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商从初期的建立“信息差”，掌握定价权；到中期的与拍卖行携手，合作共赢；再到最后，通过建立私域，服务小众藏家。这一系列的盈利变化，不得不说是时代发展下的产物。

随着时代的变化，古籍的主要交易方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书商从初期的建立“信息差”，掌握定价权；到中期的与拍卖行携手，合作共赢；再到最后，通过建立私域，服务小众藏家。这一系列的盈利变化，不得不说是时代发展下的产物。

“信息差”的存在

早在民国，时局动荡，学术思潮涌动，再加上南北交通不便，各地书价并不一致。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限制，信息无法及时共享。此时，哪家书商掌握的信息越多，哪家就更容易完成交易，更享有绝对的定价权，所以行内一直流行着一句俗语“半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固然北京为中国文化中心，……还有一个汇率高低的理由。如北京的书定价十元，卖与上海，便须赔若千倍，若售与美国，则可赚若干倍。……此与图籍本身之“书运”有关，与个人之见闻尤有关。次则为“人不出门身不贵”之谚语，如广东、福建、上海所刻之书，在本地不稀奇，在北京则难得，北方之书亦然。此另二性质，不在书价比较之内。事变以后，因南北币制不一，其间又有许多变化起伏。”——谢兴尧《书林逸话·南北书价之比较》《蠹鱼篇》辽宁教育出版社，第73页。

此段文献颇可推敲，其中所包含多重“信息差”，造成了南北书价的不同，其中包含汇率、书贾眼光、南北地域差异、币制。这些在当时书估交易时都是需要进行考量的。

“拍卖制度”的建立

近现代打破了民国持续信息闭塞的状态，靠“信息差”赚取利润的书商逐渐被兴起的“拍卖行制度”取代。自国内1993年开始首场古籍拍卖，伴随了经济持续30年的增长，收藏热情高涨。拍卖行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提供了丰富的平台资源，专业化的服务，更符合人性和规则。

预展、图录、拍卖以及佣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富商巨贾豪掷千金的名利场。普通书商由于文化程度较低、资源较少、认知较低等无法提供这种条件，遂与拍卖行展开合作，双方共赢。

“超级个体”的推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人能力在网络获得无限放大，在这个以关注度和流量池为主的时代，“超级个体”应运而生。拍卖行建立的制度优势逐渐被当下的“超级个体”所慢慢蚕食。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或许是今后发展的主流。

通过网络，拍卖可以在微拍群进行、视频中进行。“超级个体”提供了更加更实惠的价格，并且佣金低廉，藏家因认可“超级个体”而买单。

曾见“超级个体”开始策划专题展览，聘请专家坐镇宣传，吸引藏家客户去欣赏，俨然两三人的个体取代了拍卖行所有的工作体量，并且单场直播利润超过中小拍卖行小拍的利润。

运用软件DeepSeek检索的答案

当下人工智能与数据大模型的运用也给当下的古籍买卖产生一定影响。原本复杂的工作变得简单，获取信息的成本和壁垒进一步打破，利润也被摊薄。如借助人工智能可以更加容易获取重要藏品的提要及文章、著录、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取代人脑，其弱点也明显，无法完成鉴赏与实践创新的工作。

书商在早期信息闭塞的阶段，掌握着古籍价格的最终解释权，与藏书家斗智斗勇，见于周越然《购书的经验》等；其后拍卖制度建立，书商遂与拍卖行合作，以获得盈利。截至当下，网络的崛起放大了个人的价值，加上经济的下行，使得书商转而建立私域，服务小众藏家。书商的盈利选择，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