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时幸存的日军士兵中近半数因痢疾无法站立，一位日军中尉在日记中写道：“占领仪式上无人欢呼，只有军医在帐篷里不断切除士兵腐烂的肢体，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和消毒水的气味。”

1938年10月26日，当日军先锋部队第6师团的士兵拖着肿胀溃烂的双腿，付出惨重代价终于踏入武汉三镇的地界。

他们看到的不是预想中举国降伏的场面，而是一座彻彻底底的空城，全城街道寂寥，政府机关人去楼空，连军事设施也已被彻底破坏。

此时幸存的日军士兵中近半数因痢疾无法站立，一位日军中尉在日记中写道：“占领仪式上无人欢呼，只有军医在帐篷里不断切除士兵腐烂的肢体，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和消毒水的气味。”

当东京的报纸欢呼“武汉陷落”时，日军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却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密电：“我军战力已近枯竭，若再遭遇一次如此会战，帝国陆军将不复存在。”

这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中日双方总投入近150万兵力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惨胜的日本究竟有多惨？

战场地图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铁蹄踏碎了华北，上海沦陷，南京惨遭屠城，短短数月间，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都武汉，武汉这座长江中游的重镇，成为了中国抗战的最后精神堡垒。

日军大本营认定，夺取武汉就能彻底粉碎中国的抵抗意志，东京的参谋本部集结了“举国之力”——120艘军舰、300架飞机、14个师团共35万余精锐部队，气势汹汹地向武汉扑来。日本军部狂妄地宣称：“攻占武汉，就能让中国跪地求饶”，然而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将会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甚至付出国运将近被打断的代价。

薛岳将军的部队在万家岭的深山密林中专门为日军布置了完美的“猎物陷阱”，将日军第106师团这支轻敌冒进的王牌部队陷入绝境。

在中国军队的坚决打击下，日军竟然出现子弹耗尽，用刺刀甚至石块抵抗中国军队，这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绝少出现的情况，最终这支骄横的日军被整建制覆灭。

松浦淳六郎师团长在绝境中向军部发出最后电报：“各联队仅存数十人，军官伤亡殆尽，士兵以野草充饥，请速派援军。”

战后统计显示，该师团战死3321人，战伤4085人，仅百余人侥幸逃脱，日军战史哀叹：“此役堪称帝国陆军史上最惨重的歼灭战。”

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日军第6师团遭遇更惨烈的抵抗，这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野兽”部队，在毒气弹掩护下仍付出惊人代价。

据《乡土部队奋战史》记载，仅第13联队就在9月下旬的激战中战死236人，战伤683人，整个武汉会战中，第6师团累计伤亡9585人，相当于该师团初始兵力的三分之二。

在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遭遇同样的厄运，这支擅长登陆作战的部队战死733人，战伤2322人，损失达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小界岭成为日军的另一个绞肉机，日军在此丢下了21886具尸体，占其武汉会战总伤亡的五分之一。

日寇猖獗

此时的中国尚处于农业社会，虽然举国同仇敌忾，全国统一战线奋起抗日，然而因为武器装备的落后，对日军的直接杀伤尚未达到让日军伤筋动骨之痛，而让日军减员近三分之一的，是我们祖国大地山川河流和长江一带夏天的高温酷暑。

因为想着速战速决，日军在军需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参战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1938年年初从中原甚至东北抽调过来的。

彼时的中原大地和东北地区还穿着冬装，参加武汉会战是在6月-10月份，此时正是长江一带最热的时期，穿着冬装的日军士兵中暑和失水者众多。

而长江一带在民国时期，大部分地表还是原始森林覆盖，蚊虫众多，瘴气遍布。日军因为急于速胜，补给战线过长经常出现补给中断的情况，饮用水甚至都无法供应，很多士兵竟直接喝江水，成片成片患上痢疾甚至是霍乱。

在庐山的密林中，第106师团长在阵中日记中绝望记录：“师团司令部90%人员患痢疾，30%并发肠炎，卫生兵已无药可用。”

疾病蔓延速度远超战斗伤亡，在潮湿酷暑的自然环境中，日军士兵因饮用污染水源而集体感染霍乱。

步兵第13联队的疫情最为惨烈，患者全身脱水抽搐，死后尸体迅速腐败，部队不得不就地焚烧尸体以防传染，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仅第106师团就有7969人因战病住院，超过了其战斗伤亡总和。

日本第11军司令部的一份未公开报告揭示了更恐怖的现实：全军战病减员达10万余人，相当于投入兵力的三分之一。

这些日军士兵并非倒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在高烧煎熬中痛苦死去，军医队长吉田在回忆录中写道：“野战医院遍地是疫病与腹泻产生的排泄物，每天有数十具尸体被抬出，我们甚至来不及记录死者姓名。”

冈村宁次在战后反思时道出真相：“敌非敌，地形是敌，作战中，不爱山水。” 华中地区的自然环境成为比中国军队更致命的敌人，几乎彻底瓦解了日军的战斗力，倘若武汉会战再多坚持一个月，败退的估计就得是日军了。

整军备战

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仅从战术角度进行评估，更应该站在中日两国的战略大局上考虑：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虽然失败，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日军虽然达成了战术目标，但正像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战略短视的问题一样，武汉会战是日本战略的重大失败。

当日军在武汉街头举行入城仪式时，东京大本营的参谋们正面对一份触目惊心的账单：为支撑这场战役，日本不仅耗尽了全年的军费预算，1939年军费支出更是猛增至61亿日元，远超13.5亿日元的国家黄金储备。

日本本土的军需大臣都忍不住哀叹：“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充作前线装备。”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每年从东北地区掠走生铁54.2万吨，夺煤炭1703万吨的前提下。

而日军在武汉的惨胜也标志着其战略进攻能力的彻底终结。

在军事上，此战日本投入战场的各师团伤亡率普遍超过了30%，要知道，根据美军野战手册的要求，30%的伤亡率就可以被定义为“歼灭”级别了，就意味着部队已丧失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在进攻状态下可以随时退出战斗，要是按美军的标准，中国军队已经“歼灭”了日军华中主力军团。

当然，在号称“东亚怪物房”的东亚地区，不存在30%的伤亡率就退出战斗的标准，日军第106师团等部队甚至被打到需要彻底重建，连日本战史都直白承认：“国内仅余一个师团预备队，已无能力再发动同等规模攻势。”

而为了填补这场会战的战争黑洞，日本国内实行全面配给制，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告罄，军工生产陷入停滞；日军参谋总长私下承认：“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自此日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

最致命的是，武汉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幻想，让日军完全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美英等国在见识到中日两国战略优劣的反转后，也加强了对日制裁，致使日本在三年后终究是因为资源枯竭，无奈再次堵上国运，铤而走险偷袭美国珍珠港，开启了两线作战的自裁之路。

寸土必争

当日本在1938年11月于东京举行占领武汉庆祝活动时，日军陆军省官员接到密报：中国主力部队已在四川盆地、湘黔桂等西南大后方完成整编，兵力恢复至300余万，而在日本国内，适龄兵源已近枯竭。

这场“惨胜”让日本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日军实际战斗伤亡约5.5-7万人，加上10万战病减员，战力折损相当于15个甲级师团，更要命是的国内适龄兵源已近枯竭，堪称打一个少一个。

日本军费较战前增长450%，好不容易因占领中国东北挽救回来的国家财政，再次濒临破产，而中国因达成“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抗战从战略防御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再无力发动战略进攻。

因为小国寡民而动不动就举国之力，习惯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日本，终究是在《论持久战》的战略高度下，彻底败于自身的战略短视。

日本的战争机器在榨干最后一滴油后开始空转，而中国的抗战力量却在血火中涅槃重生，不断壮大。

来源：侃了了论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