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创伤,打工人不被看见的隐痛!

B站影视 欧美电影 2025-03-13 22:58 1

摘要:从前谈及裁员,大多讨论的都是经济压力,很少谈及心理创伤。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部分日常。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8.7小时。如果按照每周双休计算,这意味着人们每天工作接近10小时。

世界变化加速,行业变动频繁,稳固的工作关系不再,裁员是很多人近些年面临的新课题。

从前谈及裁员,大多讨论的都是经济压力,很少谈及心理创伤。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部分日常。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8.7小时。如果按照每周双休计算,这意味着人们每天工作接近10小时。

裁员也就意味着生活节奏的骤然断裂、社交圈的直接缩减、社会身份的剥夺,以及自我价值的怀疑。

很多人都以为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后,这些创伤就能自然痊愈,但现实并非如此。

今年30多岁的尤菲在几个月前遭遇了裁员。她本科毕业后工作8年,期间换过几份工作,都以和平离职结束,这是她第一次面对被裁,而且闹得并不愉快。

导火索来自于团队空降来的新领导。尤菲所在的是内容岗位,主要负责一些产品文案。本来她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近三年,对工作已经比较熟悉。没想到,新领导对她的工作挨个抠字眼,同样意思的词语,要求必须用某一个,又说不出原因。“如果只是一两个词也还好,结果经常出现通篇的逐字修改,把我批得体无完肤。”尤菲回忆,“更讽刺的是,有一次,在我按要求改完文案后,其它部门又说我之前写的没有问题,再让我改回去。”

新领导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需要她无条件服从。尤菲感到痛苦,但作为员工,又毫无办法。在提出异议后,她遭遇了区别对待:团队申报优秀项目时,尤菲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剔除了。她鼓起勇气向领导提出质疑,没过多久,就收到了裁员的通知。

《欢乐颂》剧照

得知被裁的时候,尤菲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终于可以离开了,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愤怒”。现实容不得她消化情绪,收到HR通知,意味着进入谈离职赔偿的阶段,她必须打起精神。那段时间她压力紧绷,失眠严重,随时担心自己会拿不到赔偿。裁员原本在月底,为了争取多一个月的社保,尤菲拖着没有同意,坚持上报到了更高级别的集团HR那边去。谈判落定的那个晚上,尤菲终于在家大哭了一场,“就是觉得自己遭受这样的对待很可怜”。与此同时,强烈的被否定感也涌了上来,那不是被某一个人否定,而是被整个职场运转体系否定,无处可去的感觉,并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

很多人觉得心理学上的“创伤”特指在情感关系上遭受剧烈打击,比如家人过世、失恋离婚等,但本质上,所有关系的断裂都会形成伤口,工作职场关系也是如此。卢美妏是一位从业十几年的心理咨询师,专长是做职业生涯咨询,她接触过大量“裁员创伤”的案例。

“当一个人被裁后,也会经历所谓的‘创伤五阶段’,从否认、愤怒、追问,到后来的沮丧和接受。但与其它创伤不同,裁员往往会有更紧迫的现实压力,没有喘息和修复的空间。”卢美妏说,“一个人在离婚后,不会被要求下个月一定要找到新对象,必须立马领证再婚。而一个人在被裁之后,往往会被要求很快站起来,甚至要去保持更好的状态。”

在她接触的案例中,裁员创伤并不经常发生在刚失业时,相反,是在一段时间后,甚至是在找到新工作后,才慢慢开始显现。“很多人在刚被裁员时,会产生应激反应,像打了鸡血一样,必须要去做点什么。有些人会疯狂投简历,联系之前的人脉,看上去积极有活力。”卢美妏解释,“但应激期一旦结束,创伤才真正开始,他们会陷入长期的悲伤和焦虑。”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在下一份工作中,有些人会延续裁员导致的不安,担心工作随时不保;有些人会表现出完美主义倾向,虽然工作已经合格,但永远对自己不满意,甚至会疑神疑鬼,猜测领导的各种言外之意;还有人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会和领导形成非常讨好的关系。这些强烈的恐慌和焦虑,会导致很多人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之前的工作能力,进一步恶化职场问题。

“裁员就像被抛弃,会唤起人心底里很深层次的恐惧。比如小时候被家长关在门外,说‘不听话就不要你了’之类的话。长大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好像就会回到那个场景,觉得被抛弃是因为自己做错事。”卢美妏说,“为了避免再次被抛弃,很多人会改变自己做事的方法,产生自我怀疑。如果当下没有很好地去处理它,那么这种创伤就会被忽略,但是在内心里又一直存在。”

大量的人都不愿意去正视自己有“创伤”这件事,尤其觉得因为裁员就倒下,是一种很脆弱的表现。这一点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卢美妏的团队在全平台的咨询量,女男比是7:3,甚至接近8:2。“女性在遇到心理状况时,更愿意倾诉和主动寻求帮助,而男性在一些’阳刚文化’的影响下,始终有一些’男子汉’形象的顾虑,选择独自面对。”卢美妏觉得,“这种选择看似坚强,实际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容易形成长期的身心困扰,甚至演变成伤害事件。比如在自杀事件里,根据世卫组织统计,男性自杀数量是明显高于女性的。”

即使是男性来访者,很多也都是被妻子或母亲带着来的,而且通常都会表现得比较抗拒。“女性一般会承担家庭的大部分情绪工作,又有比较强的洞察力,容易发现身边人的异常,比如对方抽烟喝酒忽然增加、体重明显变化等。”卢美妏说,“不过如果丈夫对咨询很抗拒时,我们会建议妻子不要强求,自己先做咨询。这类咨询更像是在做教学,教她们怎么去支持和协助。”

《我是余欢水》剧照

有一次,一位妻子帮丈夫预约了咨询。丈夫比较早进入互联网行业,做到年薪200多万的高管,职业一路生涯顺风顺水。但因为公司内部斗争,整个部门被清掉,他也被裁员了。刚被裁的时候,丈夫好像没什么异常反应,只觉得自己到哪都有出路。但是他很快发现,市场上高管职位本来就少,各个公司都各有派系,寻找到满意的职位相当困难。于是,他选择创业单干。

卢美妏说,很多高管都有这样的错觉,觉得自己能力出众,创业问题不大。这位男士创业三个月,钱烧掉了,事业毫无起色。他意识到,自己的很多光环都是原公司给的,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怀疑。再加上妻子全职、孩子上私立校、高额房贷在手这所谓的“中产破产三件套”,压力瞬间爆表。然而,这位丈夫表面上还是表现得很镇定,还好妻子很快发现了他异常,四处帮他找解决的方法。

“在咨询上,我们需要先处理的其实是落差感,一个中年人在管理层的位置被裁,出来忽然变成求职者了,心理会承受不了。”卢美妏说,“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停止比较,认清现实状况。我们经过咨询发现,他其实根本不适合创业。他不会创造目标和确定方向,更适合去帮助别人达成目标,很擅长给底下的人打鸡血,简单来讲,就是适合做高阶的幕僚。”

这个咨询者后来找到了一个互联网公司,接受了年薪减半的工作,卖掉了一套房子来维持日常开销。两三年后,他又爬回到了两三百万的位置,算是闯过了一关。

《逆行人生》剧照

裁员创伤也不止是在被裁的人身上出现,即使是目睹身边的同事被裁,或者有行业裁员的风声,都会引发大家的情绪波动。

卢美妏说,在实际咨询工作中,每当社会有大的变动,或者有新的技术变革时,预约量都会上升。比如2023年的春节,ChatGPT出现时,团队的预约量直接达到一个高峰。在职业生涯咨询中,来访者都急于想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取代,还没有其他转行的可能性,自己应该做什么准备。裁员还没开始,大家已经开始很惊慌,因为这种逼近的“危险”而焦虑,也是创伤的一种表现。

被裁员的创伤,很大程度上来自自我否定。

公司裁员总会给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常常是对人能力的直接否定。即便可能公司也面临着经费不足、缩减部门、经营不善、领导决策失误等问题,但鲜有公司会在裁员时承认这些状况。于是,很多遭遇裁员的人会认为被裁员等同于一个失败的证明,代表着自己不够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

而很多企业在裁员时展露出的傲慢,会成为员工愤怒的来源,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自身的形象,甚至成为隐患。尤菲在这次裁员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负面评价,领导认为她连基础的产品说明都不合格,而且工作效率低下。“刚入职场时,因为学校知识和社会脱节,我也会被领导批评,但都是有针对性的,不会像这次一样被全盘否定。”一直到她追问到集团HR那边,才得知裁员有公司业务缩减的因素,而在此之前,她得到的信息都是“你做得不够好”。

出于愤怒,在离职时,她向集团HR举报了领导不合规行为,也一度打算在社交平台上曝光,而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在职场与人树敌。

小柯研究生毕业于美国藤校,回国后进入高校做研究员,工作了三年。几个月前,因为院系调整,研究院规模大幅缩减。而对于要裁谁,领导竟让员工们内部商量投票决定。小柯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会议,后来在外出的路上收到了离职通知。

《我们的日子》剧照

“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可以接受被辞退,但在此之前,可以坐下来讲讲,我做的好与不好的地方,大家好聚好散。”小柯对于领导这样不进行任何沟通,直接转交程序的做法很不满。后续的赔偿金虽然给了他一些安抚,但他想象中那样一场谈话始终没法发生,“钱和尊重是两码事。直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我感受不到人和人相处最基本的尊重。”

他在这份工作中本来就积累了一些情绪,比如领导不遵循学术工作的周期,导致团队一直没有产出,又经常因为赶工疲惫不堪。他原本希望完成项目再主动离开,没想到忽然被单方面结束,“很多事情不清不楚,导致没有任何交接,日后项目有问题大概率还是要找我处理,但我怎么可能还会心甘情愿地配合他们的工作。”

在被裁后的一段时间,小柯还和前同事保持着联系,默默关注着之前项目的进展情况。这像是一种带着忐忑的观望,“其实我有点害怕在我走后,项目一切顺利,似乎证明了从前真的是我的问题。”不过小柯很快松了一口气,“那个项目果然再次遇挫,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错。”

如果没有处理好裁员时的激烈情绪,人有时候会在不理智中做出“报复行为”,偶尔还会出现一些裁员引发的恶性伤人事件。但其实,裁员并非不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卢美妏指出,国外很多公司在裁员的同时,除了赔偿金,也会附带职业生涯咨询等,有一个心理支持系统,在国内这样做的公司相对比较少。

她的咨询团队曾与一家大型外企合作,那是一家百年老牌公司,待遇不错,很多人都觉得进去后就能安心工作到退休。但是世界就是变化很快,因为种种因素,它需要裁员超过三分之一。企业安排了一些团体工作坊,帮助大家探索自己的职业方向,也安排个别的咨询,协助大家转职。对留下来的员工,还会做一些团队凝聚力的建设,或者情绪舒压等。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卢美妏观察到,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双赢的。“公司花时间让大家知道,裁员不是员工个人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公司架构的变动。当公司展露出尊重人才、愿意支持员工的态度,有些被裁的员工会反过来非常感恩公司,觉得自己被照顾到,甚至还会担心老板该怎么办。”卢美妏感慨,“做这些心理支持,公司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大量离职的员工会更少产生愤怒的情绪,避免员工和公司站在对立面,减少很多冲突发生,企业的社会声誉反而会上升。”

不要成为孤岛

在卢美妏接触的咨询案例中,容易发生裁员创伤的有几类人,第一类是“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习惯只要听话就可以得到掌声,取得好成绩就可以得到别人的肯定。”在二十五六岁之前,学生生涯的逻辑都是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回报,如果千辛万苦地考进一个好学校,只要不做非常出格的事情,其实很难被学校赶走。大家很习惯非常努力,够到一个门槛,进去就觉得’安全’了。”

“但是职场逻辑不一样,你千辛万苦地进入一家不错的公司,工作再努力,还是会被忽然裁掉。这在很多人的人生中,尤其是一些学习好的人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卢美妏说,她的很多来访者都是国内外名校出身,而学历越好,过被裁员的心理关就越难。她经常和同行开玩笑,说这是一种“常春藤/985症候群”,“这些名校出身的孩子,他们这辈子遇到的问题,之前都可以靠考试来解决,面对裁员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就会非常无措。”

第二种容易在裁员中受到伤害的是低自尊人群,例如讨好型人格,本身自我评价很低,外界的一点负面反馈,都会觉得是自己的不好,一旦遇到裁员,就会更很容易失去自我,身心状态都会非常糟糕。第三种是现实压力比较大的类型,包括经济压力、年龄压力,他们的创伤不太会立即出现,通常是压抑后演变成长期的慢性创伤,比如生理上出现长期头痛、失眠、肠胃问题等,情绪也会容易暴躁易怒,或者持续低落。

《路过未来》剧照

很多人觉得年轻人因为没有养家的经济负担,所以不太会有创伤,但裁员除了是一种被抛弃,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剥夺。“就像即使一个人不差钱,可是没有工作,很多人还是觉得没有一个正式的社会身份。这个身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是人活在群体里的一个共识基础。”卢美妏说。

她接手过一个年轻人的案例,那个男生之前在英国读书,成绩不错,回国后进了很好的公司,几年后遇到了裁员。他一开始非常愤怒,觉得公司没有眼光,愤怒之外又是强烈的自卑。被裁后,他只愿意投那些同级别,或者比级别更高的岗位。他觉得自己被裁掉,就只能继续往前走,如果找不到同样待遇的工作,就代表着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毕竟人怎么能倒退呢?

结果他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住在父母家,越来越自卑。有时和朋友同学出门,大家都会问:“你最近在做什么?”他没有办法回答,干脆不去了。开始是不出门,不社交,后来发展到连卧室都不出,他妈妈每天做完饭,用小托盘给他放到房间的桌子上。在咨询时,整个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茧居的病人状态。

“他妈妈很担心,说孩子以前也很活泼开朗,怎么忽然变成了这样。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谈工作,先去建立他的生活能力,建立和外界的连接。比如先练习走到客厅,至少把吃完饭的碗盘放到厨房。”卢美妏说,“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让他走出房门,然后练习出门散步,约朋友单独喝杯咖啡,逐步建立日常生活。”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在重新建立和社会的接触后,男生开始慢慢尝试一些短期的工作和兼职,现在自己做一些贸易小生意,状态好了很多。“他幸运的一点是,家里人能提供支持,尤其是妈妈比较明事理。”卢美妏觉得,“对于裁员的人来讲,最害怕就是变成孤岛。如果家人不能理解,那就去找值得信任的朋友,不会批判你的人,不要独自承受。”

在被裁员后,尤菲也有积极寻求朋友们的帮助,但她也明显感到,在失去职场这个社交领域之后,自己能日常讲话的朋友并不多。在失业后,她和朋友的关系也产生了微妙的改变,慢慢减少了主动联系,害怕触发自我批评,感觉很孤单。后来她会写日记,和自己诉说,也会去散散步。“还有段时间,我疯狂地迷恋悬疑推理小说,转移注意力,不看点什么就会焦虑,那种无价值感会涌现出来。”尤菲说,“想起之前那个职场环境就觉得痛苦。”

《我,准时下班》剧照

创伤的修复,有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在裁员后,执着于去问为什么。但实际上,这时更需要用行动来取代对答案的纠结,建立新的生活节奏。”卢美妏说。在没有人能疏导的情况下,也可以用AI聊天,“AI是一个很好的倾听工具,你可以分享很多你在读书的时候做过的事情、工作里做过的项目,分析哪些事做起来比较顺,哪些事觉得有成就感,让它来夸奖你。从自己的“优势观点”出发,一方面能快速找回自信和自尊,另一方面也能找到比较匹配的工作。”

在这次裁员中,尤菲感到最割裂的一点,是自我成长和职场要求的矛盾。她原本是一个有些讨好型的人,习惯放低自己的需求,从前被领导强力打压,也只会自己默默消化。这样的忍耐,一面换来升职加薪,一方面精神非常内耗。这一两年,她有意识去觉察,做心理疗愈,改变自己的状态,然而,就在她敢于捍卫自己后,却被职场一脚踢出,“感觉自己就不适合整个职场体系”。

在卢美妏看来,工作的本质是一种交换,通过回应别人的需求去赚取经济报酬,所以肯定需要让渡一部分自我的需求,但让渡不可逾越自己能承受的边界,好让付出和回报有一个心理上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和工作无关的兴趣,生活多元一些,才能有抵抗变化和风险的能力。”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这几个月,尤菲投过一些简历,但都没有合适的岗位,也隐约感到市场对于已婚未育女性的歧视。在经济压力下,她会去做一些兼职的日结的工作,“刚开始的那种愤怒情绪渐渐消退了,现在更多的是失望和无力。我有8年的工作经验,看上去挺久,但是放在整个人生里,其实是很短的。我一想到还要工作几十年,还要重回职场,就觉得很迷茫。”

来源:创意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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