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一群人正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柳乃夫就是其中的一员。柳乃夫原名赵宗麟，号玉书，出生在一个富裕而又封建传统意识较浓的知识分子家庭，算得上是一名阔少爷，他是怎样蜕变成为一名抗日文化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新重庆-重庆晨报 特约撰稿 黄裕涛

柳乃夫

荣昌中学“乃夫亭”

柳乃夫广场雕像

20世纪30年代末，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

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一群人正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柳乃夫就是其中的一员。柳乃夫原名赵宗麟，号玉书，出生在一个富裕而又封建传统意识较浓的知识分子家庭，算得上是一名阔少爷，他是怎样蜕变成为一名抗日文化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写得一手好文章的“神童”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受到严重创伤。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深渊，加剧了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八国联军侵华约十年后的1910年3月10日，柳乃夫出生在四川省荣昌县路孔乡（现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峰子坡拦坳田赵家新房子。

赵家新房子一带田土肥沃，财丰人旺。而赵家在路孔乡则是出了名的大家族，富豪势大，远近闻名。虽然柳乃夫这一房的祖辈渐趋衰落，但家里的条件仍然不算差。其父赵学鑫，曾在辛亥革命后先后任铜梁县知事、重庆铜元局总务科科长及代理局长，以及荣昌中学校长、事务主任等职，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过同盟会。其生母罗秉坤、继母廖先琼，均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父母为柳乃夫取名赵宗麟，“麒麟有宗，其志为鸿”，寄托着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童年的柳乃夫在路孔乡小学读书时，受国学深有造诣的父亲引导，不仅练得一手好书法，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时人称为“神童”。1923年，柳乃夫考入县立中学，他学习非常刻苦，时常挑灯夜读，成绩排名前三。这时，处于大革命中的荣昌中学，已成为本县的革命摇篮，聚集了共产党员、校长吴尚周，以及青良翰、吴超然和进步人士车耀先等一大批革命者和先进知识分子。柳乃夫受先进思想熏陶，革命的火种点燃了小小少年的信仰。他开始从现实的角度去观察思考社会问题，并阅读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一些西方著作。

1927年，柳乃夫从荣昌中学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下，柳乃夫萌发了强烈的报国热忱。1928年，他考入成都法政学校预科班。1930年4月，柳乃夫离开家乡远赴上海深造，并于1932年8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后来，他在老同学李散之的影响下，结识了一批进步人士，思想逐渐倾向革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时时发表抨击社会时局的文章。

狱中锻造出一个新生命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国统区推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运动，残害进步人士。当年4月初，柳乃夫的老同学李散之从上海邮寄给他一本瞿秋白编写的《三民主义》小册子，被国民党邮检部门查获，柳乃夫随即在宿舍被捕。国民党当局以传播“反动书刊”，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柳乃夫有期徒刑5年，并开除学籍。

柳乃夫被囚禁在国民党中央军人“日”字监狱。面对莫须有的罪名，面对五年铁窗生活，柳乃夫深感茫然和愤怒。好在有狱中难友的安慰和照顾，才使他郁闷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为开展同敌人的斗争，成立了隐蔽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柳乃夫受党组织关怀，指导他学习英语、日语和世界语，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政治上日益成熟。

柳乃夫积极投身监狱斗争，主动要求到印刷部劳动。这一时期，柳乃夫不仅与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曹瑛、南洋归侨郑天保（胡英）、史熙清（史亚璋）等进步人士结下深厚友谊，还学会了印刷编排技术，不仅身体得到锻炼，精神世界也得到锤炼。

1933年春，柳乃夫在度过两年多艰难的牢狱生涯后，经亲友营救，终于被保释出狱。出狱后，柳乃夫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柳乃夫”（New Life，即“新生命”的英文谐音），以感激狱中同志的帮助和教育，感激共产党给了他新的生命。

成为抗日阵线文化战士

出狱后，柳乃夫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救亡图存而呐喊，为唤醒民众觉悟而呐喊。

1934年，柳乃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柳乃夫为笔名，写下不少抨击时局和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及一些进步刊物上。为深入研究帝国主义，柳乃夫于1935年春东渡日本东京留学。留学期间，他还暗中联络在日本留学的华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底，国内因“文救”工作缺少党内骨干，中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钱俊瑞向上级党组织建议，电召柳乃夫回国。柳乃夫迅速回到上海，在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任编辑，并担任《永生》杂志主编，秘密参加左翼社联和文化界救国会工作。此外，他还是《大众生活》《时代论坛》《客观》等杂志编委。1936年底，《永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柳乃夫又与钱俊瑞等创办《现世界》月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再次遭到查封。

柳乃夫夜以继日地工作，撰写了大量极富见解、慷慨激昂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至1937年，柳乃天出版的著作有《日本大陆政策》《资本主义的前途》《世界往哪里去》《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怎样发动民众自卫组织》等，发表的文章包括《从国防说到北海所占的地位》《从政治上观察绥远抗敌》等。字里行间，体现了拳拳爱国之情和为民族呐喊之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柳乃夫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战后援会工作，他舍生忘死，活跃于战火纷飞的街头。几种公开和秘密的刊物，从写稿到排印，几乎都是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完成的。他在担任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团长期间，组织30人背起行李、油印机、宣传品等，徒步跋涉，通过出墙报、写标语、演讲等方式宣传抗日。服务团没有经费，全靠自筹。服务团离开上海一个月后，筹集的200多元经费便用完了，柳乃夫连忙折回上海，在3天内赶写出《内地工作经验》，得到60元稿费。恰巧此时，家里电告父亲病危，给柳乃夫寄来30元路费，催其立即回家。但柳乃夫已顾不上家人，毅然把寄来的路费捐出，东拼西凑筹得150元钱送回服务团。

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柳乃夫率团活跃在大江南北百余个城镇，广泛发动成立各界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1938年春，柳乃夫在武汉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工作期间，国民党第38军（西北军杨虎城部队）派人，请求中共党组织协助聘请教官训练干部，并特别提出要请柳乃夫这样的知名文化人士到部队去。征得中共长江局同意，董必武亲自同柳乃夫谈话，鼓励他做好友军工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柳乃夫随即到第38军做政治工作，主讲国际形势和日本侵华罪行等课程，鼓舞抗日斗志。

“新生命”于战场喋血升华

1938年秋，柳乃夫突患黄疸病，遂到西安治疗。在此期间，他在给夫人唐宗鹤寄的照片背面，写下了四首表达以身报国、不惜为国捐躯的诗歌，其中一首写道：“高堂遥盼他乡子，战地星月倍家思；若问何日归故里，杀尽倭奴建国时。”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1938年10月底，柳乃夫患病初愈，立即前往第177师师部任秘书，掌管师部事务。1939年6月6日，日本侵略军以第20师团和第37师团的一部，配属两个炮兵联队、一个飞机大队，第6次大举进攻平陆茅津渡第38军防区。由于敌众我寡，177师伤亡惨重。最终中条山失守，在滔滔黄河岸边，柳乃夫壮烈牺牲。

牺牲时年仅29岁的柳乃夫，留下他在战火硝烟中撰成的《中条山下》《抗日政治工作》等遗稿。他的牺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西安、成都、桂林、平陆、上海等地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悼念这位文化烈士。沈钧儒、邹韬奋、钱俊儒、史亚璋、崔仲远等，组织成立了柳乃夫烈士亲友会。按照中共长江局的决定，1939年12月17日，在重庆张家花园巴蜀小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还演唱了由沈钧儒作词、史亚璋等作曲的歌曲，高度赞颂柳乃夫。

柳乃夫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光耀夜空，留下永恒。为纪念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和具有家国情怀的抗日战士，荣昌中学高五九级120余名校友筹资3万元，在1992年建校九十周年之际，于校园内修建了一座“乃夫亭”。该亭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杨超题名，全国著名作家、戏剧学家郑培风撰写碑文。荣昌中学新校区还建有“乃夫楼”“乃夫厅”以志纪念，潜移默化教育学生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