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岭南史料笔记丛刊新推出《学服斋笔记》（黄任恒著、胡文辉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略读一过，为之欣慰不已。这大约是黄任恒著述的第二种整理本，第一种则是《番禺河南小志》（罗国雄、郭彦汪点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笔者于2013年与友人叩开黄任恒故居“

黄任恒。

岭南史料笔记丛刊新推出《学服斋笔记》（黄任恒著、胡文辉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略读一过，为之欣慰不已。这大约是黄任恒著述的第二种整理本，第一种则是《番禺河南小志》（罗国雄、郭彦汪点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笔者于2013年与友人叩开黄任恒故居“保粹堂”大门，有幸聆听其文孙黄颂昇追忆往事，《番禺河南小志》则是笔者取之不竭的史料渊薮，当此《学服斋笔记》整理版出版之际，不能无言。

黄任恒（1877-1953），字秩南，据他本人编撰的《南海学正黄氏家谱》，家族世居南海平地乡（今属南海区大沥镇），因始迁祖黄应科曾任“鬰林州学正”，遂称为“学正乡”。黄家“九代书香”，咸丰十年（1860），其父黄元康从乡下来到省城河南（番禺县属地）经商。胡文辉点校《前言》以为他是“广州番禺籍”“世居于斯”，有小误，本书《小序》即自署为“南海黄任恒”。《南海学正黄氏家谱》全本收录于《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 闽粤侨乡卷》，另有节本行世。

《学服斋笔记》为黄任恒读书札记，经、史、子、集均有，医学、收藏也有涉及，不少考释见解堪称独到。该书第一条首列“元亨利贞”，指出“《易经》开章明义，即以利字示人，圣人岂讳言利哉？但诠解利字，必曰义之和也，则知义中之利，必当和而布之天下，非可强而去之一己也。”儒家自孟子揭橥“义利之辨”，与汉代以还“贱商”政策相结合，抑商人为四民之末，影响中国社会至巨。黄任恒首列此则，实有为家族生意辩护的目的。黄家从米业起家，旧时认为是“正行”生意，与“偏门”有别。

《逸周书·王会解》“自深桂”，黄任恒指出“自深”疑为“目深”之误，引《山海经》“深目国之民”以证之，认为“北有深目之胡，南亦有目深之蛮耳。”此说甚有启发。古代岭南、西南族群多样，有些人种来自印度次大陆，鼻高目深，与中原人不类。

《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古人多以为冉伯牛得的是麻风病，黄任恒认定“则伯牛之疾，殆疫疠也。疫疠之疾，最易传染，故孔子自牖见之”，与近人程树德所见略同。可致死的恶性传染病时有发生，古今皆然，春秋末期的古人已知晓要用“隔离”来防止传染。

《易学》深邃，齐人田何为汉代易学第一人，田何又传服生等四人。《汉书·艺文志》称《易》有服氏，颜师古注为“服光”。黄任恒引《经典释文叙录》，认为“服光”是形近致讹，应为“服先”。“汉人多称人先，即先生也。”把“先生”简称为“先”，由来甚古，近时四川学人尚多用之，如蒙文通称廖平为“廖先”，十分自然。黄任恒另有两种著作，分别命名为《学服斋史学》《学服斋文稿》。黄任恒将自己书斋命名为“学服斋”，或者表明他想效仿服生之意。

《学服斋笔记》。

李斯为荀子弟子，“大儒”荀子为何教出“法家”弟子？《学服斋笔记》谈到，作者曾经著论，考证《荀子》一书为李斯变法而作，引《盐铁论》“方李斯相秦，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证明荀子曾见到李斯变法的后果，“其维世之心甚苦，而立言之过可谅”。荀子与李斯关系如何，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黄任恒的立论揭示他十分厌恶“秦制”。

《笔记》所录并非都是严肃话题，有不少属于趣味性、猎奇条目，如因唐朝皇帝姓李，故唐律禁食鲤鱼。“今去唐千馀年，而俗人犹戒食鲤，岂非积习之难移哉！”广府人不喜吃鲤鱼，或认为鲤鱼为“发物”，会引起一些疾病，或是觉得肉质粗糙腥味重，未必是唐代风气遗存。

黄任恒学识广博，用力最勤的是辽代文献、辽史，曾撰《辽代文学考》《辽文补录》《辽代年表》《补辽史艺文志》《辽代金石录》，汇为《辽痕五种》一书，民国时曾版刻印行。辽史为冷门之学，与隋唐史、宋史显赫地位不可同日而语。黄任恒专向“冷门”下功夫，凸显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阮元创学海堂，对岭南精英文化影响至巨。清末，张之洞在开新的同时也提倡“存古”。黄任恒曾入学海堂为专课生，自觉承担“存古”责任。有趣的是，黄氏家族赖以发家的米机行业（机器碾米）为近代新事物。《番禺河南小志》虽辑录浩博，对近代新生事物却十分冷淡，即有记载也极简略。这种处理方式，反映出一种“文化遗民”心态，认为新生事物是“世风日下”的产物，《学服斋笔记》不少条目展示了他的“冬烘”观念。近代社会变化速度太快，出现少数“文化遗民”也属情理之常。

胡文辉点校《前言》谈到，《广州大典》不见黄任恒任何一种著作，确是憾事。黄氏一生著作达数十种之多，深望能再版梓行，让人窥见清代“朴学”的岭南余绪。

陈晓平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