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你穿越回三五年前，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量子计算等领域全面突破，甚至超越欧美，你或许会不以为然。

如果你穿越回三五年前，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量子计算等领域全面突破，甚至超越欧美，你或许会不以为然。

但如今，我们站在2025 年回望，

中国科技的大爆发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AI领域，今年初我们都经历了“DeepSeek时刻”，DeepSeek的崛起则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的 AI 实力。

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称，“DeepSeek”的发布是AI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百度、阿里、华为、字节等巨头也纷纷重磅入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2014至2023年间，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明超过3.8万项，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六倍。排名前五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人分别是腾讯（2,074项发明）、平安保险（1,564项）、百度（1,234项）、中国科学院（607项）、IBM（601项）。

在新能源领域，2024年比亚迪以27%的全球市场份额，正式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从2020年到2024年，比亚迪市值增长8倍。但比亚迪的胜利，远不止销量领先，而是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全球汽车工业的格局。

在再生能源领域，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EA）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太阳能板供应链的 80‑95%。研究人员表示，中国是再生能源大国，他们预测2028年全球60%的再生能源将来自中国。

在量子计算领域，九章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持续刷新算力极限，“九章三号”更是站上全球量子计算研究的巅峰，“九章四号”也即将推出。在可控核聚变方面，中国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EAST）创造了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为未来聚变能的商业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量子通信方面，“墨子号”卫星实现了1200公里的量子态传输，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入选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之一。

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实现亿度千秒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

版权所有© 中国科学院

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订单量突破千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复兴号高铁已成为全球轨道交通技术的标杆。在航天与深空探测方面，中国成功建成自主空间站“天宫”，实现了常态化运营；嫦娥五号实现月球采样返回，嫦娥六号更进一步，完成了世界首次月背采样。

在芯片领域，自2018年受制裁后陷入低谷，但华为通过Mate 60 Pro的发布，在7nm芯片的自主设计、制造及供应链国产化（超90%）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而BBC最近发文说：华为在2024年创下惊人的8600亿元人民币收入，同比大幅增加约22.12%，也表明似乎摆脱了西方限制的束缚。

科技突破，不止影响民用，也在塑造全球军事格局。

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福建舰的下水，让中国航母正式迈入电磁弹射时代；2024年末，两款疑似第六代战机的原型机试飞，MD-19超高音速无人机实现了全球首次高超音速飞行后安全降落传统跑道的壮举……这些装备，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更是科技实力跃升的缩影。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一项分析，在全球45项关键科技领域中，中国已经在38项上处于领先地位。

这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可再生能源、无人机技术等。而在全球市场上，中国科技产品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出口欧洲；大疆的无人机占据全球70%市场；华为的5G设备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

此外，化学、物理、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工程等领域的大多数高影响力论文都是由中国科学家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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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追赶”，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是政策、市场、产业链、人才、资本长期积累后的质变。

2015 年《中国制造2025》发布，目标明确：中国不能止步于“世界工厂”，必须掌握高端科技，成为全球创新中心。

截屏自：http://zw.china.com.cn/2016-05/27/content_38549357.htm

当时，芯片、软件、核心工业设备仍高度依赖欧美，科技自立已是生死攸关。于是，国家瞄准十大战略产业，涵盖 AI、量子计算、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推动科技资本和人才向硬科技聚拢。政策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资金、专项项目倾斜，全方位赋能，这是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资本共同驱动的“国家级系统工程”。

这种模式早在“两弹一星”时期就曾奏效。而今中国通过863计划、973 计划、量子科技专项、AI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科技攻坚行动，确保关键领域不受外部掣肘。

硅谷依赖现在可以自由市场创新(其实它早期也是一个政府催化的故事，像Fairchild仙童这样的公司，在最初几年，客户基本上是政府部门和政府机构，包括NASA，其营业额的80％来自国防部)，但中国的国情不同，打法也不同——很多底层创新都是公共品，当市场无法突破技术壁垒，国家战略就成为决定性变量。

以5G为例，早在2009年，中国政府已确定5G为核心战略，随后成立IMT-2020推进组，联合高校、研究所、企业进行攻关。欧美还在犹豫 4G 是否够用时，中国已提前十年布局，最终在 2020 年率先实现全球商用。

这种模式并非传统计划经济，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 市场竞争”融合体：政府定方向，企业拼市场，科研院所供技术，形成中国特色科技生态。

而模式的关键在于“燃料”，也就是资本。

2000年，中国研发经费仅895亿元，约为美国的1/20，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突破3.08万亿元，占GDP的2.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一些科技公司在研发上投入巨大，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的正向循环。

图源：比亚迪汽车

资本狂飙，也带来两大变革。

一方面，科技基础设施跃迁：超级计算中心、AI 算力平台、大型实验室等相继建成，创新“底座”更牢固。此外，也更容易吸引全球人才回流：高额科研投入吸引顶级科学家回国，国内研究人员待遇和资源也全面升级，形成正反馈。

格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每年毕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数量远超其他国家。

在2025美国白宫发布的AI Talent Report中，有这样一个数据：在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层面，中国授予的学位数量远超美国。2022年，中国授予的S&E学士学位数量是美国的近6倍，远高于两国人口比例（中国人口约为美国的4.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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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多的工程师、程序员、芯片设计师……

那，为什么中国能培养出如此多的 STEM 人才？

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的教育文化有关：1999 年高校扩招以及2010年的强化理工科教育，塑造了一批批理科精英。欧美的路径则完全不同，比如美国依赖移民来填补STEM人才空缺，而中国主要靠自己培养。

而且最近这10年，出现了一批“归国潮”，特别是在2019年后，大量科学家选择回国。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助攻，在他的封锁政策下，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促使中国科学家回国，帮助国内科技企业攻克关键技术。另外一方面中国也接得住：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世界一流实验室，并有能力提供丰厚待遇吸引海外学者。

华人AI领域顶尖学者朱松纯在2020年以国家战略科学家身份回国，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并任院长，兼任清华、北大教授，就是典型案例。

超大规模的

制造业与市场生态

中国科技崛起，不只是实验室的突破，而是扎根于完整的产业链。

全球仅中国具备41个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意味着从火箭到手机，从新能源汽车到高端芯片，几乎所有关键零部件都能在本土找到供应商。这种高度协同的制造体系，让科技创新从概念到量产的速度远超欧美。

比亚迪的崛起就绝非偶然，“三电”（电池、电机、电控）产业链已高度成熟，宁德时代、比亚迪电池、华为智能车机等企业形成强大协同，一项技术突破能迅速带动整个行业跃迁。

同时，中国14亿人口的规模效应，不仅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更是科技创新的试验场，任何新技术都能迅速找到用户，实现商业化闭环。

鸿蒙系统就是典型案例。面对安卓封锁，鸿蒙在国内迅速铺开，短时间内用户达亿级，吸引无数开发者涌入生态。如果鸿蒙出现在一个小市场，恐怕难以对抗苹果、谷歌。

C919大飞机同样如此，得益于国内航空公司支持，迅速积累上千架订单，先立足本土，再进军国际。市场的力量，让中国创新不仅是“研究院的胜利”，更是“市场的胜利”。

一棵树倒下，声震四野；一片森林生长，悄无声息。

当华为7nm 芯片突破封锁、比亚迪新能源车席卷全球、国产AI 大模型挑战 OpenAI，许多人惊叹于这些耀眼的“单点突破”。

但聪明人知道，这些突破并非偶然，不是依赖某个“天才”或“神奇政策”，而是数百万科研人员、企业家、政策制定者、资本市场共同推动的集体跃迁，是一个庞大科技生态系统长期协同演化的结果。

在复杂系统科学中，它有一个名字：“涌现（Emergence）”——当系统内部相互作用达到临界点，整体表现出全新的、指数级增长的特性。

比如人形机器人，从特斯拉的擎天柱（Optimus），到 Figure AI 的人形机器人，再到中国的智元、宇树，全球的科技巨头们正在全力冲刺这个全新赛道。

而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

2024 年，DeepSeek开源社区发布机器人操作系统 DeepSeek-RT，兼容国产昇腾、寒武纪等芯片，并集成自主训练的具身智能模型，开发者可直接调用国产3D视觉芯片的API，这种开源生态降低了机器人开发门槛，吸引了更多企业适配国产芯片，反向又推动半导体优化，形成了技术—市场—制造的正向循环，加速机器人产业链的成熟。

在硬件方面，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机器人供应链的国家，涵盖芯片、电机、电池、传感器等核心部件，无需依赖进口。这种产业链完整性，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制造机器人，并迅速推向市场，这是欧美企业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

正如黄仁勋所说：“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同时具备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这种条件……这将是一个独特的机遇。”

很多人会问：

中国科技的这波爆发究竟是短暂的“窗口期”，还是长期的结构性升级？

这要看我们是否跨过了某个“相变点”(Phase Transition)，进入到某种“稳态”(Stable State)中。从过去几年看，中国科技生态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稳态中：

首先是科技企业的自我造血循环。以前的科技企业依赖政策支持，现在是“自己养活自己”。其二是人才的代际更迭，过去 20 年，中国的理工科人才供给处于“建设期”，现在，每年有数百万科技人才进入市场，科技创新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最重要的是，科技生态的自适应能力：我们看到，贸易战、芯片禁令反而让中国企业的自主能力提高了，我们的本土供应链极具韧性，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换句话说，中国科技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向的“路径依赖”轨道，

即使是靠着惯性，也能向前走很长一段时间。

但在未来，

我们是“巨型的韩国”，还是“下一个美国”？

我们是以强大的产业能力、制造能力和渐进式创新主导全球经济；

还是做出更多“突破性创新”，真正成为全球科技规则的制定者？

这不仅需要要继续突破“卡脖子”难题，更需要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调整激励体系，鼓励原创突破，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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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星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