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彭斯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王佐良译）是我的枕边书。从1985年夏天购得至今，几乎每年都要阅读一遍。也许因我是农民出身，彭斯笔下的物、事和情感，与我有切身的相通之处，每次阅读，都会勾起我对旧时光的回忆，在场的感觉久久挥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凸凹
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彭斯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王佐良译）是我的枕边书。从1985年夏天购得至今，几乎每年都要阅读一遍。也许因我是农民出身，彭斯笔下的物、事和情感，与我有切身的相通之处，每次阅读，都会勾起我对旧时光的回忆，在场的感觉久久挥之不去。
梭罗和苇岸：
反物化、反异化的思想者
它是一部多么质朴而隽永的书啊，好像土地自己在发声。
因此，我从来没把它看作是一部苏格兰人的创作，而把它看作是我的出生地——京西山地上，自然而然长成的一片玉米、高粱，饥饿感一出现，它就是我的口粮。我觉得它是一部与生命同源、生活同质的书，可遇不可求。可喜的是，我后来又读到了两部同样质朴而隽永的书：一部是梭罗（美国作家）的《瓦尔登湖》，一部是苇岸（诗人、散文作家）的《大地上的事情》。这就给了我对比的条件，阅读的快意就更加充盈了。说这两部书也是那样质朴而隽永，是由于它们与《彭斯诗选》一样，写的都是土地上的事情，均以土地的深厚、平静和质朴来挖掘生命的本源与精神的原点；无论是散文还是诗，其语言的质地都是那么的简洁、清澈而准确，不事铺陈，绝少杂蔓，自自然然地点化着，率然地告诉你心灵的消息。它们的精神命脉是一致的，便是梭罗所说的“大地道德”。
在他们那里，“大地道德”已超越生态学的范畴，对土地的热爱与尊重被延伸至伦理学层面——尊重生命，崇尚和平，完善道德，节制自奉，忠于精神，勤劳向善等，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生命的派生物，而是生命本身。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们回到了生命的原点——人性、悲悯与爱。
然而，彭斯与梭罗、苇岸作比，还是有区别的——
梭罗与苇岸对“大地道德”有着自觉的思考与追求，他们的精神活动是置身于理性光辉的照耀与引领的。因为，从世俗含义来说，梭罗与苇岸已不是“土地人”，而是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士。他们对土地的亲和是以精神为指归的。即便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筑屋而居，亦不过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试验方式，或者如林贤治（现代诗人、学者）所说，系“一种人格的实践活动”，是以获得感性体验为出发点的。
在“士”阶层中，梭罗与苇岸是心灵极端敏感的人，敏感得甚至有几分神经质，因此，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物质对精神的挤压。正如苇岸叹息的那样：“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士”人格的内在驱动，使他们不甘心于精神的“被剥夺”——因为精神是“士”的生存基础，那么，他们本能地选择了抵抗。
“士”未尝不想在城市文明里筑起抵抗的营垒，城市毕竟是文明传播最快捷的地方。然而，城市是以物质繁荣为象征的，鼓励消费，使欲望膨胀，对精神的几声呐喊才刚刚出口，就被甚嚣尘上的市井声遮蔽了。那么，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乡野。乡野上的播种、繁殖和劳动还保留着自然的状态；乡野上的人性还保留着善良、淳朴、谦卑、友爱、宽容、和平与宁静等尚未被“物化”的人文特征。也就是说，农业文明的土壤正可以承接他们的人文主张与人文理想。他们找到了精神的最后凭依，便提炼出“大地道德”的理念，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坦诚地说，以农业文明反抗城市文明，是一种有些矫枉过正的做法。但是正因为矫枉过正，才能惊动和震动人心，才能产生有效的反拨效果。所以，梭罗与苇岸的“大地道德”是捍守精神价值的一种斗争策略，因此，他们从来不是迂腐的落伍者，而是睿智的精神战士。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会发生误读，就会钙化他们的心灵韧性，就会弱化他们的精神刚性。
概括地说，梭罗与苇岸是借解读大地而阐述他们的“大地道德”，继而对人类施以真切的人文关怀。他们不是纯粹的“大地之子”，也不是大地文化的创造者，而是以农业文明为素材，以城市文明为坐标的旨在反物化、反异化的思想者。
彭斯的诗：
“土地文化”原汁原味的感性文本
而彭斯却不同。他是纯粹的大地之子，是农业文明率性的歌者，他的整部《彭斯诗选》正是“土地文化”（大地道德、乡村伦理）原汁原味的经典的感性文本。
彭斯是18世纪苏格兰土地上的一介农夫，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一直干着“超过体力所容许的苦活”，在贫困中只活了三十七岁。然而他却写出了极为优美的诗歌，被人称为“天授的耕田汉”。一句“天授”，道出了彭斯的写作本质，便是服从心灵的愿望，率性而歌——当歌则歌，当止则止，全凭着心性的起落，别无他顾也。总观彭斯的诗，记农事，诉交往，论事态，均流淌出一股清亮的调子——愉悦。有论者说，这种不计世事沉浮与生命悲苦的一味愉悦，透出彭斯之浅。这是文人的隔世之论，与彭斯的心地无关。作为耕夫的彭斯，肉体已疲苦不堪，心灵自然要诉之以愉悦的抚慰，这是生命律动的自然调节。所以，彭斯的诗正应和着文艺的本源，即生命的自然表达。他无意成为诗人，生命的自然律动却把他造就成诗人；他无意发表诗作，但心灵的声音却不胫而走。
以心灵表达为起点的彭斯，他的诗便具有了彻底的自然的本色，即土地的本色。
他抒情，而不矫情——
田埂为什么美？因为心爱的姑娘坐在田埂上：
我紧紧把她抱住，
她的心直在扑腾，
我祝福那快乐土，
月下的好田埂!
天上月光加星光，
照耀那个良辰，
她将永祝欢乐的夜晚，
在那月下的田埂。
……
——《麦田有好埂》
在彭斯的诗里，是美好的感情让人和大地达成了最自然最和谐的关系。对自然的热爱，离不开满怀爱意而又敏感的心；因此，人与自然交恶的罪魁祸首，便只能是人。这是土地上的真理。
他真纯，而不功利——
田园之上也有世事，既有世事便有是非。世故者只见利害，不论是非，常作欺世之谈。而彭斯的诗，听凭良知的呼唤，对世事亦做本心的臧否——
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
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
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
我们敢于贫穷，不管他们那一套。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
什么低贱的劳动那一套？
官衔只是金币上的花纹，
人才是真金，不管他们那一套。
……
——《不管他们那一套》
那么，由此便知道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活得那么累，大概与他们的写作态度有关——他们陷入功利化的写作之中，成了世俗的奴隶。他们把自己迷失在对金钱、权势、美色和时尚的追逐和依附之中，为了保住那尺寸间的利益，他们心无所据，不敢发出真实的声音。
彭斯质朴，而不迷乱——
大地诗章，鲜花和美女自然是表达的母语。而他写爱情写美女，像田野的土，像山头的树，像林中的风，是美丽风景的一部分——有醉人的欣赏，而没有非分的占有。其语言的净洁与感情的纯粹一如土地的品格，提升了生命的尊严与美好。他写美人的裸足，却不写着了丝袜的腿；因为裸足是行走在泥土上的自然之美，而丝袜的颜色，却是对肉欲的撩拨。读过彭斯的情诗，便会感到，他是如此重情，却又是如此纯情——他是爱的处子，又是大地的赤子。
写作的本源：
生活之艰难
所以，要想参悟梭罗与苇岸的“大地道德”，便不能不读彭斯的诗。他的诗是“大地道德”的原生态，是标本，是具象，其人性的感性濡染，远远胜于形而上的理性说教。
梭罗和苇岸执著于“大地道德”的理性建构，本意是为接近文艺的本源和精神的原点，其努力是高尚的。但他们的人格实践活动，却多了几分矫情（如梭罗的隐居、苇岸的素食），从某种意义上反而远离了那个本源和原点，由此平添了心灵的负担，使心路历程上少了心性的愉悦，而多了疲惫之色，以至于自损，让人扼腕不止。
毋庸讳言，彭斯的“本源性”存在，根本上，是源于贫困（生活之艰）与写作的关系。
彭斯因为是农民，土地的重轭，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每日的耕种，即便是疲惫了身心，得来的也只是作物的歉收，便不敢放开胃口，节衣缩食仍难免饥饿。饿中无眠，顿感命运的捉弄。不甘之下，抻来纸笔，怨，感慨。
鄙人也是农民，山地广阔而贫瘠，“逗弄”庄稼需足够的劳力，家长便不鼓励儿女上学，携其为生存而战。儿童力薄，侍弄不动犁头和锄镐，便徒生绝望。绝望之下，我立于一处陡崖，对父亲说，你必须让我去上学，不然我就从这里跌下去。
暑期陪母亲到山地上去锄耪，起初还与母亲保持相同的节奏，愈到后来愈跟不上母亲的步调了，便被母亲远远地甩在身后。母亲回过头来，看着她力不可支的儿子，怜爱地微笑着。但在我眼里，她的笑疑似嘲弄，我便愤怒地追赶，不肯被她落下。
晚上回到家里，情不自禁地在练习本上涂抹，居然把白天的感受连贯地记述下来，收笔之前还冠上了一个题目：《母亲的岁月》。
现在稍一联想，觉得彭斯和我的写作，最初的起点，不过是“累脱了神经”之后，下意识的、不受控制的“傻笑”而已。
所以，我不免想到，过于闲适和优雅的生活，对写作者来说是有害的。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