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湖县农户孙国汉的90多亩芡实田很快就要迎来丰收。可一夜之间，一大片芡实竟全部枯败。“当时心都凉透了。”老孙忽然想起，隔着水塘的一家农业公司用无人机喷了除草剂，“那药雾飘过来，不就正好落在我的芡田里？”他第一时间报警，后来又去法院打官司，光是司法鉴定就花了两三

金湖县农户孙国汉的90多亩芡实田很快就要迎来丰收。可一夜之间，一大片芡实竟全部枯败。“当时心都凉透了。”老孙忽然想起，隔着水塘的一家农业公司用无人机喷了除草剂，“那药雾飘过来，不就正好落在我的芡田里？”他第一时间报警，后来又去法院打官司，光是司法鉴定就花了两三万元。鉴定结果清晰证明，正是除草剂导致芡实大面积死亡。但历经1年多诉讼，40多万元损失最终只拿到20多万元赔偿。

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农用无人机总保有量达2.34万台，位居全国第一。其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农药喷洒一旦操作不当或风向突变，就可能误伤邻田农作物，导致科技“助农”变“误农”。面对类似纠纷增多的现实情况，司法部门该如何破题？

这边洒药那边遭殃

4月的一天，海安市南莫镇蚕农刘芳（化名）发现，隔壁稻田无人机喷洒除草剂时，药剂正好飘进她家桑田，蚕吃了被污染的桑叶后很快不再吐丝，这让她一下子损失了67张纸蚕约27万元。经调解，她最终获赔10万元，无奈接受“半年收入的损失”。

无人机助农本是好事，但被误伤的农户却损失惨重，而且这样的麻烦事变多了。算上刘芳的纠纷，海安市司法局南莫司法所所长韦桂宝今年以来已成功调解两起。

作为荷藕、芡实种植与龙虾、螃蟹养殖大县，金湖的农田与水产养殖区交错分布，无人机喷洒作业误伤纠纷尤为突出。近5年来，金湖法院共立案受理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致相邻动植物损害案件21件，涉案诉讼标的额高达近320万元，且相应损害赔偿案件规模呈现扩大趋势。

现实中，还有大量纠纷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泗洪县石集乡汴水社区村民石天（化名）家一大片小麦因隔壁无人机喷药枯黄，与作业方张晓就操作责任与损失面积起争执。经村调解员许波和乡农技人员一同实地勘察，结合风向、作业时间和飞行轨迹确认2.38亩实际损失，最终以1500元赔偿了结。

案件办理易陷僵局

无人机“误伤”案件中，往往陷入举证难、因果关系认定难、受害损失认定难的僵局。金湖县法院民一庭庭长李月琴坦言，涉案农户多为农民，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往往作物和养殖水产出现异常了，农户才发现被误洒了农药，这时候再固定证据就更难了。”

而最让法官头疼的，还是因果关系认定。李月琴举例说：“飞行高度、距离，当时的风速、风向，用的是液体药剂还是固体除草剂，都可能影响结果。遇上大风，气雾剂农药能飘到1公里之外。”正因如此，一些案件当事人往往无奈选择调解，案件调撤率一度超过80%。

“一般风速超过3米/秒时，就不宜进行无人机喷雾施用农药作业。”扬州大学农学院副研究员陈国奇告诉记者，无人机喷施效率高，但喷施的药液雾滴可能随风飘飞较远距离，甚至造成数千米外敏感作物发生严重药害。例如，小麦、水稻、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田周边有大豆、花生、油菜、莲藕等敏感作物的情况下，飞防喷施除草剂作业药害纠纷比较多。

司法鉴定成本也不小。目前，省内仅盐城农科院有动植物损失的司法鉴定资质，鉴定不仅要专业人员到现场勘察，还得结合作物受损程度、养殖物死亡数量等综合评估，“一趟鉴定下来，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案件审理进度根本快不起来。”

“基层化解矛盾就更难了。”李月琴常常能接到镇街干部、植保站工作人员打来的求助电话。一旦发生纠纷，农户一般会报警，或者找到镇街、植保站。可面对“风速多少该停飞”“隔离带该设多宽”这些具体问题时，镇街干部、植保站工作人员也没头绪。部分案件中，作物后期减产损失常无人买单。

让防范跑在风险前头

如何保障相邻田块“相安无事”？陈国奇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细化的无人机植保作业标准、操作规程、规范，明确施药作物田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敏感作物分布情况，如蔬菜、中药材、花卉等，并且根据周边作物对施用药剂敏感性的等级设置隔离区；升级技术，让无人机自动实时监测风速，超3米/秒自动暂停作业；完善跟踪监测评价体系，确保飞防参数上传平台，便于责任判定。

飞防施药作业任务紧、强度大，也对“飞手”的责任心和操作能力提出挑战。盐城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唐魏伟提到，射阳县在册无人机数量达831台，实际使用的无人机超千台。但“飞手”安全意识不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对无人机操作规范、禁飞区域、安全注意事项等还缺乏深入了解。

“‘飞手’收入与作业面积或施药量高度捆绑，为了多挣钱，他们不太注重‘慢工出细活’。”韦桂宝建议，加强对“飞手”的系统性、常态化培训与考核，“飞手”作业时应严格遵守操作规则，充分考虑天气、风向等综合因素。如因操作失误导致财产损失或人员健康损害，须立即止损、主动赔偿。

当然，喷洒农药不止是农户的事。7月4日，金湖县发布《无人机喷洒农药安全操作与纠纷防范指引》，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解纷”的全流程管理体系。比如，镇政府（街道）、村委会在发包农田时要充分考虑相邻田块种植物、养殖物情况，合理安排承包田块产业布局，从源头遏制相邻田块间药害事故的发生；引导施药农户于作业前3日报告植保无人机作业计划，及时反映所施农药的药性药量、相邻农户种植物或养殖物情况、作业日期气象情况等。

李月琴见证了这类纠纷从频发难解到逐步规范的过程。“这份指引前后改了数十次，法院、农业农村局、镇街综治办、植保站，还有种植养殖大户代表都参与进来了。”李月琴说，多方反复打磨最终形成共识，力求让防范跑在风险前头。

随着无人机引发的新类型涉农侵权纠纷变多，田埂上“长”出治理新经验。南莫镇司法所、农经站制定无人机规范使用“三方公约”，约定“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种田大户负责、村（居）民配合”的三方责任，维护受侵害农户的合法权益，也引导更多人增强法律意识。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顾敏 卢晓琳 倪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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