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血书强烈要求帮日本打仗，你能想到，抗战时期台湾人有多狂热？

摘要：征用军夫是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事，因此，血书的出现不当早过此。目前在文献上看到的，有完整记载的第一份血书是一位原住民青年所写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日本在台湾军事动员出现一个相当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台湾年轻人写“血书”志愿加入日军的热潮，这个热潮基本上和军事动员相始终。

根据所看到的资料，台湾青年写血书志愿从军，应是在殖民政府开始征用军夫后不久就出现的现象。

征用军夫是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事，因此，血书的出现不当早过此。目前在文献上看到的，有完整记载的第一份血书是一位原住民青年所写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位写血书的青年来自是高雄州潮州郡。根据记载，这位高山族青年向来“感激皇恩，燃烧着爱国至情”，十分注意卢沟桥事变的发展，得知本岛人（汉族系台湾人）以军夫的名义出征，遂以“我等高山族没有理由不被允许”，于是写血书，附上一幅血染的日本国旗，邮寄有关单位，要求接受他为军夫。

这份血书可以说是战争期间“血书志愿”的原型，深具历史意义。

不仅白井朝吉和江间常吉的《皇民化运动》书中引迹了这份血书的内容，血书内容是：

“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

竹内清的《事变上台湾人》也有该份血书和鲜血染成的国旗的相片。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血染的国旗两旁用铅笔分别写着：“天皇陛下万岁”和“日本皇军万岁”。文字记载并未说明血色的太阳是染在什么东西上，但由于后来的一般作法是咬破指头，把鲜血染在白色的手帕上，这幅国旗大约也是染在手帕上的。

台湾青年写血书志愿从军，最初出现在征用军夫时。到了公布志愿兵制度将在台湾实施时，“血书志愿”更蔚为一股风气，在年轻人之间十分流行。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总督府和军司令部联合发表声明，宣布陆军志愿兵制度将于来年（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实施。

该年七月一日，台湾军司令官本间雅晴收到一封信，寄信者是高雄州屏东市本町二丁目三十一番地显明电气商店的张国盛，十八岁的台湾青年。

同封信中附有四周写着“忠君爱国”四个字的太阳旗血书，以及捐作国防献金的“报国国债券”。

借用现在流行的观念来说，张国盛信中所表达的是当时年轻人爱国从军的“申请”，全文如下：

拜启

阁下，对于我等六百万岛民全体永年待望至今之志愿兵制度的实施，承蒙（阁下)为我等本岛人，尽各种力量，不胜感谢之至。我等本岛人迄今唯一的遗憾是：无法作为军人为国家尽力。然则，此次以总督阁下和阁下为首，在全岛诸名士的努力之下，乃有今日之荣誉。尤有甚者，一死奉公，献身君国，大大发挥本岛人之忠诚，以副出力之诺位的期待，（吾人）有此觉悟。我本人是住在屏东市的十八岁本岛青年。

实际上，（我）从今年一月十四日至四月十三日的三个月间，在台北市大直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台北训练所受训。训练期间，阁下来队视阅之际，（我）以营兵身份得忝侧身欢迎之列。当时阁下惠赐我等热意洋溢之训示，（我）句句恪守无误，平安退队归乡。

今日，有幸得以遇上此一大荣誉。以上是，（我)身为日本男子、陛下之赤子，为了国家，进而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有亟尽己力的觉悟。阁下，我是日本男子，皇国民的一员。一如同封血书所示，（我)抱持着作为日本人的坚强信念。我想进入军队的情绪高涨。恳请阁下了解我的心念；如果（阁下）知晓志愿手续，烦请以同封附上的邮票赐教。同封的金额是我在青年队时所获得的薪酬的一部分，请拿去给军队买点什么的。最后，（我)从屏东遥祈阁下身体健康。

同日，台北宪兵队也收到一封血痕犹鲜的血书志愿信，寄信者是本籍台南州嘉义郡溪口庄，任职于同州虎尾街一八九台西脚踏车店的张左庭，时年二十岁。

张左庭在信中写道：

“志愿兵制度之实施，（全岛）欢然。今日正是为国效力之秋。我自身燃烧着一死报国的信念，因此请一定采用。”另外，他在洁白的手帕上用鲜血写上几行字，代替志愿书：志愿兵愿书（申请书），我也是强健的日本男子，坚强而有决心，恳请采用。

张国盛和张左庭是志愿兵制度宣布后，蔚为大观的“血书志愿”热潮的先驱。继他们之后，无数的台湾青年写血书志愿当兵，其情况可以说是无日不有，热烈非凡。

在台湾，不仅年轻男子写血书，女性也有写血书的。例如，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一位来自台南州虎尾郡名叫蔡锦鹤的年轻女性，给台湾军司令官送了一封血书，志愿成为从军看护妇。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基隆日新医院年仅十六岁的见习看护妇蔡配为了能够被录取为从军看护助手，在志愿书外，附上红十字的臂章，上有血染的“一生为国”四字。

又，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新竹州有二十六名年轻女性志愿当从军看护妇，其中包括新富国民学校训导张云裳（二十一岁）在内的九名妇女特别附上血书。

甚至还有妻子写血书希望丈夫能被采用为志愿兵的例子。《东台湾新报》1942年2月15日，第3版刊载一则血书，写血书的是花莲郡铜文兰社的原住民女性(21岁)，血书云：

“恳请务必采用，（我的）丈夫身体壮健，国语也良好。丈夫虽然志愿，家里绝对不会有困难！”

“血书志愿”不是台湾特有的现象，在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年轻人写血书请求为国尽忠相当普遍。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法知道台湾第一份血书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创意，或是来自官方的暗示。从零星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警察机构有意无意在鼓动台湾青年写血书。例如，一九四一年七月《语苑》的台湾语教材中，有如下的例句：本岛人当中有看到朝鲜的样子，非常羡慕，也想当志愿兵，割破手指，写血书志愿的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警察单位似乎有意利用民族间的竞争心理，激发台湾青年写血书和朝鲜人一争短长，为什么要写血书志愿从军呢？血书志愿是一极富浪漫色彩的表现爱国的方式，对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我们或可想象，当几个年轻人相继写血书志愿后，其他青年很容易受到感染，因而群起效尤。尤其是在血书志愿俨然成为一种风潮后，同年龄层的年轻人彼此形成一种同伴激励或压力，互相激励，发动更多的人写血书。当然，光是仿效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

研究朝鲜皇民化运动的日本学者宫田节子，曾探讨朝鲜志愿兵热中的“血书志愿”现象。宫田认为朝鲜青年写血书是要证明自己比日本人更日本人，是一种“过度的忠诚的证明”。朝鲜人之所以如此作，恐怕正因为他们内心隐藏着某种心态。统治者并非没注意到这种双重心理；朝鲜人为了否定这种隐藏的内在矛盾，只有表现更加地狂热。因此，宫田认为这或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互不信任的副作用”下的产物吧。

也就是说，朝鲜人为了向统治者表示自己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要以写血书那样的热烈方式来自我证明，但心里可不是那么毋庸置疑；在统治者这边，则对这种热烈的表现始终存着怀疑。两者相激相荡，越演越烈。台湾的血书热潮，是否也和朝鲜有同样的心理背景？文献不足，无法作出推论。

不过，回忆和口述采访资料告诉我们，有些写血书的年轻人具有相当明确的动机。

例如，出身台南的郑春河一心想当日本军人当陆军，特别志愿制度实施时，非常兴奋。一向对他照顾有加的日本人告诉他，由于只录取一千名，若非体格甲等机会渺茫，他因而想到写血书。郑春河的血书，透过北门郡守，由州试验官台南州教育课长，转送给训练所所长石川大佐。

事后证明此举奏效，因为郑春河费尽力气增加体重，体格检查不过是“乙等”，录取无望。他是“沐浴在特别采用之恩典”下，才跻身第一期陆军志愿兵之行列，达成一生最大的梦想。

又如出身台南北门的陈江火，因为经济的原因，很想到南洋工作。他从收音机广播中听到日本人宣传说：只要血书志愿，就会马上被征调。陈江火因此写血书，志愿到南洋。他于一九四三年，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员工的身份到南洋。因此，如果当时人相信血书志愿能大大增加被采用的机会，或可推测，那些血书志愿的台湾青年当中，是有不少人抱着必中的心理，不仅仅只是表态而已。

在日本帝国的血书文化中，可看到台湾人作为殖民地人民的特别情境。如上所述，台湾人一开始只是作为军夫被征用。军夫在军队里是处在最低下的位置。如此卑微的位置竟然需要用血来争取！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有点匪夷所思。

军夫固然地位卑微，但在当时页数不多的新闻报纸上经常占据重要版面，当时也有由邓雨贤著名的歌曲（雨夜花）和（月夜愁）分别改编，而由栗原白也作词的“时局歌”（荣誉的军夫）与军夫之妻，可以说社会与当局都给予高度的肯定。这种来自上层的赞扬应对鼓舞民气起了不少作用。

关于台湾青年是否自愿从军的问题，根据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台籍日本兵资料，可以得知：台湾人加入军队大约有抽调、征庸和志愿（自愿申请）等方式。其中抽调比较具有强迫性质，征庸和志愿则大抵是自愿的。

今天无论我们对日治末期的爱国（军国）教育怀着怎样的批判态度，日本在台湾的军国主义教育，无疑地，有相当程度的成功，许多年轻人本着强烈的“爱国心”加入日本对外征战的行列。但是，战后数十年来，由于受到官方抗日史观的影响，台湾人“自愿”当日本兵成为至为可耻的事，许多身历其境的台湾人不仅不敢承认是自愿去当日本兵，还强调是被迫的。

例如，有位台籍日本兵在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是被强征去的，在第二次访谈时，因为知道有人承认“自愿当兵”，才改口说他也是自愿的。

4、与朝鲜的对比

众所周知，日本对华军事侵略始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借由此一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次年并扶植清朝未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改名新京）成立“伪满洲国”，自此中国东北为日本所控制。

由于中国东北在地理上和朝鲜毗邻，因此九一八事变对朝鲜影响相当大，相当于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对台湾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开始，也是日后日本史上称为“十五年战争”的开始（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前后共十五年)。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朝鲜遂成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朝鲜殖民政府于是展开一连串“兵站基地化”的措施。

此外，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日本朝鲜军开始对“朝鲜人的兵役问题”做“慎重且深刻”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后来的陆军志愿兵制度。因此，朝鲜不由自主地受到日本对外征战的冲击，是自一九三一年开始。

在台湾，影响最大的则是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换言之，台湾人被动加入殖民母国的对外征战是与八年抗战相始终。

日本在朝鲜和台湾的战争动员，追根究底是紧密配合日本的战争需要。不过，在对两个殖民地的人员的调配上，我们也可看出日本当局基于地理、种族上和其他种种考虑而有不同的作法。譬如，日本在朝鲜除了军人、军属外，还有“劳务动员”，这也就是和慰安妇同样令人诟病的“强制连行”。“强制连行”泛指一九三九年开始，日本政府相继以“募集”、“官方中介”和“征用”的方式致使朝鲜人到日本本土的炭坑、矿山、土木业和各种工场从事劳力和建设工作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