非全然无害。它往往与控制—被控制、性别化劳动、情感商品化等密切相关。恩盖指出,可爱是“一种美化弱者的方式”,“可爱取决于个人对弱者的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可爱的东西受伤时会变得更可爱”。作家丹尼尔·哈里斯(Daniel Harris)就在他的书《可爱、古朴、饥渴和浪漫:消费主义的美学》(Cute, Quaint, Hungry and Romantic: The Aesthetics of Consumerism, 2001)中写道,断了一只脚拄着拐杖的泰迪熊更惹人怜爱,因此,“可爱正是畸形与颓废的美学”。
可爱美学在潮玩中大行其道,作为一种现代性美学范畴,它与“贬值的劳作”“无害的暴力”以及“被动的主体性”紧密相关,契合潮玩产业中对可控性与情感投射的需求。“可爱”业已从儿童特有的属性,演变为全球流行文化的主导美学形式之一,在这方面,泡泡玛特和Hello Kitty、Replika机器人、Lo-Fi吉祥物等并无二致。
恩盖讨论核心审美的范畴,除了可爱还有古怪。Labubu的奇异混种,可爱而又有点邪魅与暗黑的矛盾感,正体现了她所说的“cute/zany”的结合。其实,满大街的哪吒也与此类似。
如果挖掘得更深,这种矛盾感同一种被称作“uncanny”(源自德文“unheimlich”)的体验密切相关,我将其译为“恐惑”,描述一种既恐又惑的复杂心理感受。
“恐惑感”(the uncanny)这一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在其1906年的论文《论恐惑的心理学》(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中提出。他说,那些我们熟悉和习惯的事物令人感到安心;而那些全新和异质的事物则让人感到陌生和不安。而“恐惑感”则是一种打破这两个范畴的独特经验——它既熟悉又不安,既亲切又陌生,令人陷入不确定和迷惑之中。
1919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表随笔《论恐惑》(The Uncanny),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uncanny”不仅指未知的事物,还揭示了那些被隐藏或压抑的事物。弗洛伊德说:“恐惑并非什么新鲜或陌生的事物,而是心中早已熟悉且根深蒂固的事物,只是通过压抑的过程与之疏离了。”
当这种本该遮蔽的陌生显露出来后,会在我们心中激起有点古怪的、强烈的、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情。我把这个词翻译为“恐惑”,是因为它描述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是熟悉中的不熟悉,意识中的无意识,或者说位于熟悉与陌生、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模糊界限上。
Labubu以一种非写实但拟人化的潮玩形象面世,在可爱之中植入异样,其尖牙毕露的笑容、黑洞一样的眼神等设定,恰恰激活了这类“拟人不及”的幽微恐惧。同时,作为介于动物、人偶、妖精之间的模糊物种,Labubu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的不确定特征,使得观者在把玩时既激发情感共鸣,又不时产生困惑或疏离感。
我曾写过文章讨论韩江为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之一就是读她的小说会很不舒服,产生恐惑,比如《素食者》描绘的人化为树。再比如,具身智能如果太像人,又出现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就会产生所谓的“恐怖谷效应”(这里能看到翻译的不确定性:恐怖谷效应的英文是the uncanny valley,而这一英文术语又是从“不気味の谷”这一日文原词译出的。根据日文词典,“不気味”的含义是可怕的、令人不安的、诡异阴森的)。
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在其著名论文《恐怖谷现象》中,描述了人类在面对类人实体时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森指出,人类对于两类对象通常具有稳定的情感接受度:一类是熟悉的活人,另一类是熟悉的无生命拟人对象,如玩偶、木偶、人体模型、假肢和人形机器人。但如果处于这两极之间——既不像人类那样自然活泼,又不像玩具那样显然是“非人”的存在——人类的情感接受度就会急剧下降,产生“诡异”“不适”甚至“恐怖”的情绪。这一区域被森称为“不気味之谷”。
“不気味”这个词被转译成英文中的“uncanny”,以至于“恐怖谷”的说法立即与弗洛伊德建立了联系,尽管森曾表示,他独立于延奇和弗洛伊德提出了这一观察,然而望文生义的损害已然造成。
从“恐惑”到“恐怖谷”,这一联系似乎迫切需要被确立,因为其中包含的诸多元素,如人与机器的关系、生物与非生物的关系、静止与运动、替身与双重身影等,都要求某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延奇以及弗洛伊德的“unheimlich”在森的“不気味の谷”中找到了归宿。
我们现在把大量东西拟人化,AI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未来恐惑可能会成为人们的普遍体验。生活在界限消失的时代,诡异、恐惧、不自然、不适、痛苦,这些是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情感。Labubu在这个谱系上只是个小东西,但它符合人类的体验导向——精确地调配可爱与古怪、熟悉与陌异、亲密与疏离之间的情感张力。也许我们创造人工物的努力,就是一种集体有意为之的决定,旨在锻炼和驯服我们的不自然情感,一种无意识的不适练习,为的是从不适到适应。
假如“恐怖谷”的U形(几乎成V形)凹槽——这个大多数人竭力避免的令人恐惧的心理空间——正是最终的乌托邦(u-topia,字面意思是“非处所”或“无根之地”)呢?假如失去脚下的世界,意味着我们与所有那些同样失去立足点的存在达成某种统一呢?也许,我们之所以被“恐惑感”所包围,不是出于逃避,而是为了促成一种逆向的结局: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共同恐惧“熟悉的陌生感”的集体当中的一员时,便能彼此安心。与他人一起认同某物“恐惑”,那种恐惑感似乎便奇迹般地消失了。
所以,“怪可爱”不只是安慰,它也可以是一种深层的心理游乐场——在那里,我们与被压抑的童年、未竟的欲望,以及现代社会的焦虑不期而遇。正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恐惑感的本质,是被压抑的回归。”
恐惑感产生于童年时期的信念突然变得真实。Labubu 所唤起的,可能是童年时期对玩偶、怪物、夜晚幻想的深层记忆。
Labubu 同时具备童趣与后现代性:它混合了童书绘本、怪物传说与幽默惊悚等审美元素,是一种文化拼贴(pastiche)的产物。在这个碎片化、过度刺激的数字时代,Labubu 成为一种情感抚慰的对象:很多人小时候都接触过玩偶,见识过童话或神话中怪物的形象,例如宫崎骏笔下的龙猫,电影《怪兽电力公司》中毛茸茸的怪兽,北欧神话中的精灵等,这些东西有一系列的视觉基础,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荣格原型,加上被赋予的童话、神话内涵,一旦瞥见某些相关碎片,人们的童年记忆就容易被唤醒。
在此基础上,消费者怀念过去,可能还不只是怀念一些具体的事物,还会怀念童年,包括丧失了的童年的纯真和想象力。现在,通过拼贴,消费者意欲重新获得丧失的童真,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要完成身份建构。也就是说,收藏Labubu,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行为,还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或构成自我表演的一部分。收藏者可以通过追逐时尚来宣告:“我有童心,我欣赏艺术,我走在潮流前线。”
在当代社会,个体身份的建构早已不再依赖单一的职业、阶层或家庭角色,而是深受消费文化、社交媒介与审美偏好的多重影响。在Labubu所处的潮玩语境中,限量款、高溢价、社交展示是其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一只热门Labubu玩偶可能从原价不足百元炒至数千元,体现了其在消费语境下的身份象征功能。
通过购买、开箱、晒图、参与抽签抢购等行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品味”“收藏实力”以及“圈层认同”。拥有 Labubu,不仅是喜好表达,更变成了一种社会地位与审美趣味的象征。它折射的是当代人在碎片化、符号化世界中,通过“物”去完成“人”的建构与想象的迫切需求。也就是说,在数字时代的消费社会中,个体越来越依赖可见性符号(物品、图像、话语)进行“我是谁”的自我表达与认同寻求。
Labubu被人格化,也被媒介化,使得“拥有”它本身就变成一种可被观察与认可的行为表现。在数字社交平台(如小红书、抖音)上,Labubu常被用于记录日常、表达情绪、构建虚拟身份。例如拍摄“Labubu的一天”短视频、晒出“我的Labubu穿搭”、“我抽中的隐藏款”等内容,体现的是一种通过物品参与社群、实现存在感的仪式行为。
仪式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够为一些或全部参与者带来改变。它在日常与非日常之间搭建了通道,使得个体可以完成身份的“过渡”。在社交网络、短视频、商品消费中的重复性行为,都可以视作某种“微仪式”(micro-rituals),构成了身份表现的关键部分。
同时,潮玩使用者以“共玩”为中心,通过Labubu用户群体(小红书、B站、微信群)形成亚文化社群,并借此实现“我与谁为伍”的身份确认。这种以消费品为中介的身份实践,已远不止“喜欢某个角色”那么简单,而是逐渐演化为一种持续、动态的自我表演与社群归属机制。当代身份认同理论认为,身份并非本质性的、固定的,而是社会建构的、表演性的,也即是一个被不断“叙述”与“演出”的过程。
Labubu线下主题展
Labubu的“怪可爱”形象本身就模糊了童真与叛逆、可爱与不适之间的边界,使它天然具备了一种“非主流认同容器”的特性。面无表情的Molly——泡泡玛特的另一个顶级IP玩偶,没有背景故事、没有固定性格,这种“去叙事化”策略赋予了消费者极大的自由度和情感投射空间。对于许多年轻用户而言,选择Labubu这样的潮玩并不是纯粹的喜好,更是一种对抗主流审美、释放情绪张力、获得社群认同的表征行为。
然而,Labubu用户通过潮玩参与建立的身份认同虽具有强烈的社群归属感与自我表现性,但其认同机制也存在结构性弱点:首先,该机制带有外部消费系统的操控性,所构建的认同社群,本质上是高度商品化与平台化的产物。这种认同依赖于盲盒机制、限定款抢购、社群排名等资本逻辑驱动的操作,缺乏稳定性和深度。而小红书晒图打卡、B站开箱视频、微信群拼单讨论等高度可见、反复表演的认同实践,也主要依托社交平台的点赞、评论与转发系统维持。用户的身份呈现易陷入焦虑与比较,不断通过“买更多”“更稀有”来维持自我认同的完整感。
其次,在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液态现代性”时代,个体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可随时更换的流动身份”,而缺乏承诺与责任。Labubu社群中构建的认同多围绕“趣味”、“稀缺性”、“审美喜好”等轻盈的文化符号,这种“轻认同”更像是一种快闪式的文化栖居,而非深层的社会连结。
再者,虽然Labubu社群表面看起来包容多样,但在实际参与中却常常出现对“入圈门槛”的强化,如拥有多少限量款、是否掌握二手交易规则、是否熟悉“娃圈文化”等。这种内部规范可能制造“隐性排他机制”,导致身份认同在强化群体归属的同时,也制造了对异质他者的排斥。
消费驱动与表演依赖,为Labubu用户社群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他们能够在此框架内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这个框架最讽刺的是,尽管人们可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实际上与他人保持高度一致。人们自以为独特的品味,其实根植于他们如何被推销所购买的商品;平台与公司营销塑造了人们的理想。然而,人们需要这些市场驱动的决策所提供的赋权与情感表达幻觉。通过购买让其感到特别的东西,消费者更容易继续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来源:胡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