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深秋，云南边境的老茶馆里飘着油辣子香。陈建军夹起碗里的回锅肉，油星子溅在蓝布衫上——这是他当“广东老板”的第23天，毒贩冯育焕突然把半块生猪肉甩进他碗里。

1987年深秋，云南边境的老茶馆里飘着油辣子香。陈建军夹起碗里的回锅肉，油星子溅在蓝布衫上——这是他当“广东老板”的第23天，毒贩冯育焕突然把半块生猪肉甩进他碗里。

“老广，这肉嫩得很！”冯育焕叼着烟卷，斜眼瞅着他。陈建军的手攥紧了筷子，后槽牙咬得咯咯响。他清楚，这是毒贩在试他——真正的广东商人不吃生肉，何况还是回族。

1982年夏天，砚山县公安局门口挤满了报名的人。25岁的陈建军站在队伍最前头，表格上“文化程度”一栏写着“高中”。他攥着钢笔的手直冒汗，心里想着老家被毒贩害死的堂哥——那小子才19岁，躺在医院时浑身发青，嘴里还喊着“哥救我”。

“陈建军！”考官喊到他名字时，他差点没站稳。体能测试跑五公里，他拿了第一；文化考试答卷子，笔走龙蛇没卡壳。最后政审表上盖了红章，他成了砚山第一批缉毒警。

1985年11月，局长老周把他叫到办公室。窗外的三角梅开得正艳，老周拍着他肩膀说：“省厅要搞秘密侦察，你愿不愿意钻毒窝？”陈建军没说话，摸了摸兜里的回族经匣——那是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

卧底培训那三个月，他把烟卷叼在嘴角练了七七四十九天。第一口烟进肺，他咳得直不起腰，痰里带着血丝。打麻将从“一缺三”学起，输了三百块钱，兜里的钢镚儿叮当响。媳妇儿有回撞见他蹲在楼道里抽烟，眼泪吧嗒吧嗒掉：“你咋变成这样了？”

“装不下去就得撤。”老周递给他包烟，“可撤了，毒贩的货就接着往内地流。”

1986年9月，陈建军揣着假身份证走进冯育焕的院子。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育焕哥，听说你手头货硬？”冯育焕眯着眼打量他，桌上摆着半瓶茅台，酒里泡着颗红枣——这是毒贩验生客的规矩。

“广东老板？”冯育焕突然揪住他衣领，“我上个月在深圳见过你，穿西装打的领带！”

陈建军脑子嗡的一声。他想起培训时教官说的“急中生智”，猛地甩开冯育焕的手，从怀里掏出沓钞票：“哥，我是来补货的！上回那单赚翻了，这是定金！”钞票哗啦散在桌上，冯育焕的眼神软了。

转天晌午，两人在村口老槐树下交易。陈建军把密码箱往地上一放，冯育焕刚要掀箱盖，远处突然响起警笛声。“警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毒贩们撒腿就跑。

陈建军没动。他盯着冯育焕裤腿沾的泥——那是今早过河时蹭的，和情报里说的一样。警笛声越来越近，他把箱子往地上一推：“跑不了！”

那天抓了七个毒贩，缴了十二公斤鸦片。冯育焕被铐在警车上，还冲他骂：“你个假广东佬！”陈建军摸了摸被扯破的衬衫，想起媳妇儿哭着说“咱不干了”，可他知道，这事儿没完。

1987年3月，陈建军又扮成“马帮老板”进了另一伙毒贩的窝。这次毒贩更精——要他先吸一口海洛因“验诚意”。他把粉末含在舌尖，辣得直吐舌头，硬撑着说：“这玩意儿味儿不对，换了！”

毒贩们交换着眼色，其中一个突然揪住他头发：“你到底是不是警察？”

陈建军梗着脖子喊：“我是来要债的！上回你欠我三万块，今天不还就同归于尽！”他掏出怀表往桌上一摔，玻璃盖崩飞——那是母亲留下的老物件，表针停在三点十七分，正是堂哥出事的时间。

毒贩们愣住了。趁这空当，陈建军猛地扑向窗边的对讲机，手指重重按下“发送”键。楼下埋伏的战友们冲进来时，他听见冯育焕在里面喊：“这小子是条硬汉！”

后来陈建军才知道，那次行动后，他卧底的身份在毒圈传开了。可毒贩们没想到，这个“软蛋”警察，能在枪口下扛三年，抓了19个毒贩，缴了50多公斤鸦片。

1989年春天，陈建军转业那天，媳妇儿给他收拾行李。衣柜最里层有个红布包，打开是那叠假钞、半盒没拆的海洛因，还有块发黑的生猪肉——是从第一次卧底饭局上偷偷藏的。

“你说，为啥非得吃那口生肉？”媳妇儿摸着猪肉问。

陈建军笑了：“因为毒贩信了，咱就赢了。”

文献来源：云南省公安厅《1980-1990年缉毒斗争纪实》、陈建军《我的卧底日记》、砚山县公安局档案室存档资料、毒贩冯育焕一审判决书。

来源：穿越时空的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