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带走一中国小孩，40年后回国，当时日军为何要带走他

摘要：免责声明：本网发布此文章，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文章观点仅供参考，所涉及内容不构成投资、消费建议。为提高文章流畅性，文章可能存在故事编译，读者请自行辩解！如事实如有疑问，请与有关方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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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归乡富翁寻根之谜

1986年，满头白发的光俊明站在山西运城的黄土坡上，身后是簇拥的乡亲，眼前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他是日本归来的千万富翁，却带着一个尘封四十年的身份——8岁被俘的中国小战俘。这个被战争撕裂命运的人，为何在半生漂泊后执意归来？他的前半生，究竟藏着怎样的失去与挣扎？

从流浪儿到军营小兵

1938年，光俊明出生在山西运城一个贫苦的农家，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却在他3岁那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日子过不下去，咬牙改嫁给邻村一个男人，可继父是个赌徒，输光家底后就把他们母子俩赶了出来。

7岁的光俊明跟着母亲，挎着个破篮子，挨村挨户乞讨，冬天冻得脚流脓，夏天饿到啃树皮。

1945年春，他们在运城城外遇到27军的郭中尉，母亲哭着把他推到军官面前，“您带他走吧，给口饭吃就行”。郭中尉看他可怜，又机灵，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了营里的“小兵”——其实就是个打杂的，端茶倒水，递个文件。

后来部队办了临时小学，郭中尉让他去读书，他第一次摸到课本，晚上就着煤油灯背课文，没多久就当上了班长，脖子上挂着个铁皮哨子，一吹就能让全班安静。

可安稳日子没过上半年，日军就开始扫荡，军营里天天响警报，郭中尉把他护在身下躲炮弹，说“俊明，活着，长大了才有盼头”。

战俘营里被日军救的少年

1943年秋，日军扫荡晋南，27军防线被撕开缺口，郭中尉把他塞进战壕，吼着“躲好”就带着战士们冲了出去，再也没回来。光俊明扒着战壕壁等了两天两夜，等来的是日军的刺刀——他成了战俘营里最小的孩子，混在成年战俘中，像棵被踩烂的野草。

日本兵清点人数时，枪托时不时砸在他背上，血顺着裤腿流进黄土里，他咬着牙不敢哭，怕哭声引来更重的打。

就在一个军官举枪要“清理累赘”时，高桥中队长突然喊了声“住手”。这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军官蹲下来，捏着他的下巴左右看，突然红了眼：“和次郎……你像我弟弟。”他不知道和次郎是谁，只被高桥拽着后领拖出战俘群，塞进一辆卡车驾驶室。从此，他有了个新名字——“光少年”，跟着日军队伍辗转，白天给高桥擦枪、递水，晚上睡在卡车底板上，听着远处战俘营传来的惨叫，用烂布堵住耳朵。

高桥偶尔会给他块饭团，摸着他的头说“要乖”，可转头又对着中国村庄扫射。光俊明看着同胞倒在血泊里，嘴唇咬出血也不敢出声。他学会了在高桥发火时低头，在士兵笑骂时装傻，把所有屈辱咽进肚子里。

有次一个老兵骂他“支那人杂种”，他抄起地上的石头砸过去，被高桥狠狠甩了一巴掌，罚他跪了一夜。天亮时，高桥丢给他半块饼干：“活着，才能见到你想见到的人。”他啃着饼干，第一次懂了——活下去，不管用什么法子，先活下去。

异国“孤儿”变身苦读书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高桥中队解散，光俊明成了没人管的“战俘孤儿”，穿着破军装在广岛街头游荡，饿了捡美军丢弃的罐头，冷了缩在废墟角落。这时，日本军医加地正隆在难民营发现了他，看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又会说几句蹩脚日语，叹口气把他拽进了临时医院。加地正隆没问他从哪来，只说“跟我走吧，活着比什么都强”。

两个月后，光俊明跟着加地正隆登上了回日本的船，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远的中国海岸线，他突然蹲下来哭了——那是他第一次为“失去”流泪，却连哭的是谁都模糊。到了日本熊本县，加地正隆把他领进家，妻子见他是中国孩子，脸立刻沉了，摔门进了里屋。加地正隆没管，塞给他一套旧校服：“明天去上课，别给我丢人。”

上学第一天，老师让他自我介绍，他憋了半天说不出日语，台下立刻炸开了锅，“支那人”“战俘崽”的骂声往他耳朵里钻。同桌把铅笔盒摔在他桌上，骂他“脏东西滚出去”，他攥紧拳头没敢还手——在战俘营学会的“忍”，成了他在日本活下去的本事。课本上的字他一个不认识，老师讲课像听天书，第一次考试，全班50个人，他考了倒数第一。加地正隆没打他，只把自己的旧眼镜给他：“认不认识字，就一个个查字典，查不完不许睡觉。”

他开始啃字典，白天在学校被同学推搡，晚上就着煤油灯查生词，课本被翻得卷了边，手指磨出了血泡。早上五点起床背课文，晚上学到眼皮打架，饿了就啃加地正隆留的冷饭团，有时饭团馊了，他也照样往下咽。半年后，他从倒数第一爬到了第二十三名，加地正隆第一次拍了拍他的背：“还行，没白养你。”他没说话，心里却憋着股劲——只有考第一，只有让自己“有用”，才不会被这个家、这片土地再抛弃一次。

初中毕业，他靠着全优成绩拿到奖学金，进了熊本县立高中，接着又靠奖学金考上熊本商科大学。大学四年，他白天上课，晚上去餐馆洗盘子，周末给人送报纸，赚的钱一半寄给加地正隆，一半攒着当学费。同学笑他“穷酸”“只会死读书”，他从不反驳，只是把账本记得更清楚，把课本啃得更透。毕业那天，他攥着烫金的毕业证站在校园里，风把头发吹得乱晃，他突然想起高桥那句“活着，才能见到你想见到的人”——他活下来了，靠自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口“气”。

商海逆袭对抗命运亏欠

1959年大学毕业，光俊明进了家外贸公司，从月薪2万日元的底层职员做起。他懂中文，又知道中国的人情世故，19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慢慢热起来，公司里没人比他更懂中国客户，订单一个个往他手里跑，没几年就成了部门里的“香饽饽”。

30岁那年，经人介绍娶了日本姑娘范子，范子家里做小生意，岳父看他踏实肯干，40岁时拿出积蓄帮他开了家贸易公司。

1986年，公司年收入已经过了千万日元，在熊本县也算小有名气的老板。可钱越赚越多，他反倒睡不着觉，常半夜猛地坐起来，嘴里喊着“妈妈”，范子问他喊谁，他摆摆手说做梦，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里空了块地方，再多钱也填不上——他想回家了。

归乡寻亲四十年思念

1986年春天，光俊明揣着攒了半辈子的念想回了国。他把养父加地正隆也带上了，还有日本来的摄制组，要拍一部叫《遥远的妈妈》的纪录片。下了飞机转火车，到运城时天刚亮，他站在车站广场，看着满街的山西话招牌，突然腿一软，差点跪下——四十年了，他终于踩着这片土了。

他随身带着个铁皮盒子，里面只有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都磨破了，母亲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怀里抱着他，脸有点模糊，他却天天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摸得照片都发皱。“我妈叫啥，我记不清了，就记得她左眼角有颗痣，笑起来嘴角歪一下。”他跟来接他的政府干部说，声音发颤。

工作组帮着找了。跑遍运城周边的村子，逢人就拿出照片比划；县广播站连播了半个月寻人启事，“寻找1943年前后在运城一带失散的母子，母亲左眼角有痣……”可消息传出去，来认亲的人不少，比对下来都对不上。有个老太太哭着说“这是我儿”，光俊明凑过去看，老太太眼角没痣，他红着眼摆手：“不是，不是我妈。”

半个多月过去，工作组最后回话：“光先生，查无此人。”他没说话，转身要去当年的地方。摄制组跟着他往城外走，走到一条土山路时，他突然停住了。“就是这儿，”他指着路边一棵老槐树，“我妈当年送郭中尉，就在这树下哭，说‘俊明，长大了要回来’。”风刮过树梢，他从铁皮盒里掏出照片，对着树影比划，手一抖，照片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眼泪砸在土上，洇出一小片湿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