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高歌在2017年刚开始进行气候话题研究时，李朝关注的是中国冰川冻土的研究，当时公众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而非正在潜滋暗长的既成事实。选择以冰川的报告切入气候议题，李朝也是想用比较具有视觉冲击的方式，通过图片、数据让冰川退缩更加“可视化”，让公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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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俗语开始不灵了
伴随着频发的极端天气的是，“北涝南旱”的趋势愈发明显，从今年年初起，河南就经历了少见的“高温，少雨，大风”天气，并在近期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4月11日起，河南省遭遇持续性强风天气，全省大部出现8级到10级阵风，部分县市达到11级到13级，最大风力达15级，40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最大风速达到或突破4月历史同期极值。今年5月12日，河南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顾伟宗在河南省2025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3月4日以来，河南省全省平均降水量仅有3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六成，且气温明显偏高。4月20日后，在自然降雨与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南部气象干旱有所缓和，豫西、豫中和豫北的大部分以及豫东和豫西南的部分地区仍存在重度以上气象干旱。持久的高温天气下，河南今夏格外漫长。7月28日，郑州迎来今年第40个高温日；从7月1日至26日，周口也历经了26天的连续高温。从7月13日起，河南大部分高温天气都在37摄氏度以上，7月14日已有70个左右的县（市、区）气温超40摄氏度，局部高温一度超42摄氏度。根据顶端新闻报道，驻马店7月降水仅有6毫米，较常年同期184毫米偏少96%。高温少雨导致驻马店旱情严重，土壤干旱比例超六成，局部站点达特旱。河南是全国小麦的主产地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994.8亿斤，其中河南夏粮产量为750亿斤。2024年河南小麦总产量达757.06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按照黄河流域广泛流传的气象俗语——“麦收八十三场雨”，冬小麦种植过程中农历八月播种期、十月越冬期、次年三月返青期三个关键阶段需各有一场透地雨，分别保障播种出苗、根系生长和籽粒发育。河南2012年冬小麦因恰逢播种雨（农历八月）、越冬雨（农历十月）和拔节雨（农历三月）这三场关键降水，创下95.8%的一二类苗比例。现代农技虽发展出冬水浇灌等技术，但传统降水节点仍为小麦生长基础指标。2024年开始，底墒就欠佳。从数代人的经验之中生长出来的气象俗语似乎开始失灵了。同样的事情也不仅发生在河南。李朝所在的团队调研发现：时节不规律正在干扰作物生长周期，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份调研选取了重庆、陕西与河北三个区域作为观察对象。研究方法上，按照惯例，较为普遍的方式是通过模型模拟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通过气候模型模拟某个区域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关键农作物都有一定的生长阈值，比如某种特定的作物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就会停止生长，造成高温热害。通过模型将两个方面进行匹配，就可以得出哪些作物是否适合在某一地区生长，会遭遇什么造成减产等等。这种方法更偏重数据研究的层面。在这次的调研中，李朝所在的团队使用的是偏重微观案例研究的方法。“如果仅仅通过模型去计算，比如说通过模型分析出气候变化下某片区域将会变得不再适宜某种作物生长，但是实际情况，如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以及当地主推的经济作物的品种会与模型计算有出入，这意味着模型计算而出的结果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不具有特别强的指导性，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将市场、社会经济等因素考虑其中。”此外，微观案例研究也可以补足气象数据分析的精度不足问题。李朝说：“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了‘小气候’，即便是在同一个镇上，不同的村子的气候也存在微妙的不同，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希望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找到更为落地的解决方案。”气温上升，降水变率显著增大，干湿振荡更加剧烈，是三个案例区域气候变化趋势的共同特征。这种不稳定的变化影响水资源供给，并可能加剧极端旱涝灾害风险。虽然重庆雾江区（应要求隐去实际地名）农户通过种植早熟梨避开了夏季高温干旱影响，但近年来夏、秋季的气温降水条件以及果树水肥管理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梨树秋季二次开花，显著影响次年产量。近些年渭塬市（与上同）苹果树在生长期的气温年际变异增大，冷热害频发，影响果实的产量和品质。精细化管理的设施农业也不能完全避免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复杂影响。以千山县（与上同）某樱桃种植园为例，冬季气温偏高会干扰樱桃的花芽分化，而冬春季节的干旱则导致野花和野生传粉昆虫数量下降，迫使农户额外投入资金购买花粉和租用蜜蜂。“农业生态环境中各类生物相互依存，一旦气候异常，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将受到波及，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效益和成本控制。”该份报告指出。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依据传统“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事活动，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节气时间偏移、物候期变化、极端天气增加扰乱节气规律等问题不断凸显，因此需要加强区域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与强度的新特征及农业影响机理分析。报告建议，学界加强西北黄土高原、长江经济带、华北平原等重点农业生产敏感地区的区域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模拟未来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强度，联合气象学、农学、生态学研究团队，分析气候变化对不同农业产业、作物物候以及病虫害传播的影响链，为长期气候适应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02
我们正在做什么？
盘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气象工作的表述，也可以看出针对灾害防御能力的逐渐强化的趋势：从2005年强调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到2011年要求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再到2017年提出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平，对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要求逐步增强。政策文件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拓宽，从最初主要服务粮食生产，到后来涉及生态建设、森林草原防火、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再到2016年探索开展天气指数保险试点，气象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结合愈发紧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表述中专门提及，强化气象为农服务，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预报，用好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等力量，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在调研中李朝发现，一些农业合作社或者农业企业由于资金相对充足，已经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正在凸显，接受调研的区域中，相关组织帮助农户应对高温干旱已有成功经验。2022年重庆的高温和干旱情况持续了整个夏天直至初秋，2024年再次经历了一轮漫长的高温，农户因此损失巨大。在重庆调研时就可以看到，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物资采购、种子保育、农机具共享、产品加工与销售等方面联合起来，形成社区支持网络，共同抵御气候风险以及共担气候适应成本。“现代农业的生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户去应对气候变化，对于资金相对充裕的农业合作社来说，会通过搭建大棚防冰雹，一些农户对于政策倡导的智慧农业也积累了相关的实践，比如会有自己的小型的气象监测台，科学管理温度湿度等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也会有水肥一体化的措施。”李朝表示：“但这也不足以应对一些较为极端的情况。”李朝以在河北调研时一位经营水果生态种植园的农户的遭遇为例，水果类经济作物本身的商品价值高，农户相对的投入也较多，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完善，但是在遇到洪涝的时候，基础设施会被冲毁，后续也需要很长的时间重建。“这对于农户而言不仅仅是一季的损失，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也会使农户未来的投资信心降低，他会对是否应该继续投入生产产生摇摆。”而不同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在相同的气候变化境遇下，应对策略也有很大差异。根据调研团队的观察，以小农户为主的传统农村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具有高度依赖个体资源、短期调整为主、集体行动受限以及制度支持不稳定等特点。农户应对气候风险离不开来自政策、资金、市场、保险、农户社区（乡村）网络等多方的共同支持。报告也提出，提升农户气候适应能力需要构建多方协作机制——通过优化政策支持、推动技术创新和整合地方智慧，在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的同时，防范资源分配失衡带来的新风险。“真正有效的气候韧性建设，需超越‘政府动员-群众响应’的单向模式，将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本土知识相结合，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动力，共同编织韧性之网，培育社会系统应对气候不确定性的能力。”报告建议。03
气候公平中更为脆弱的一环
近年来，政策层面一直强调建设高标准农田。201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全国要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2021年9月20日，《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要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2024年4月，国家宣布将中央财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亩均补助标准由1300元提高到2400元，同时取消地方对产粮大县的资金配套要求。 2025年6月消息，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超过10亿亩。 高标准农田从灌排畅通、田块平整、土壤肥沃、道路配套等系统性建设，构建了更稳定的农业生产生态，从“主动防御”和“被动应对”两方面提升了对气候灾害的抵御能力。李朝说，但这次调研的范围基本没有涉及高标准农田，很多山区较为零碎的地块，缺乏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基础能力。“我们的报告主要偏重气候变化对中小型经营者的实际影响，他们相对而言资源较少，面对气候变化更加脆弱，”李朝表示：“如果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导致无法耕种，一些农户的生计会受到直接影响。”通过调研，李朝所在的团队发现，农户已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手头能够用到的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农业企业可以投入农业保险，但是也有很多接受调研的农户对于农业保险持观望态度。受限于一些原因，最终的赔付金额与农户遭受的损失相比，仍然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也有中小型农业经营者认为，如果未能申请到相关的扶持项目，则很难有自有资金去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若投入则需要很长的周期，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就目前情况看，政策资金的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报告指出，当前村庄层面的集体应对仍以灾害管理为主，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气候适应规划，而政府提供的制度性支持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小农户对制度性支持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缺乏足够的信心。而有关规模化的农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项目研究发现，这两类主体具有较高程度的资本密集性与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关基础设施与工具设备更容易暴露于极端天气事件的冲击之下，其面临的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更加显著。“由于这两类农业经营主体还承担‘联农带农’作用，其经营程度好坏还会波及关联农户的生计变化，因此更需要关注其气候脆弱性与气候适应能力。一是基于地形、海拔、排水条件等开展针对气候风险的适应性规划工作，做好项目规划选择，规避气候灾害易发地区；二是将地区气候适应工作与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规划有机结合，系统做好农业产业的气候适应项目分类与入库工作，争取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投融资支持，降低适应成本。”气候变化来势汹汹，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面对这样真实发生的变化，李朝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气候变化当前被放到相对优先级靠后的位置并不是很科学。“因为实际状况已经变得非常紧急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损失正在发生，也许碳减排需要体量巨大的转型资金，但来自气候变化的灾害损失与人员伤亡也是无法弥补的，而后者需要修复的过程又很漫长。”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后续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一装机目标。但一些国家在气候政策上仍然很摇摆。美国能源部7月29日发布了《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美国气候的批判性述评》报告，提出“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确定，激进的减排政策对经济弊大于利，美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的观点。这份报告发出不久，即被多名顶尖大气科学家谴责“歪曲研究结果”。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