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5月18日，浙江省1400多名知青积极响应号召，前往北大荒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落户，其中开化县的40名知青被安置在西瓦尔图公社新垦屯大队。
[讲述人：赵学军]
1969年5月18日，浙江省1400多名知青积极响应号召，前往北大荒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落户，其中开化县的40名知青被安置在西瓦尔图公社新垦屯大队。
阔别数十年后，我再次踏上这片黑土地，触景生情，思绪万千。
当年风华正茂、激情四溢的岁月仿佛就在昨天。然而，昔日的父老乡亲如今重逢却难以辨认。莫力达瓦的面貌焕然一新，记忆中的旧景已无处可寻。
或许是人到暮年。近年来，北大荒插队的往事时常萦绕心头，梦中亦常浮现昔日的情景。数十年的光阴流转，那些记忆却历久弥新，难以忘怀。我想，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6月下旬，我因公前往北京出差。会议结束后，我一路北上，直奔那令我魂牵梦萦的莫力达瓦……
一路锣鼓喧天，我们被送往北大荒，同样是乘坐火车。那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火车站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站台上的人们载歌载舞，热情欢送我们。
火车一路向北轰鸣，每到一站，便迎来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欢腾的歌舞、飘扬的标语和热烈的掌声，更有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保卫祖国的北大门……”这激昂的话语让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经过四天四夜的旅程，我们终于抵达黑龙江讷河。一下火车，狂风裹挟着漫天沙土扑面而来，吹得人几乎站立不稳，嘴里满是沙尘。这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啊？我心中一紧，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随后，几十辆军车将我们送至嫩江沿岸；接着，拖拉机、牛车、马车等各式交通工具，把我们送到了西瓦尔图公社新垦屯大队。
这里是距离家乡4000里之遥的地方，人们称它为“北大荒”。
莫力达瓦，是达斡尔族自治旗，位于大兴安岭东南麓、嫩江西岸。我们抵达的一个月前，它刚刚划归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直到1979年才重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1969年，我20岁，高中毕业的第二年。一共有40名开化知青前往莫力达瓦。其中一位知青手臂骨折，打着石膏，绷带吊在脖子上。在金华上车前，领导劝他不要去了，他却坚决不肯。到了南京，又有人劝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赶紧回去吧！他依然不肯回头。
40名开化知青与20名北京知青一起，在新垦屯大队扎下了根。
就地插队落户，这些知识青年在莫力达瓦当起了农民。耕地、种菜、养鸡、喂牲口、烧饭……其中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在那片黑土地上，我们挥洒了无数的汗水！
一条条田垄，绵延三四里，望不到尽头。在地里收割黄豆，是一件极为折磨人的活计。黄豆植株矮小，人必须弯腰弓背劳作；不戴手套，豆壳尖锐的棱角会轻易划破皮肤，留下道道血痕，刺痛难忍！然而戴上手套，又难以抓牢豆秆。
一天下来，每个人手上都磨出了血泡。
干活时，二十多人排成一列纵队，一个经验老到的领头人被称为“打头的”，总是走在最前面。他总是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然后停下脚步，蹲在地头悠闲地抽起烟来。
我们弓着身子，咬紧牙关拼命追赶，好不容易快要接近他时，他却把烟头一拧，又继续向前了。我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割麦子时，还有老农负责“查边”。每人分配两米宽的地块，要求平行往前割，但总有人偷工减料，越割越往里缩。这时，“查边”的老农就会拿着一根长杆子一路测量，发现不足之处便要求返工补齐。
冬天，我们前往大兴安岭采伐木材。整个行程历时十天，其中有四天四夜是在雪堆中度过的，最低温度达到零下四十多度。生产队派出了三辆马车，共九个人，其中包括两名知青，我和“胖子”陈志祥。
我们南方人，从未见过那般的“林海雪原”：整整一天穿行于原始森林之中，目之所及空无一人，亦无屋舍，唯有那无垠的白雪！
山上的积雪，深可及大腿！脚上穿着棉胶鞋，40码的脚套着42码的鞋，里面还垫着厚厚的毡袜，鞋里再铺上一层晒干柔软的乌拉草，用以保暖。裤子则需穿上三四层。到了晚上，大家会寻一处背风的地方，在中间燃起一堆篝火，围着火堆取暖，待裤子外层的冰块纷纷掉落，才能解开鞋带。
当地老乡进山有着严格的“山规”。他们会将冻得如石头般硬的饺子、冻豆腐当作食物。当抵达山势险峻之处时，队长会将饺子和豆腐取出，整齐地摆放在地上；再倒上一杯酒，洒向四周，以祈求山神保佑。看着山农们那庄重虔诚的举动，再放眼那莽莽雪原，我们心中也只剩下敬畏之情。
在山里睡觉，就围着篝火露天而眠。东北老乡会钻进一张狍子皮袋子，俗话说“狍子皮不掉毛，神仙捞不着”，这狍子皮确实极为保暖。
我们知青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只能借来几张狗皮垫在身下，再用棉大衣和棉被将自己紧紧裹住。尽管寒风刺骨，但经过一整天的劳累，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几乎一躺下就能睡着……回程的路上，当终于看到两三间简陋的草房，屋内还有热炕时，那一刻的温暖真是难以言喻。
火车尚未到站，咸志广的电话便打了过来，告知我车子已经在站外等候。
咸志广是莫力达瓦旗政协主席。当年我被下放到生产队时，他父亲曾与我一起干活，而那时的他还在读初中……去年无意中听说他在旗里担任领导职务，便打电话过去询问，就这样联系上了。
在旗里的那两天，咸志广始终陪伴着我，带我在莫力达瓦四处游览。当我的双脚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如今的莫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眼前展开的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嫩江上一桥飞架，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过去，我们不得不依靠摆渡才能过江，尤其是在江水封冻的季节，连船只也无法通行。但现在，随着嫩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过江变得方便又快捷。
我在西瓦尔图度过了一夜。曾经的公社政府是一间宽敞的草房，那时人们骑马或赶车前来办事。如今的乡政府已是一座雄伟的五层大楼，门外停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从摩托车、自行车到拖拉机，曾经热闹的马车景象已难觅踪影。院子里拴马的木桩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美丽的花坛。
我再次走进村庄。昔日我们居住的草房依然矗立，只是岁月在上面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村民们大多仍住在简陋的土坯草房中，但人口已大幅增长，从原来的四百人增至如今的一千多人。
村民们早已摆脱了衣食之忧。在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辛勤劳作的身影变得稀少，农民们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播种、培土、铲地、收割、运输、打场等农活，如今都依靠机械完成。
只有我，拿起锄头，在曾经劳作过的地头拍了一张照片。
“四月种麦子，五月播种、踩格子，六月和七月铲地、锄草、培土，八月割麦子，九月收割谷子、黄豆，十月起土豆、拉地，十一月打场。”每个月的农事，我都记忆犹新。
再次来到村子西面的西大泡子。这里曾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沼泽地，如今已有一半被开垦成了耕地，地里种满了尚未开花的黄豆。
西大泡子里如今只剩下几十头羊，以及一些圈养的牲畜。
我不禁想起当年离开时的情景，高中同学汪衍平站在这里对我说：“你再好好看一眼……”当时我们心中都充满了不舍。是我把他带到这西大泡子来的，或许此后便再也见不到这北大荒的景象了。
1973年4月，我离开北大荒时，他仍留在那里。
汪衍平是浙江江山人，在开化读书。起初他并不想去北大荒，他的父母也反对，但最终我和另一位同学还是硬把他拉去了。
到了1972年，政策有所松动，知青们纷纷通过当兵、读书等途径寻找离开的机会。
傍晚五点，汪衍平送我回家，西大泡子正是牛群马群归栏的时候。“收猪喽，收马喽，收牛喽，牧羊喽……”牛倌一路吆喝着，几百上千只牲畜浩浩荡荡地涌回来，到了各自的家门口，便陆续走了进去。
次年，汪衍平前往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求学，而另一位同学孙奎庭则考入了浙江医科大学，后来与一位北京女知青喜结连理。
汪衍平与一位上海知青确立了恋爱关系，她选择留校任教，而他则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教育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因心中愧疚，时常给他写信，劝他回家乡发展，并且每年都会去看望他在老家的父母，以表心意。
后来，他的女友返回上海顶替职位成为工人。又过了两三年，汪衍平终于调回开化，并于1985年调至上海静安区法院工作，夫妻二人至此才得以团聚。
汪衍平在55岁时因病辞世。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他身上覆盖着一面党旗。
如今，孙奎庭已经退休，定居邯郸，并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
周伍湖过去在西瓦尔图镇工商所负责做饭和打更。他曾是社员，也是我的朋友。
有一年，我在他的家中度过了新年。我们再次见面时，几乎都快认不出对方了。工商所的干部听说我要去，特意邀请我这个知青“老大哥”吃饭。
他们是达斡尔族人，酒量惊人。酒桌上，他们每请我喝一杯酒，就会唱一支达斡尔族的歌；再喝一杯，再唱一支……我已经记不清喝了多少杯酒，也记不清听了多少支歌，只记得自己喝得热泪盈眶。
我让老周把当年的社员召集起来，请大家吃顿饭，叙叙旧。
他找到了九个人。大队书记杨义发已经七十多岁了，对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东地一起打过农药的……”他恍然大悟，说想起来了，那几天确实一起打过农药。
杨义发的妹夫，当年的大队会计王振国，一个月前去世了，死于糖尿病。他能言善道，有文化，有能力。在那些艰苦的年月里，他经常给我一大碗酱、一大碗咸菜。
在当时，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这让我铭记了一辈子，也感激了一辈子。
杨大武的妻子也来了。我当年进大兴安岭伐木时，坐的就是杨大武的马车。而他呢，几年前，大儿子去世了，孙子也夭折了，他自己受到打击，也离开了人世……
我们聊了很多当年的故事。我说，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旗里。到了旗里，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去豆浆店吃一根油条；第二，去澡堂泡个澡。
大家笑得开怀，笑声中夹杂着泪水。
离开西瓦尔图时，老周送我上车。越野车在泥泞的地里颠簸前行，那些老朋友的身影越来越小，但他们依然站在原地挥手。
莫力达瓦，今后我还会回来吗？
#说知青,你们当过知青吗?##你有知青生活阅历吗?#
来源：美术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