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7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商人穆罕默德·侯赛因·沙姆哈尼控制的航运网络，涉及五十多个实体和个人以及五十多艘运油船和集装箱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第三国注册经营。
自2018年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以来，发起的最大规模制裁开始了。
2025年7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商人穆罕默德·侯赛因·沙姆哈尼控制的航运网络，涉及五十多个实体和个人以及五十多艘运油船和集装箱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第三国注册经营。
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融资问题专家斯蒂芬·赖纳称，这份黑名单的拟定，有赖于以色列情报特战研究局（摩萨德）安插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内线提供核心信息，因为侯赛因的“商业帝国”与革命卫队出身的父亲阿里·沙姆哈尼息息相关，后者当过国防部长，也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作为革命卫队圈子里的精英，其掌握的能源、贸易与航运网络为伊朗避开西方制裁，获取宝贵的外汇起了重要作用。
“对革命卫队‘打财断血’，是以色列继6月13日军事突袭后下的又一着狠棋。”赖纳如是说。
事实上，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早就把自己视为本国的“第二件核武器”。6月25日，摩萨德局长大卫·巴尔内亚（David Barnea）便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公开向参加当月袭击伊朗行动的特工致敬，称他们在伊朗境内潜伏数月甚至数年，取得“空前绝后”的战绩，“正因为你们创造的奇迹，促使（以色列）国防军敢于抓住时机，实施了决定性行动”。
他还不忘向伊朗喊话：“我们将（继续）留在那里，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
据媒体报道，6月13日伊以冲突爆发后，伊方已逮捕七百多名涉嫌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更有甚者，伊朗安全部门光在首都德黑兰就查获万余架恐袭无人机。
这阵仗，连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在内部会上承认：“我国的安全网破了大洞。”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摩萨德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正在对准导弹发射器。图/视觉中国
真相浮出水面
一辆载着一位母亲及其7岁女儿的普通汽车，从伊拉克巴士拉口岸通过伊朗霍拉姆沙赫尔的边检站，似乎根本不值得伊朗海关官员注意。但最不起眼的行李——一个装猫的箱子——却是精心策划的奇袭的组成部分，摩萨德在宠物箱中装有暗格，里面塞入了自杀式无人机零件。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6月13日，以色列发起针对伊朗的“雄狮崛起行动”中，这些提前隐蔽的无人机发动“蜂群攻击”，打击德黑兰、伊斯法罕、纳坦兹等地“软目标”（如通信基站、变电站、军工专家住所等），有效配合了本土起飞的以军F-35I战斗机，对伊朗军事、国防工业及核研究设施实施了精确打击。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兰，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后，德黑兰居民区的建筑受损。图/视觉中国
比起“瞒天过海”，更让人意外的是“精确斩首”。
开战当天，包括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在内的高级将领聚集到德黑兰一处掩体内商议对策，竟被以机“一锅端”，六名少将和准将殒命。
这是摩萨德主导的多阶段“定点清除行动”成果，他们不仅运用虚假情报诱骗伊朗将军集体开会，还把攻击的“D时”选在深夜，如此“黑名单”上的其他目标，多半躺在自家床上“坐以待毙”。
种种迹象证明，以方不仅掌握伊朗内卫规程，还清楚该国发生危机时高层会藏身何处，而伊朗情报部（维扎拉特，MOIS）和革命卫队情报机构的反渗透机制明显失灵，未能有效防范和清除内鬼。
那么，摩萨德特工到底是如何打入伊朗中枢的，不妨从已曝光的摩萨德女特工凯瑟琳·佩雷斯-沙克达姆身上寻找答案。
她出生在法国世俗的犹太家庭，却在18岁嫁给也门富商法里斯，并皈依伊斯兰教。2014年离婚后，她频繁往返西欧与中东之间，自称专业研究什叶派教法，扭转西方世界对伊朗的偏见。
她成功博得伊朗总检察长易卜拉欣·莱希的赏识，被引荐给该国主流媒体。她也不负重望，积极在欧美为伊朗辩护，俨然成为西方“伊朗通”，她也因此在伊朗安全和外交部门广交人脉，2017年2月出席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训政大会，接触到从革命卫队到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哈马斯的重要领导人。
2021年，莱希当选伊朗总统，凯瑟琳更是如鱼得水，莱希将其视为“伊斯兰革命在西方的喉舌”，是自己重要的信息武器，理由是她的犹太血统，这让伊朗理论家可以宣称，即便是欧洲的犹太人，也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深恶痛绝。
直到2022年8月，与莱希不睦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突然爆料凯瑟琳为以色列摩萨德工作，据匿名信源提供的情报，她通过获取伊朗官员和实权毛拉的信任，进入机密场所，直接获取机密信息，随后将信息传回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
尽管此后凯瑟琳没有再去伊朗，但她并未沉寂。2024年莱希因直升机失事罹难后，她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上开辟专栏文章，从昔日的“伊斯兰革命拥趸”转身为“德黑兰挖坟党”，用之前获得的内部材料，将伊朗渲染为“中东头号恐怖主义资助者”。
直到今年6月的伊以冲突发生后，被斥为“毒蛇”的凯瑟琳依然没有被伊朗人忘记。伊朗前议员穆斯塔法·卡瓦克比扬认为，以军能过于精准地定位并摧毁伊朗的关键目标（包括那些高度保密的目标），这个打着记者招牌的女间谍“功不可没”。
“她此前曾多次造访过部分被打击的目标，而且她出入禁地时，身边总有神职人员陪同，简直是玛塔·哈丽（一战为德国效劳的王牌女间谍）在世。”卡瓦克比扬提到，凯瑟琳在德黑兰活动期间，利用女性魅力，与上百名伊朗精英发生过亲密关系，她还在社交场合与高官和科学家的妻子们积极交往、频繁接触。这些百无聊赖的女人们，乐于向这位有教养的交谈者倾诉心事，而她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信息。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以伊开打的同时，TikTok平台上，#IranTerrorism（“伊朗恐怖主义”）、#SaveIsrael（“拯救以色列人”）等话题，在6月13日一天就达到12亿次以上的阅读量，其中大量攻击伊朗的文字与视频内容都来自凯瑟琳之前的作品。
很显然，这背后有股“暗黑势力”操纵着不利于伊朗的叙事建构与舆论塑造，而这正是情报工作的最高境界——“认知作战”。
先天不足，后天缺血
平心而论，伊朗在情报战线被以色列甩远，体制原因是“先天不足”，而政治原因是“治理差距”。
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诞生甚至早于建国，从一战协助英国对付奥斯曼土耳其的尼里俱乐部（NILI），到反英哈加纳民兵（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线人组织沙伊（Shai），再到建国后的摩萨德，已然构建起完善的秘密工作文化与制度，并在政府内阁统筹下获得国内外资源的优先保障，显示了“情报即国力”的战略定位。
相比之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权建立的。
1979-1981年，在精神领袖霍梅尼提出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口号下，旧的王国机器被打倒，强大的国家情报安全局（SAVAK，萨瓦克）瞬间瓦解，大批镇压过革命的秘密人员或关或杀，国家安全主要靠各地自发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成员都是缺乏经验的志愿者。
尽管日后有了中央层面的国家情报安全组织（SAVAMA，萨瓦马）乃至情报部（维扎拉特），但始终受困于技术骨干缺失和基层网络碎片化，尤其在两伊战争中厥功至伟的革命卫队有自成一体的秘密战体系，导致各方权责不明，相互排挤，内耗连连。
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制裁，伊朗被迫打造出一套与全球化若即若离的“抵抗型经济”，强调强力部门对国家经济与产业的干预。
1989年由国家出面成立的封印先知集团，本意是“安顿两伊战争退伍老兵，利用武装部队的民事能力加快国家建设”，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变成了革命卫队与宗教基金会管理的“独立王国”，高管均为革命卫队任命，垄断利润丰厚的石油、矿山、工业和基建项目，还负责为政府拟定“反向制裁清单”，根据这份清单，只要国内制造商（主要是革命卫队附属公司）生产的商品，一律不得进口舶来品，也意味着该集团（或者说革命卫队）可垄断伊朗大部分商品进口。封印先知的经营活动只向革命卫队总部负责，其他机构无权监督或审计。
截至2025年，约有4万人为该集团工作，在伊朗经济生活中，它的体量使其能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出价，又比任何人容易获得公共银行融资，这还不算其享有的免税政策。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伊朗经济比例失调，民间资本势单力薄，继而无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上大量消费品又无法自给自足，导致普通人为了养家要打好几份工，很多店铺下午都有很长歇业时间，或者晚上不营业，允许员工去做别的工作，这其中又以猖獗的走私活动闻名。
伊朗前库尔德斯坦省省长拉马赞扎德对媒体说，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东西是走私流入的，这就给敌国特工渗透大开方便之门。
著有《无国之谍》一书的前美联社记者马蒂·弗里德曼（Matti Friedman）描述了一段细节：2012年参与刺杀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工厂负责人穆斯塔法·艾哈迈迪·鲁珊的摩萨德特工，是经土耳其口岸霍伊（Khoy）进入伊朗的。
他曾目睹土伊客车司机常常拿着超出自身需求的油桶或备胎，去伊朗加油站里灌满带走，因为土耳其油价是伊朗的二十多倍，把伊朗成品油弄到土耳其去卖，就有巨额利润，而相关部门管理松懈。
哈马斯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耶在2024年7月31日凌晨被摩萨德暗杀于德黑兰，就是其保镖以600万美元价格将其藏身之处出卖所致。
可以想见，如此失控的防线，能混进那么多“定时炸弹”也就不足为奇了。
抓不干净的塞尼姆
以色列立国之后，不厌其详地深入研究中东各国的政治特点、民族和宗教关系与矛盾、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且这种国别研究不分敌我，采取各种渠道和方法，不仅把目标国的底细摸得底朝天，还充分利用这些因素在对方领土上开展活动。
以色列拥有中东最齐全的数据库，是其屡屡获胜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保证。具体到伊朗，无论该国如何改朝换代，以色列总能找到“同路人”。
1957年，以色列帮助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建立萨瓦克组织，报答后者在1950年投票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并保证以色列的能源供应。巴列维掌权的近30年里，萨瓦克忠实履行镇压各类反对派、控制全国宗教和媒体活动、防范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威胁的职责，而以色列摩萨德是它最重要的“师傅”。
前萨瓦克成员阿利马尔丹·阿齐姆普尔证实，萨瓦克的档案室几乎对以色列人敞开，他们不光能分享萨瓦克收集的情报，也摸清了伊朗各派政治人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摩萨德在萨瓦克的协助下渗透到周边的伊拉克、沙特、阿联酋甚至印度、巴基斯坦，把触角伸向亚洲大陆腹地。
也是在王国时期，摩萨德能不受限制地吸收伊朗公民为其效力，把谍报工作变成专业机构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特殊社会活动。
阿齐姆普尔透露，摩萨德创造出独特的“塞尼姆”（希伯来文意为“志愿协助者”）模式，广泛招募伊朗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也称东方犹太人）为其效劳，摩萨德通过其在以色列的亲属与目标对象建立联系。比如摩萨德代表会去拜访某位在以色列的亲属，请其给居住在西欧、美国或非洲的亲属写信，上面写道，“您手里正在读的这封信是一个叫阿里埃勒的人转交的，他是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该组织专门保护犹太人利益。”接下来，信里提出一个问题，“您是否能为他提供某种协助？”
众所周知，犹太人非常抱团，对方很容易答应合作。后面的事显然都水到渠成，被招募的塞尼姆会用自己的证件，在不引起当地人怀疑的情况下，为摩萨德特工租赁房屋车辆，或为其治疗伤病，而不在医院留下求诊记录，也不会报警求助。
事实上，哪怕在1979年新的伊朗政权与以色列分道扬镳后，这套体制依然存在，并且出现大量非犹太裔的塞尼姆，这其中既有遭伊斯兰共和国镇压的左翼分子，也有缺乏国家认同的边境少数族群，甚至那些不认同伊朗现行政体的亲西方人士也会被以色列策反过去。
2023年7月，土耳其国家情报局（MIT）宣布破获为以色列服务的56人间谍网，就有多名来自伊朗的塞尼姆分子，他们搜集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及其他巴尔干、高加索国家公民信息，运用GPS追踪技术监控车辆，渗透进有密码保护的Wi-Fi网络，为摩萨德进行渗透提供便利。
有个代号“阿勒扬”的特工据传是伊朗左翼人民圣战者运动（MKE）成员，与伊朗政府不共戴天，他的组织在伊朗有巨大的活动能力，很多人即便不为政治目的，也乐意为了经济好处东奔西跑。
伊朗供应链监控系统因跨境车辆日流量大而开箱查验率低，阿勒扬即抓住此盲区，安排自己的“走私组”有条不紊地将摩萨德提供的大量无人机零件、炸药雷管等分批次经物流途径输入伊朗境内，而摩萨德技术特工则在这些伊朗塞尼姆提前备好的“安全屋”内组装无人机，并集成在民用卡车的货柜里，货柜顶部设有夹层和暗格设计，隐藏时保持电子静默，激活时利用伊朗本土通信网络唤醒，从而放飞无人机袭击。
警惕“叙事战争”
6月的那场短暂而激烈的“混合战争”，对伊朗政权的震撼可想而知。袭击发生后，伊朗安全部门展开大搜捕，维扎拉特官员在社交账号上呼吁公众举报可疑活动，并发布识别通告者的指南，提醒民众提防“戴面具或护目镜、驾驶皮卡车、携带大包或在军事、工业或居民区周围拍摄”的可疑人员。
但该国媒体发表评论质问：“已捕获的间谍嫌疑人有九成是伊朗公民，公众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他们会沦为敌人的奸细？”
不可否认，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至今，伊朗内部的政治、民族和宗教关系仍未完全理顺，其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非铁板一块，存在相当的反对阶层，即美欧所鼓吹的所谓“现代派”，他们主张改革宗教色彩浓厚的法基赫监护制度、按西方模式重建国家，而且这些人普遍来自城市青年群体。
以色列情报官员最期待的局面，莫过于通过军事打击削弱伊朗国家机器（尤其是对军政高层的“斩首”），利用网络煽动其内部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
不过这一次，以色列人还是落空了，在遭受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即便首都德黑兰有大量对现状不满的青年，也未出现反政府集会，反倒是大批伊朗民众不顾头顶横飞的弹片，走上街头挥舞国旗，高喊“以色列去死”的口号。显然，这种“以打促变”的策略短期内未必见效。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民众挥舞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集会支持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图/视觉中国
伊朗当局很清楚“祸起萧墙之下”的道路，因此在停战之后，已启动对安全内卫部门的大改组，加快建立统筹情报工作的“司令塔”，同时加强国内肃清敌特的行动，尤其是在西部边境地区，7月以来，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在西部边境展开多轮打击走私、偷渡行动，铲除敌对势力渗透的土壤。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也积极与土耳其、伊拉克及其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当局交涉，要求取缔（或至少是限制）被证实与以色列合作的反伊朗武装组织窝点。
但伊朗人更艰巨的工作，是重建“意识形态防线”。和遭孤立制裁的国家迥异，伊朗普通人深受全球化和互联网影响，多数人的手机里都有付费VPN，由于该国没有主流的社交软件，民众早就形成对WhatsApp、INS、TikTok等国外应用软件的依赖，这也导致不少人更愿接受境外的声音，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谁控制叙事，谁赢得战争。”伊朗前省长拉马赞扎德承认，不少伊朗青年表现出奇怪的态度——凡是伊朗政府反对的，他们就支持；凡是伊朗政府支持的，他们就反对，甚至有人怀念起自家父辈亲手推翻的巴列维王朝，因此也难怪有那么多“摩萨德带路党”出现了。
拉马赞扎德忧心忡忡的是，整场冲突中，以色列和背后的美国控制了社交媒体话语权，刻意制造“信息茧房”（指人们只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信息的环境），社交媒体上出现将冲突定性为“西方民主与伊斯兰专制对抗”“伊朗反击导弹是‘宗教狂热凶器’”“以色列帮助伊朗人民从神权中解放”的热搜话题，其阅读量都是亿级规模，而伊朗自卫与抗争的话题只有百万级的水平。
更有甚者，美以军方开发的“叙事生成系统”（NGS），在分析2.3亿条“推文”后，能自动生成“伊朗威胁论”的变体话术，在社交媒体上批量生产定制化内容，尤其针对伊朗“Z一代”的游戏化场景（如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军官），获得超1亿次播放，把很大一批伊朗民众引向错误的叙述方向。
拉马赞扎德呼吁伊朗政府改变情报战线思路，打造“信息轰炸”能力，争夺“叙事战争”的认知制高点。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撰稿 吴健
责编 姚忆江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