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1年7月18日，盛夏的长沙城酷热难耐，湘阴籍的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却在冷寂中病逝，终年73岁。当这位背负“汉奸”污名的老人溘然长逝之时，家乡士绅仍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拒绝赐予谥号。即便李鸿章极力陈述其功绩，清廷依旧冷漠以对。他生前记录考察西方政制的《使西纪程

1891年7月18日，盛夏的长沙城酷热难耐，湘阴籍的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却在冷寂中病逝，终年73岁。当这位背负“汉奸”污名的老人溘然长逝之时，家乡士绅仍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拒绝赐予谥号。即便李鸿章极力陈述其功绩，清廷依旧冷漠以对。他生前记录考察西方政制的《使西纪程》被毁版禁行，归国时长沙码头贴满“勾通洋人”的标语，甚至民间流传有人欲掘墓鞭尸。直至临终，郭嵩焘仍在诗中自陈心迹：“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期盼历史能还其公道。

这位中国首任驻外使节的悲剧性结局，浓缩了一个封闭没落帝国对先觉者的扼杀。然而综观其一生行迹，从湘军帷幄到泰西外交，从商贾富民之论到领馆护侨之举，从重释传统经典到推广新式教育，无不闪耀着超越时代的智识光芒。

从岳麓书生到湘军谋主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湘阴县一个儒商之家。1835年，郭嵩焘考中秀才。次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求学。书院强调“经世致用、坚忍务实、不尚玄虚、摒弃浮词”的湘学传统，奠定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根基，更让他结识了曾国藩、刘蓉等挚友。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坎坷异常。1837年他中举后，历经四次会试挫败，直到1847年才与李鸿章同榜进士及第。

1840年，落第的郭嵩焘赴浙江担任学政罗文俊的幕僚，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当庚子、辛丑间（指1840—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英军的“船坚炮利”与清军的溃败，让他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埋下了反思传统秩序的种子。

1852年秋，太平军围攻长沙，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屡拒清廷命其帮办湖南团练之旨。郭嵩焘“三度登门力劝”，终促使曾国藩出山创办湘军，更献上创建水师、筹饷改革等关键战略，成为其核心幕僚。

然而其耿直的性格招致权贵忌恨。1859年郭嵩焘奉旨赴山东查办税务时，因严查贪污触怒权贵（主要是僧格林沁），遭弹劾罢官，不禁慨叹“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驻外使节的开拓与屈辱

1875年，云南发生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英国胁迫清廷派使道歉。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58岁的郭嵩焘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后称驻英公使）。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讥讽诋毁之声不绝。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副对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877年初抵英后，他突破“谢罪使”的局限，展开多方面观察与探索。考察英国议会政治后，惊叹其制度文明，认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指出富强之本在政教制度；剖析西洋经济，强调“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批判洋务派官办企业是“无本之木”；力排英方阻挠，推动清廷批准设立中国首个常设海外领事馆（驻新加坡领事馆），荐侨领胡璇泽任领事，开启近代护侨先河。

他将考察心得写成《使西纪程》，主张“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该书进呈总理衙门后，竟遭保守派群起攻讦，被诏令毁版。副使刘锡鸿更借机罗织其“三大罪状”：“披洋人衣”（有损国体）；“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失仪媚外）；“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沾染夷习），斥其“有二心于英国”，意在置其于死地。

湘阴县郭嵩焘故居。资料图片

超越时代的改革洞见

出使英法的深入观察，极大地冲击并重塑了郭嵩焘的思想。他尖锐批判洋务派奉行的“中体西用”方针：当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热衷购买军舰时，郭嵩焘指出，中国要发展，第一要务是改革政治制度，将西方强盛仅归结于船坚炮利是大错，单纯学兵学“末技”不能富国强兵。他深刻指出，仅学习军事技术，“三五十年来可以追及”；而建立良善的“人心风俗”和制度，“非三五百年不能有成”。并忧心忡忡地预见，若不改弦更张，失败在所难免。

他倡导“民富国强”的经济思想：主张重商富民，发展民营工商业，认为“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主张解除海禁，允许人民自由出洋谋生，政府应保护海外华工，参与国际协作。

他主张革新外交理念，在《使西纪程》中，系统批判清廷外交的结构性弊端，将其概括为“四病”：畏夷如虎而失体统（中国一味怕），昧于国际法理而授人以柄（夷人一味诈），刚愎自用致冲突升级（中国一味蛮），昧于时势遭文明碾压（夷人一味蠢）。他提出“以公法为纲，以通商为用”的外交转型路径，主张在伦敦设立常设使馆作为“万国公法之枢纽”。这种认知已超越同时代官员，与日本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形成东西呼应。

教育深耕与学术遗泽

郭嵩焘晚年辞官归乡，定居长沙，将精力倾注于兴办教育与学术研究，融合传统儒学革新与西学引介，对湖南近代教育转型和思想启蒙产生深远影响。梁启超誉其为“中国首讲西学之人”。

他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主张“商贾、制器为末，朝廷政教为本”，强调政教改革，超越洋务派在器物层面的学习，被视为“康梁之先声”，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指明了方向。

郭嵩焘通过对比中西教育，痛斥科举制度“败坏人才”，指出西洋富强因“政教无一不出于学”，而中国教育“虚浮不根”，脱离实际。他极力主张推广新式教育，呼吁“广开西学馆”，从通商口岸设学馆起步，“渐次推广至各县乡”，建立分科、计时、严规的近代学制，课程需涵盖算学、地理、天文等实用学科，同时坚守儒家道德教育，培养“立身制行”与“通变之才”兼具的人才。

他创办或主持的教育机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1870年起，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其间主持修缮书院，整顿学风，批判科举制度与旧式书院“虚文无实”，主张“实学”“时务”。授课时重新诠释经典，因观点新颖遭学生讽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大力弘扬王夫之（船山）精神，力排众议推动修建王船山祠，撰《船山祠碑记》及祠联，推崇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融合其“实学”精神与西方科学方法，重塑湖湘文化，促使其从保守走向开放，影响了谭嗣同、黄兴乃至毛泽东等后世人物。

1875年，他协助湖南学政朱逌然重建湘水校经堂。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记》，主张治经需结合“因革损益”“治乱兴衰”等现实问题。设立“博文”（经典研习）与“约礼”（经世之学）两斋，革新课程，要求学生研究农桑、漕运、兵法、水利等实用学科。该校仅44名学额，却“开偏隅风气之先”，培养了黄兴等人才，后发展为校经书院，成为湖南新式教育摇篮。

1881年，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与禁烟公社，将讲学与社会改良运动（禁烟）紧密结合。讲舍设于长沙曾文正公祠旁，学规十条强调“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郭嵩焘认为“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故将讲学与禁烟运动紧密结合。他主张授课中必须“不可不谈洋务”，引入对西方事务的讨论，并于“每月朔望举行西学演讲会，邀请传教士讲授地理、算学”；对比中西经济结构，批判“中国重士轻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认为要学习“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的做法，倡导工商为本的近代经济思想，对湖南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嵩焘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大学章句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等。其学术研究贯通传统经学考据与近代启蒙意识。

在《礼记质疑》《大学章句质疑》《中庸质疑》等著作中，他批判汉宋儒学的僵化注释，主张回归先秦儒家本义。梁启超评《礼记质疑》“匡正郑注不少”，为清代经学重要突破。他通过考据论证西方政教精华与中国古圣贤思想（如重“求实”、讲“便民”）有相通之处，为学习西方提供理论依据，打破“夷夏之防”。

郭嵩焘的著述除了对儒家经典的重释与批判，还重视方志编纂的实证革新。他主持编纂的《湘阴县图志》，创新体例，注重地理、经济、民俗的实证记录。强调方志需“验之于事功”，体现其“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晚年他持续撰写日记与书信，抨击洋务运动局限，提出“富强之本在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主张政治改革需以道德重建为基础。

百年回响的独醒者

当郭嵩焘的灵柩于1891年7月沉入故乡湘阴的土地时，中国正滑向甲午战争的深渊。

他所批判的洋务路线，在三年后（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而他警示需数百年方能完成的文明转型，其探索至今未止。湘江畔的思贤讲舍旧址、新加坡中国领事馆的徽章、伦敦波特兰大街那幢自他时代起沿用至今的使馆建筑，皆为这位独醒者无言的纪念碑。

严复将其比作“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而今日重读《使西纪程》，犹闻其警世之声：唯有把握富强之根本正道（政教人心），国家方能长治久安；若舍本逐末，则祸患必至。历史长河终将冲刷尽诽谤的泥沙，显露出真金的光泽——那个曾坚信“定识人间有此人”的灵魂，已在中华民族觉醒的星空中永恒闪耀。

来源：岳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