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契合中国历史实情和逻辑的解释框架《三论》讨论的历史时期主要是秦汉至清，同时前涉先秦，后及近代。中外学界对这两千多年历史研究，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富民社会理论、农商社会理论、宋元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征服王朝论、新清史等众多理论。《三论》对上述重要理论都展开了
三、契合中国历史实情和逻辑的解释框架《三论》讨论的历史时期主要是秦汉至清，同时前涉先秦，后及近代。中外学界对这两千多年历史研究，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富民社会理论、农商社会理论、宋元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征服王朝论、新清史等众多理论。《三论》对上述重要理论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对话，既有补充发展，也有质疑商榷。如《三论》以“唐宋变革”的源起和流变作为梳理中古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指出“唐宋变革”并非中国历史的突变或变异，而是承续和发展，远源齐国农工商并重“基因”，近承唐朝“南朝化”的“南制”因素，宋以后“唐宋变革”成果又在江南存续演变，在明中后期和清朝繁盛期再次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对唐宋变革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作者也驳斥了“征服王朝论”片面夸大北方民族王朝“征服”或“渗透”的主导性，“新清史”片面强调清王朝与内陆亚洲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忽视、掩盖满族文化与汉地文化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超前者的历史事实等错误。作者对相关理论的补充、质疑，或对某些理论合理因素的借用，表现了实事求是、理性包容的科学态度和学者风范，并不执着于对这些理论的证成或证伪，而是披沙沥金，提出契合中国历史实情和逻辑的解释框架。《三论》通过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三组议题的研究，提出了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多样性与整体性的四个重要论断：一是编民耕战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是帝制国家临民理政支配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政策模式；二是两个南北朝及其衍生的南制和北制深刻影响着中古历史演进；三是秦汉以降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经历了秦汉单一式郡县制“中国一统”和元明清复合式“华夷一统”两个阶段；四是社会经济和民族汇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四个论断构成了《三论》多视角阐释中国历史演进轨迹的基本框架。第一个论断揭示了中原农耕文明中生成的两种帝制国家临民理政政策模式，同时也是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由于中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凝聚作用，这两种模式也成为塞外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展开与中原农耕文明融合的基本框架。两种政策模式的交互兴替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的基本模式。作者认为，两种模式分别起源于战国秦国商鞅变法的耕战政策和春秋时期齐国四民“通货积财”的治国道路。编民耕战模式的特点是国家直接统辖编民，身丁管制的课税征役，重本抑末，以藏富于国、举国动员、富国强兵为目标，是一种“管制型政策”。该模式经历秦及西汉鼎盛、北朝隋唐复兴、明朝前期“最后辉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特点是财产税为主调节掌控，士农工商各治其业，重视工商，士人和富民构成政治和经济两大支配势力，表现为“兼容型政策”。该模式在东汉、三国、两宋和清朝成为主导模式。编民耕战模式在国家集中资源、动员社会上具有优势，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因而成为不同状态下的兴替选择。《三论》以南制和北制论述东晋以降两个南北朝所致南北隔离、差异和互动下的历史演进形态。东晋南北朝到隋及唐前期，北制因素在中国北方占据主导地位，南方则形成和保持南制。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所代表的南制线索是主流趋势，辽夏金元反映的北制线索也有重要历史作用。元明时期南制和北制经历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到明中叶以南制为主导的三次博弈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这构成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北制和南制的内核就是编民耕战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种模式。北制是秦汉编民耕战政策与游牧旧制的结合，而南制是东晋南朝保持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新变结果。作者总结南制、北制的本质差异：“就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关系而言，主从隶属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谛。前者偏重于超经济的人身强制，后者偏重于经济的契约强制。”第三个论断则聚焦于华夏族和非华夏族轮流为“天下主”的格局下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单一式一统到复合式一统的发展历程。秦汉统一是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即对华夏族（汉族）核心区域建立了直辖统治，是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郡县制“中国一统”，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秩序和演进基础。元明清建立了囊括中土和塞外的华夷复合式共同体，特别是元和清完成了塞外游牧区与中土农耕区连为一体的复合式“华夷一统”。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到元明清“华夷一统”完成了疆域的由小到大，政治文化单一模式到复合模式的过渡，发展出较稳定的华夷复合共同体。第四个论断，即社会经济和民族汇融构成中国历史发展两条基本线索，是对前三个论断的统摄和概括。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两种政策模式的交互演进反映的就是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两条基本线索。而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是以南北地域为载体，与南北地域差异混合在一起，北制的形成及其与南制的博弈整合，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和民族汇融过程。“中国一统”到“华夷一统”也是民族融汇的结果。《三论》从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两条线索深刻揭示了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基本机制，阐释了地理环境、天下观念、经济结构等长时段因素如何支配和塑造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回答了中国历史上的丰富区域和民族多样性以何维系其整体性、走向“华夷一统”的共同体的问题。正如作者评述学界讨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时指出的：任何经典宏论在阐发主流和本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舍弃偏枝末节，其存在局部的缺失，乃至不足，亦属正常，无关宏旨，也无法撼动“夷夏东西说”的基本立论及贡献。《三论》在区域上主要讨论塞外、中原和江南三大核心区域子文明的互动，在民族汇融上主要讨论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博弈整合，在区域多样性和民族多样性上都有诸多留白。但该书建构的阐释框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机制、路径和逻辑的揭示极富思想性和理论性，对相关议题的进一步探索具有启发意义。 来源：邻家小鱼闲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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