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的夏天，吐鲁番的太阳像火烤一样，地表温度超过50℃。考古队在阿斯塔纳墓地的一座唐代古墓里，正清理着墓中的积沙。突然，队员王炳华的手顿住了——一幅用木钉钉在墓顶的绢画，正对着墓主人的脸，画面里的两个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尾巴缠绕在一起，周围还画着
#我的宝藏兴趣#1965年的夏天，吐鲁番的太阳像火烤一样，地表温度超过50℃。考古队在阿斯塔纳墓地的一座唐代古墓里，正清理着墓中的积沙。突然，队员王炳华的手顿住了——一幅用木钉钉在墓顶的绢画，正对着墓主人的脸，画面里的两个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尾巴缠绕在一起，周围还画着日月星辰。
阿斯塔纳古墓群遗址公园
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活证据”的《伏羲女娲图》。如今，它静静躺在新疆博物馆的展柜里，却依然能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瞬间穿越回1500年前的西域，读懂古人藏在画里的文化认同与传承。
其实在阿斯塔纳的夫妻合葬墓中，几乎在每座墓的顶部都会悬挂一幅《伏羲女娲图》，这样的绢画总共发现了73幅。画面中，两人均呈人身蛇尾状，伏羲持“矩”（测量土地的工具），女娲持“规”（画圆的工具），尾巴呈“双螺旋”状缠绕在一起，周围环绕着太阳、月亮、北斗七星、南极座等星象，暗合《周易·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观。这些绢画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中国神话传说演变的“视觉档案”。
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伏羲女娲图》
伏羲与女娲的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楚辞》等中原典籍。在春秋战国以前，他们尚为各自独立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八卦、教民渔猎；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并未提及他们是“夫妻”或“兄妹”的关系。西汉初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棺椁上覆盖的彩绘“T”形帛画，顶部就只绘制着人身蛇尾的女娲形象，她与两旁象征太阳的金乌与象征月亮的蟾蜍共同构成汉代“引导灵魂升天”的丧葬理念。
到了东汉，伏羲女娲的关系逐渐演变为“兄妹兼夫妻”关系。东汉学者应劭辑录的民俗著作《风俗通义》就记载：“女娲，伏希（羲）之妹”。而同时期的民间传说有：上古洪水泛滥，人类灭绝，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繁衍华夏后代，成为“人类始祖”。这种变化反映了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背景下对血缘亲缘的重视，女娲作为女性始祖代表与伏羲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而关于他们成为夫妻关系的描述，则更多表现在各地墓葬发现的画像砖中。
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中的女娲形象
如1958年，山东滕州发现的汉代墓葬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人身蛇尾，尾巴交缠，中间有“西王母”（神话中的“天地之母”）；1969年，河南南阳新野樊集乡东汉贵族墓画像砖（约公元2世纪）中，伏羲与女娲呈人首蛇身交尾状，伏羲持规托日轮（内含金乌），女娲持矩举月轮（内含蟾蜍桂树），蛇尾缠绕与玄武（龟蛇合体），象征天圆地方与婚姻秩序。
这是最早伏羲女娲以夫妻形象出现在绘画作品中的证据之一，是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的体现。伏羲代表“阳”（天、男性、规则），女娲代表“阴”（地、女性、圆融），二者交尾象征“阴阳交合，化生万物”。这些元素与阿斯塔纳的《伏羲女娲图》高度相似，说明中原的神话与艺术已传入西域，在唐代得到普遍认可和传承。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东汉南阳伏羲女娲画像砖
那么作为中原神话体系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为什么会出现在3000公里之外的吐鲁番盆地古墓里的呢？这就要从高昌国的历史说起。阿斯塔纳墓地所在的吐鲁番高昌故城，在南北朝至唐初（460年—640年））是高昌国的都城，之后又成为大唐西州的州府。而阿斯塔纳墓地就是城中贵族和官民共同的墓地。这个国家很特殊：它是由躲避战乱西迁的汉人主导，联合车师、粟特、突厥等族群共同建立的，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原和西域的“中转站”。
阿斯塔纳古墓群伏羲女娲雕像
由于有大量汉族移民，这里是西域汉文化最兴盛的地区。除了《伏羲女娲图》，考古队从1959年至1986年，在阿斯塔纳墓地发现了2700余件汉文文书，内容涉及户籍、赋税账册、司法案件、买卖契约、佛教典籍、儒家经典、私人书信等种类。这些文书也见证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认同与传承。
比如《唐开元二十年买卖骆驼契约》记录胡商康思礼卖骆驼给汉人，用汉文签订契约；《卜天寿抄论语郑玄注》则是12岁粟特少年卜天寿用汉文书写老师布置的《论语》作业。因完成的比较辛苦，他在结尾处写了两首吐槽的打油诗。其中一首调侃抄写辛苦并“催促”老师放假：“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诗中的错别字与童趣语言与现代的小学生并无二致，生动反映唐代西域学童的日常生活。
《卜天寿抄论语郑玄注》
《卜天寿抄论语郑玄注》打油诗
出土于64TAM29墓的唐贞观年间《放妻书》是一份唐初西州妇女的离婚书，它反映了唐代律法对女性个体情感的尊重与包容，与古代其他朝代对待离婚女性的苛刻形成鲜明对比。《放妻书》结尾部分丈夫对妻子安慰和祝福的话语，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令人动容。“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们的和离没有怨言、没有恶语相向，有的只是豁达的尊重与包容。
当然这不是因为高昌地处西域边陲，就对妇女多了份包容，实际上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也出土了12份类似的《放妻书》或《和离书》。并且《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思是夫妻双方感情不和，只要两人愿意，就可以和离。和离后彼此再无连坐责任。这些先进之处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它与之前丈夫可以单方面休妻“七出”理由和官府强制离婚的“义绝”相比，有天壤之别。这份《和离书》的发现是《唐律》在西域有效执行的见证，众多法律文书的出土，是中原文化制度在西域落地生根的直接证据。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代《放妻书》
除了这些文书之外，阿斯塔纳墓地还出土了和现代几乎完全相同的唐代饺子、宝相花月饼，以及撒着芝麻，烤得焦脆的胡饼等食品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表明，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律法、文化、技术与生活方式早已传入西域。《伏羲女娲图》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从马王堆汉墓的单体女娲形象，到东汉画像砖中伏羲女娲首次以“夫妻”身份共现，再到唐代高昌阿斯塔纳墓地广泛出现的《伏羲女娲图》，这一图像体系经历了从个体到夫妻、从宗教象征到文化认同的演变过程。
而伏羲女娲信仰从中原传到西域高昌国后，却没有被完全“照搬”。在部分《伏羲女娲图》里，伏羲是“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的胡人形象（比如1965年出土的那幅），蛇尾的缠绕方式也比中原的更为“松散”，部分图画出现对襟的胡服。绘画方面也加入了西域的绘画风格，比如用“凹凸晕染法”画脸，通过色彩浓淡表现脸部的立体感。
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穿胡服的《伏羲女娲图》
西域人在接受了中原的“伏羲女娲”信仰后，把自己的“样子”画进了画里——他们相信，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皆为伏羲女娲之后，皆为“一家人”。
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宛如一扇窗，清晰地展现出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的独特格局。画中元素丰富多元，既有中原传统的 “天圆地方” 理念，通过伏羲手中的 “矩” 与女娲手中的 “规” 得以呈现，这是华夏文明古老智慧与宇宙秩序观念的象征；又融入了西域特色的 “胡人形象”，部分画作里伏羲呈现出 “深目高鼻”“络腮胡须” 的胡人模样，这直观地反映出西域地区的人种特征；还有佛教相关的 “星象图案”，例如北斗七星、南斗三星等，其与敦煌壁画中的星象极为相似，不仅彰显出佛教文化在西域传播过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还暗合汉代“指引亡魂升天”的丧葬理念。
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具有异域风格的《伏羲女娲图》
然而，多元元素背后，是更为深刻的一体内涵。无论汉人还是胡人，皆深信 “伏羲女娲是人类始祖”，这种共同的信仰将不同族群紧密相连。大家都秉持着 “规规矩矩” 的生活态度，遵循着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追求着生活的 “秩序” 与人际的 “和谐”。就像在高昌国这片土地上，国王虽是汉人，王后却是突厥人，不同民族的结合，丝毫没有阻碍国家的运转，反而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的景象；高昌的商人使用汉文书写契约，身上却穿着胡人的服饰，在商业活动中，文化与服饰的差异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交融；农民们既种植中原传来的小麦，也精心培育西域本土的葡萄，农业生产上的多元并存，见证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里，人们并不刻意 “区分” 汉人还是胡人，他们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我们都是高昌人”，都是 “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新疆博物馆展示的《伏羲女娲图》
伏羲女娲图里那独特的 “蛇尾交缠”，不仅象征夫妻恩爱，更体现“阴阳相生，化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正如《淮南子》所言：“万物抱其神而生”。两条蛇尾紧密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又恰似汉人与胡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漫长岁月里的深度交融。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最终凝聚成全新的、更具活力与包容性的中华文明。
新疆各民族欢聚一堂
2023年，一个男孩在新疆博物馆的展柜前仰望《伏羲女娲图》，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缠在一起？”母亲答：“因为他们是一家人，要不离不弃互相陪伴。”这句质朴的回答，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生动注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伏羲女娲所象征的“阴阳相生、和合共生”理念，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根基。从高昌到长安，从草原到江南，不同民族在交融中共生，在包容中繁荣，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8000年的秘密。
来源：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