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三岁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关于父亲的故事都是后来母亲口述讲给我听的。父亲生前治军严格，从来不允许士兵去麻烦农民，反而农忙的时候，士兵要帮农民们收割粮食……”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关于父亲的故事都是后来母亲口述讲给我听的。父亲生前治军严格，从来不允许士兵去麻烦农民，反而农忙的时候，士兵要帮农民们收割粮食……”

杨维骏的父亲是滇中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将，幼年的他把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曾经说：“正是因为小时候目睹太多大小人物的悲惨生活，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会对底层最容易受气最弱势的群体抱以更多的同情……”

为此，曾经任云南政协副主席的他，在91岁高龄时实名举报省委书记白恩培，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纪录。

杨维骏的故事要从1922年说起。

杨维骏是云南昆明人，但他并没有在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里长大。出生一个月后，杨维骏就被母亲抱着逃往上海法租界。

杨维骏的父亲叫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下令用一艘兵舰将这位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遗体运回广州。

父亲的牺牲让母亲天天以泪洗面，要强的母亲绝不允许丈夫白白牺牲，她将丈夫在战场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都告诉了杨维骏。

母亲的讲述，残酷的现实，都给杨维骏带去震撼教育，在这样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这份经历让几十年后的杨维骏跟人民站在同一条线上。

随着时局恶化，日寇占领了上海，包围租界，无奈之下，母亲又带着他回到了云南。后来，杨维骏就留在家乡念书，他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

在这里，杨维骏第一次接触到各个学派的理论，并和同学一起创办了云南大学学生会自洽会，他担任主席一职。

后来，在罗隆基的介绍下，杨维骏和几个学生参加了民盟。1945年杨维骏大学毕业后，当选民盟西南支部支委。

和杨维骏共同串联学运的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后，杨维骏也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无奈之下，他只好来到滇西鹤庆教书，之后又跑到上海，被安排做上海民盟学生支部负责人。

任职期间，杨维骏经常给学生开会讲形势，讲任务。兢兢业业的杨维骏被党组织成员看中，他找到杨维骏说：“在跟你联络的过程中，我发现你很不错，想发展你为中共党员。”

杨维骏没有立刻答应，他反问对方：“入党后还能继续原来的工作吗？”

杨维骏这里说的原来的工作指的是：策动龙云在西南发动起义。

对方说入党后要做什么工作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无论是做什么工作，大家都得服从组织的安排才行。

闻言，杨维骏回答那人：“我暂时不入党，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1949年解放后，杨维骏曾两次入党，得到的答复都是留在党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后，他担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有权监督党政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刚开始时，一些新上任的官员还会登门拜访听取意见，但等杨维骏对他们提出种种意见后，自然会说些他们不愿意听的话，忠言逆耳嘛，实话怎么会好听呢？

为此，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便开始疏远杨维骏，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依旧说实话，提意见。

杨维骏表示：

“我举报的大多数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但我只向真理低头！”

由此可见，杨维骏是真心想为人民做事，他永远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杨维骏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比如他在政协出席了一个会，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都在，他就把反映问题的材料交给省委书记，也交给省长、省常委等人。

杨维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领导们不能不看，既然看了，那就一定要给个说法或给出一个解决事情的办法。

有些人曾劝他不要这样做，可能会得罪人，但杨维骏并不觉得这种事会得罪人，就算会，他还是要这样做。这也难怪杨维骏家里人说他像一只“清高的鹤”。

对于杨维骏来说，得罪人是次要的，不能让老百姓受欺负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做人的底线。

1994年，杨维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四年后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后，老人家并没有过上琴诗书画的日子，他依旧在为人民奔波着，操劳着。

2010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门配给他的黑色奥迪轿车，后面跟着两辆即将报废的破旧面包车，来到云南省政府大院。

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府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没有人，他们只好暂时返回。

杨维骏此举，是因为福海社区村民们的土地因“全域城市化”这一政策而被政府给占领了，这就导致村民们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没办法只能住进猪圈。

杨维骏必须要给村民解决这个问题。政协干部得知杨维骏带着村民来要说法后，还质问他，说不应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着农民进入政协大院。

杨维骏一听，瞬间就生气了，他质疑道：“退休干部的配车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是用来旅游观赏风景的？政府配给我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要用这车给人民办好事！”

毛主席曾经说过，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杨维骏的做法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2012年，已经91岁高龄的杨维骏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了一封对白恩培的举报信。杨维骏已经退休了，为何要在这个时候举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呢？更何况白恩培就任该职位的时候，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了。

白恩培上任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让杨维骏不得不关注他。2014年杨维骏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这就导致云南的土地被强占，百姓的民房被强拆，老百姓们的安稳生活雪上加霜。

杨维骏屡次劝说未果不说，还被剔除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虽然后来白恩培已经离开云南调任到人大，但是杨维骏并没有停止反映白恩培的问题。最终，白恩培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因素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维骏终于帮人民铲除了隐患。

“他的一生像一个士大夫，仗义执言，直抒己见，做像魏征一样的谏臣，是他一生的追求，他也不想当大官。他的原则很强，只要接手过的工作，一定会死磕到底！”

这是黄玉浩对杨维骏的评价，也是杨维骏一生的坚持。

2020年6月9日，杨维骏在昆明离世，享年98岁。12日上午，昆明市殡仪馆内哭声一片，前来悼念的有杨维骏生前的同事、朋友，也有普通的农民、看到新闻后自发前来的市民们。据悉，现场光民众就来了300多人。

“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 杨维骏带着人民的祝愿离开了，他永远活在大家心中。

来源：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