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首谈与周恩来真实关系：一句话泪目

摘要：1987年4月，北京春寒料峭。中南海勤政殿东偏殿的会议室里，李鹏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第三把椅子上，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政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窗外海棠才露嫩芽，屋里却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凌晨一点，工作人员第三次进来续水，轻声提醒：“李副总理，您明天还要见外宾。

1987年4月，北京春寒料峭。中南海勤政殿东偏殿的会议室里，李鹏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第三把椅子上，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政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窗外海棠才露嫩芽，屋里却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凌晨一点，工作人员第三次进来续水，轻声提醒：“李副总理，您明天还要见外宾。”李鹏摆摆手，摘下老花镜，用食指关节揉了揉酸胀的鼻梁，忽然想起40多年前同样深夜不灭的灯光——重庆曾家岩五十号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客厅，灯泡瓦数很低，光晕昏黄，却照得他此后一生都亮堂堂的。

第二天清晨，北京饭店顶层套房，邓颖超由护士搀扶着，缓缓走到落地窗前。老人92岁了，银发梳得一丝不乱，灰蓝色中山装平整得像熨过。她望着天安门方向，轻声问秘书：“李鹏的报告，今天该定稿了吧？”秘书点头，把一份《人民日报》清样递过去，头版头条是《李鹏同志就机构改革答记者问》。

邓颖超用指尖轻轻抚过标题，嘴角有极浅的弧度：“他小时候最怕写作文，每回都得我催。”一句话，把时光拉回到1939年雾都重庆，那一年，李鹏11岁，第一次喊她“邓妈妈”。

故事得从1928年秋天的上海法租界说起。李鹏出生的时候，父亲李硕勋正在浙江兰溪组织农民暴动，母亲赵君陶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霞飞路石库门里坐月子。弄堂口有法国巡捕的红头阿三站岗，婴儿的啼哭混着留声机里周璇的《何日君再来》，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正被历史悄悄标注。

1931年9月，李硕勋在海口福音医院被捕，押往府城监狱。狱卒扒掉他的长衫，用铁丝穿锁骨吊在梁上，问他“同党还有谁”，李硕勋吐出满口血沫，只说一句：“我是共产党，其余一概不知。”就义前夜，他托狱友带出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用铅笔头写给妻子：“陶，好好带小鹏，让他长大继续干革命。”三个月后，赵君陶在成都收到这张纸，墨迹被泪水浸得发皱。她把纸折成小小方块，缝进李鹏棉袄夹层，从此再没掉过一滴泪。

1939年，日军飞机轰炸重庆，赵君陶带着11岁的李鹏躲防空洞。警报解除后，母子俩一身尘土站在校场口，一辆挂着“渝字001”牌照的黑色雪佛兰突然停在他们面前。车门打开，下来的是邓颖超，蓝布旗袍外罩一件男式西装，短发别在耳后，像寻常中学教员。赵君陶后来回忆：“邓大姐只说一句‘君陶，孩子交给我吧’，就把小鹏带走了。”那天傍晚，李鹏第一次踏进曾家岩五十号——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周公馆”。

周公馆二楼朝北的小房间成了李鹏的临时宿舍，木格窗对着嘉陵江，夜里能听见拉纤的船工号子。第一顿饭是红烧狮子头、清炒豌豆尖和一小碗蒸南瓜，周恩来亲自给他夹菜：“你爸爸是1925年我在广州认识的，他爱喝盐水鸭汤。”一句话让李鹏眼泪掉进碗里。

饭后，周恩来从书柜底层拿出一只铁皮盒子，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各色铅笔，德国施德楼的蓝杆、美国维纳斯的黄杆，还有几支日本樱花牌。他把盒子推到李鹏面前：“听说你爱画画，拿去用，但每天只能削一支，用完为止。”后来李鹏才知道，这些铅笔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节衣缩食换来的外汇买的，周恩来自己平时记账只用一毛一支的本地铅笔。

在重庆的半年，李鹏每天五点起床，跟着邓颖超读《联共（布）党史》，读完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食堂喝小米粥。有天早上，他偷偷把粥里的红枣藏进口袋，想留给母亲，被邓颖超发现。她没责备，只蹲下来替他理好衣领：“小鹏，干革命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是要让天下孩子都有红枣吃。”这句话李鹏记了一辈子。

1940年初，国民党反共高潮，周恩来决定送一批烈士子女去延安。临行前夜，周恩来把李鹏叫到办公室，桌上摆着一盘象棋残局。周恩来用红炮打掉黑车，抬头问：“知道为什么让你去延安吗？”13岁的李鹏摇头。周恩来把棋子一推：“那里能学真本事，将来建设新中国。”说完从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包，打开是那张李硕勋就义前的毛边纸，纸边已经磨得起毛。“带着它，别忘了你是谁的儿子。”

延安宝塔山下，李鹏被分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跟彭湃的儿子彭士禄、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住一孔窑洞。窑洞门口有棵老梨树，春天开花像下了一场雪。1941年春节，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述职，骑着枣红马到学院看他们。孩子们正在包饺子，面粉撒了一地，周恩来弯腰捏了几个花边饺子，煮好后把第一碗推给李鹏：“你妈妈来信说，你小时候最爱吃萝卜丝馅。”那天阳光很好，李鹏看见周恩来棉袄袖口磨得发白，露出丝丝棉絮，鼻子一酸，把饺子汤喝得一滴不剩。

抗战胜利后，李鹏赴苏联留学，临行前在杨家岭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送他到沟口，递过一个布包袱，里头是一双纳好的千层底布鞋和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苏联冷，别冻着脚；书里有热气，能暖心。”李鹏后来回忆，他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五年，那双鞋只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穿过一次，其余时间都包好压在箱底，像压着一个不敢轻易触碰的秘密。

1955年，李鹏回国，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当见习工程师。那年冬天，松花江零下三十度，他戴着狗皮帽子在机组旁抄表，睫毛上都是白霜。周恩来视察时看见他，远远招了招手，却什么也没说。晚上在招待所，周恩来对地方领导说：“烈士的孩子，要从最苦的地方干起。”一句话，李鹏在丰满干了七年，直到1962年调往辽宁阜新。

“文革”期间，李鹏被下放到北京热电厂劳动。1970年“五一”劳动节，周恩来陪外宾参观，在汽轮机车间看见满身油污的李鹏，只轻轻点了下头。当晚，邓颖超让秘书给李鹏家送去一罐上海产的麦乳精，罐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好好吃饭，别学你爸胃出血。”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李鹏在八宝山守灵，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一天深夜，邓颖超让人把他叫到休息室，递过一个信封，里头是周恩来1950年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复印件：“……小陶之子李鹏，须严加管教，勿使其有优越感，要让他知道，父辈的功劳不是子女的资本……”李鹏攥着信，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1983年，李鹏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一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前，他独自去了西花厅。海棠花刚谢，一地粉白，他站在周恩来当年办公的桌前，从左边抽屉摸出一盒火柴——40年前他偷拿过的那种“大红炮”。划燃一根，火苗窜起的瞬间，他仿佛又听见周恩来的声音：“开会不要念稿子，要说人话。”那场会议，李鹏脱了稿，用二十分钟讲完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赢得满堂掌声。

1987年8月，北戴河海滨浴场。邓小平拍板由李鹏出任代总理，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陪孩子们游泳。记者蜂拥而至，有年轻记者大声问：“听说您是周总理养子？”李鹏愣了一下，海水从下巴滴落。他接过毛巾，慢条斯理地擦了擦，说：“周恩来、邓颖超对所有烈士子女都像父母，我只是其中之一。叫我养子，不准确，也不公平。”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段对话，加编者按：“革命情谊，山高水长，岂一个‘养’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