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时候因为长得好看，邻居们会主动去幼儿园接她放学、给她打扮、给她织毛衣；8岁，因为长得好看，被北电学院的老师选中，拍摄电影《竹》（1979）；

2001年俞飞鸿和吴彦祖还演的是母子，23年后（2024年），他们开始演起了夫妻。又美又仙的俞飞鸿，这是吃了“冻龄剂”吧？

如果说美丽真的有特权，那在俞飞鸿身上，就是真正的显现。

小时候因为长得好看，邻居们会主动去幼儿园接她放学、给她打扮、给她织毛衣；8岁，因为长得好看，被北电学院的老师选中，拍摄电影《竹》（1979）；

高中，俞飞鸿开始发现，大家对待她的方式和其他女同学不一样，比如一个经常给她送小礼物的男生，扭头就跟别的女孩打了起来。

到了大学，她被称为北电89级校花，大家说她是“美女中的美女”。高年级的学长们为了“追求”她，集体养了只小狗，每天有人轮流陪她遛狗。但没有人敢主动告白，所以俞飞鸿在心里，也没有“自恋”以为他们喜欢她。

今天咱们抛开固有留在她身上的“惊鸿仙子”、“美貌惊人”、“不老女神”等标签，去看看为何俞飞鸿总爱与“美貌划清界限”？除开美貌，她又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1971年，俞飞鸿出生于杭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母亲也是读书人，父母为人严谨，从未在外貌上夸赞过她，反而会告诫她“你一定要让内在变得饱满，切勿做一个绣花枕头稻草包。”

这样的教诲，让俞飞鸿更注重内在修养，养成了努力、勤奋生活的特性。

在考上北电之前，俞飞鸿其实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但她想要“逃离”，总觉得有家人或朋友在身边，有依靠，她想选一个离家远的地方，转而重考上了北电。

在大学里，她的室友说，“她不仅最漂亮，也是聪明的，更是努力的。”

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划，作息规律，不睡懒觉，晨练一次也没迟到过，参加1500米赛跑，能拿上名次，学习上，能拿奖学金，大学四年，门门课都是第一。当别的女生都在忙着谈恋爱时，她在努力学英语。

结果大三时，英语好、长相出众的她，被推荐去试镜电影《喜福会》，结果俞飞鸿成了电影里8位女演员中，唯一的中国籍。

家境殷实、外貌惊艳、聪明、气质出众，这些很多人不管怎么费劲都无法求得的东西，于俞飞鸿而言，唾手可得。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但俞飞鸿好像很早就明白了“美貌不能单出”的道理。

论起美貌，她说：“美？到底能有多美？大家都是一张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能美到哪去啊？”

她说她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长到30岁，因为30岁的女人看起来是一副可以自己做主的样子。掌握人生的主动权，才是她追求的方向。

对强烈渴望掌握人生主动权的人而言，“逃离”与“向往自由”往往构成其精神内核的双翼——前者是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后者是对理想生存状态的追寻。

大学毕业后，俞飞鸿顺利用掉系里唯一的留校名额，留校任教。但仅工作一年，她便觉得“教无可教”，于是辞职，“逃离”到了美国读书。她说她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看看自己能不能全然靠自己生活。

这是她逃离的第二个层次：物理性逃离+社会性逃离，即离开地理空间和挣脱身份规训。

她说：“一本护照，一门外语，一张信用卡，那是我二十出头时最想拥有的东西。”

俞飞鸿开始不断在东西方文化里碰撞与融合，这使得她能显著的拓展自我的思想维度。

26岁时，有次在美国街头过斑马线时，她差点被一辆车撞到。她踢着对方的轮胎大吼大叫，用上了当时她所有会的英语脏话、俚语。她后来说：“说来很好笑，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表达愤怒！”

这一刻，俞飞鸿抵达了她逃离的第三个层次：精神性逃离，开启了对抗思维定式。

那次愤怒，俞飞鸿将其视作自己在美国所修的最后一门课。让她知道，“愤怒”，这项她缺失多年的能力她终于习得了。而人在不篡改自我的感受，也就是全然接纳自我的情绪时，主体性才会产生。

1998年，27岁的俞飞鸿回国发展，在电视剧《牵手》里饰演了叫王纯的“第三者”，被观众称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个让人恨不起来的第三者”。刚开始导演本来想找她演女一的，但俞飞鸿拒绝了，她说她对更具复杂性的王纯充满兴趣。《牵手》播出后，俞飞鸿一夜成名，她还凭此剧获得了第19届飞天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之后片约不断。

1999年的《小李飞刀》里的“惊鸿仙子”杨艳是她；2001年《策马啸西风》中，正邪并济的“赤龙坛”坛主高玉寒是她；同年《三少爷的剑》里高贵美艳的慕容秋荻也是她。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影视行业不成熟，演员们的工作规范也不完善，俞飞鸿常常在剧组连轴转，在两三个月里，她常常要拍几十集戏。这样的高负荷工作开始让她再次想要“逃离”。

她说，她“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尽力完成得更好”，“我觉得比较累，想停下来，找回创作的快感”。

于是在她作为演员的高峰，她毅然决定再次“逃离”，开始“造梦”。

俞飞鸿的自由追求，也正是始于这三次“逃离”：第一次，放弃杭州的大学，考入北电；第二次，辞去北电教职赴美留学；第三次，巅峰期隐退拍电影。每一次逃离，都是对“被安排好的人生”的反叛。她开始，真正感知到对生活的掌控。

接下来十年，她辗转在新领域，在电视剧《我爱你，再见》（2006）里，担任制片人、出品人、主演；在电影《爱有来生》（2009）里，既作导演，也作主演。

她后来回忆说：“我1996年看到须兰的这篇小说《银杏，银杏》（电影《爱有来生》原著），2001年买的版权，2007年开拍，一个女人的黄金年龄，是这本小说和这部电影陪我过来的。”

2009年，《爱有来生》上映后，口碑不错，票房却惨败。10年的光阴、4000万的制作费，最终票房只有200万。

但俞飞鸿表示并不后悔：“人生的付出从来就不一定要与收获成正比。我觉得在精神上的收获非常大，我用心做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没什么遗憾了。”

《爱有来生》之后，俞飞鸿选择再次“逃离”大众视野，休息了两年。她好像从来都不太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会被大众淡忘，身上总有一种“人淡如菊”的松弛感。

作家韩松落称她为“偶然派传人”——短暂现身又隐匿，却总让人念念不忘。

她说她是个“特别宝贝自己的人，不能为了演戏付出全部的生活，活得越平淡，越没有什么，我就越踏实。”

2014年，俞飞鸿回归荧幕，在电视剧《小丈夫》里，和小16岁的杨玏上演姐弟恋。

当许知远在采访中问她，为什么会演《小丈夫》这样“庸俗”的剧时，俞飞鸿回，不是庸俗，而是通俗，《小丈夫》很生活化又有趣。作为演员，她不想因为别人喜欢就永远活在别人的标签里。

“我可以不选择，但必须有选择的能力。” 这种思维贯穿她的职业生涯：拒绝好莱坞邀约回国任教，又因“教无可教”再度出走；在商业片浪潮中坚持慢工出细活，却又拥抱《小丈夫》的通俗性。对她而言，自由不是放纵，而是清醒判断后的主动取舍。

这不代表着她审美的“降级”，我们反而可以窥见俞飞鸿的内心的包容度。

前面我们提到过，俞飞鸿中西方跨文化的交融，可以帮助她激发创造性的思维，在行为上展现出独特的调和性与适应性。

就像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与思想的李安导演，既可以理解东方强调的整体性、家族伦理与中庸调和（如儒家“家天下”理念）；也可以领会西方重视个体的自由、理性批判与酒神精神（如尼采的生命力张扬）。融合二者能让人在集体与个人、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

“中立者”的生存智慧

在男女平权上，俞飞鸿也是如此，从未想要喊“女权”，而是强调“平权”。

面对年龄追问，她坦然道：“40岁是20岁的馈赠。” 这种“无所谓”并非冷漠，而是看透规则后，才能清醒做到的自我保全。

她承认男权社会的现实，明白这是一种社会的“变迁”，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所以选择以“不争”应对。

从“惊鸿一瞥”到“祛魅者”

如今我们搜索“俞飞鸿”，半数词条，还是关联着“冻龄女神”“气质天花板”等词汇，但她始终与美貌标签保持着距离。

若说20岁的俞飞鸿因美貌被命运眷顾，如今54的她，则用行动证明：美只是她最不值一提的特质。

对她来说，美貌标签，不过是一场与世俗滤镜的博弈。之所以“美得高级”，恰恰是来自于她对表面的“美”，背后的祛魅。在美的客观存在之外，她还有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来自主定义自我人生。

俞飞鸿很独特，不仅是在现在很独特，我相信在过去、在未来，她都是独特的存在。她始终在“矛盾”中自洽：高知家庭却投身演艺，美貌绝伦却无视美貌，追求自由却严守规范。

她的故事，就像在为我们一遍遍诉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并接纳它，让它舒适，并为此一以贯之，才是真正的精神自由。

其中的重点，在于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人生，你的人生，一定也非常精彩，无需ta人定义的精彩。正如她倡导的：“我从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