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秘书回忆7：许世友要建成南京长江大桥，向国庆19周年献礼

摘要：比起那些科班出身的领导人，许世友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但一生历经政治风雨的洗礼，养成了他超强的辨别真伪的能力，虽然很多时候他并不善于言辞，但他的心中有一杆秤，称得出轻重，辨得出真伪。

比起那些科班出身的领导人，许世友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但一生历经政治风雨的洗礼，养成了他超强的辨别真伪的能力，虽然很多时候他并不善于言辞，但他的心中有一杆秤，称得出轻重，辨得出真伪。

1975年夏天，我随许世友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住京西宾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部署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积存的“肿、散、骄、奢、惰”五个方面的问题。

复出后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居中而坐。他主持会议，从他讲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要彻底整顿军队的决心。而同样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却始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一副失意的样子，看得出他对整顿的抵制和不满。许世友和参加会议的老将军们早就对林彪、“四人帮”干扰部队工作所造成的危害痛心疾首，军委决定对军队进行整顿，使他们倍感振奋，会议讨论得很热烈。

可是会议快结束的一天晚上，许世友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那天晚上已经夜深了许世友来到我的房间。

坐下后，一改往日的神态，非常严肃也非常郑重地交代任务：“孙秘书，你代我给毛主席写封信，就讲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有光荣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富的革命经验，这些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创造出来的。但是老同志越来越少了，趁着大多数还健在，要组织人抓紧时间写我们的党史、军史，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培养接班人的好教材……”

许世友显得相当激动，我连夜写好信件，交许世友签字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送达毛泽东。几年后，党中央做出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写好组织史，中央军委也要求各级写好部队史，实现了许世友的愿望。

后来，我才知道，许世友当晚是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回来，指示我代他给毛泽东写信的。

许世友说：“我到医院去看望周总理，他问我有没有看到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文章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我们老干部的，是对着我们这些人的。”

回到广州后，许世友大会小会讲革命传统，讲革命经验。他说：“先烈们的血如果是黄河水，也能流两天。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是我们的传家宝。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还会管用。打下江山不容易，巩固江山也不容易。反革命过去有，现在有没有? 我看有，我们一定要紧握手中枪，守好南大门。”这些话无疑是针对 “四人帮”的。

1975年底，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全国又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反经验主义”是“四人帮”射向老一辈革命家的毒箭，想借此打倒一大批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同志，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许世友接到“反经验主义”的中央文件后，闷闷不乐，一整天不出门散步，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不停地踱步，到了晚上也是辗转难眠。

他把我叫到房间：“孙秘书，你给我写篇文章。”

“写什么文章?”我问。

“什么反经验主义？我看是别有用心的。干革命没有经验能行吗？那些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的人能管理好国家吗？反经验主义无非就是反对老同志嘛！天下是老同志打下的，他们不就是要清理老干部吗？他们反经验主义，我就反教条主义！”

许世友气呼呼扔下一堆疑问句走了出去。

按照许世友的交代，我反复思考，根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毛泽东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论述，我在文章中陈述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对革命的危害，强调“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东西，两个都要反，不能只反一个，大约3000字，用自己设计的120字稿纸誉写一遍，第二天上午与文件一起呈送给许世友。许世友看完后把所有文件都退回来，“文章先放在我这里，下午开会要用。”

下午开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反对经验主义”的文件。

“文件先放一放，我先给大家念一篇文章。”

会议刚开始，许世友就把那篇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参加常委会的领导面面相觑，有些发愣。看着大家难以琢磨的表情，许世友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早就说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东西，现在为什么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教条主义？老同志老革命都下去了，谁来领导革命？希望同志们认真思考问题，站稳革命立场。”

一次常委会让许世友演了独角戏，其他人没有机会也不好再做什么表态。

反对经验主义本身并没有错，但事实证明，这次浪潮只不过是“四人帮”一手炮制的针对老同志的恶流而已。

1976年初，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和邓小平的被撤职，“四人帮” 更加嚣张，政治局开会，常常不通知许世友参加。

这段时间，许世友的处境非常困难。他说：“‘四人帮’利用合法权力整人，与他们斗不那么容易。他们在北京开会，通过了决议还让你表态，说同意是违心的，说不同意，他们就说你反对中央。”

1976年2月，中央办公厅给许世友寄来中共中央(1976)三号文件，内容是转发中央军委对1975年六、七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审查报告。

我拆开信封，看到文件首页上方还注有一行小字：“此件已经在京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毛主席已圈阅，现征求许世友同志意见”。

对这行小字，我深感不解：许世友本是在军队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而三号文件涉及的又是军队方面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许世友到会讨论，而要用寄件的方式征求意见呢？不解归不解，我没有多说什么，就把文件呈送给了许世友。

“他们已经通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许世友气呼呼地把文件扔到一边。

“中央办公厅还等着您的意见呢。”我轻声提醒他。

对这个文件，许世友确有一肚子意见。他认为，1975年六、七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得很好，邓小平、叶剑英抓住了部队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会议的决定抓落实，使部队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又要审查，又要清理，清理什么?

这显然有人在捣鬼！当然，他这些意见只能憋在肚子里，不能端出来。

“告诉他们，就说我看过了。”许世友说。

既不说有意见，也不说没意见。不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只是不明说而已。

许世友到广州后，江青曾试图拉拢他，但没有得逞。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江青派几个作家和诗人给广州军区送批林批孔材料，还给许世友和广东省委一领导写了一封亲笔信。江青在信中称她和许世友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不同的战线上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

尽管江青在信中讲得非常动听，但许世友不为其所动，他对江青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和警惕。他看完信，只在信的开头“许世友”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就撂在一边了。军区有的领导认为，江青捎信送材料，是对军区的信任和关怀，建议军区党委组织学习江青的信，并把学习情况专题报告江青。

许世友冷冷地说：“往前靠什么！信是写给我的，我不回信，也不用给江青个人写什么专题报告。”

其实，许世友根本看不起江青。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表现，特别是她攻击陷害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阴谋伎俩，常使许世友恼火，只是碍于毛泽东的面子，他才没有发作。

1976年6月，我随许世友在湖南视察部队。

一天早晨，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绝密电报，送到了许世友的手上。电报通报了毛泽东日益恶化的病情，是专发给京外的政治局委员的。

许世友看完电报，心情异常沉重，他取消了视察计划，提前返回广州。他把自己关在楼上，整天整天足不出户，连文件也看得不像以前那么用心了。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太深了，他无法相信但又不得不面对毛泽东病重的现实。终于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卧室，亲自把门关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条递给我看。那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记录着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大概内容是：江青不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搞团结，却和上海的三个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帮”;江青积怨甚多，动不动就骂人，给人戴大帽子，骂人不是马列主义；江青有野心，她想组阁，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她将来会闹事的；等等。

看完后我心里一阵惊悸。那年代，“四人帮”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传看这样的东西若被告发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我思量着是谁把纸条送给许世友的?是不是有人在向他打招呼?为什么许世友要把这样高度机密而又敏感的东西交给秘书看呢?

这时，许世友重新把纸条折好，放回上衣口袋，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周总理被他们害死了，小平同志又被他们打倒了，如果毛主席不在了，他们可能要翻天了!”

许世友一连说了三声“他们”，声声都直指“四人帮”的罪状。看来许世友确实已做好了同“四人帮” 斗争到底的准备。如今毛泽东病情突然恶化，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提醒他：还得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吹吹风，让他们也要有所准备，在复杂斗争中站稳立场。

1976年9月9日凌晨，许世友接到了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他当天乘专机赶到了北京。悼念了毛泽东之后，许世友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俨然以女皇自居的江青以为时机已到，在会上先入为主地说：主席逝世了，作为主席的战友，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今后，凡重大问题大家要多请示报告 ……

许世友听着江青不知天高地厚的发言，猛然记起毛泽东生前要他读《汉书 · 周勃传》的那次谈话，记起书里讲的那个吕后，又记起毛泽东“江青有野心，将来会闹事”的告诫，心想她果然跳出来了。

许世友不由得怒火中烧，什么也不顾了，他“啪”地一拍桌子，质问江青：“你这话什么意思?”

江青一愣，狠狠地瞪了许世友一眼。

许世友正义的一声吼，顿时灭了江青的威风，也灭了“四人帮”的威风。

许世友给张春桥画像：“戴眼镜、提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定的《许世友同志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

许世友对“四人帮”特别是对张春桥，一直表现了强烈的反感情绪。 “我早就看出张春桥不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在粉碎 “四人帮”之后，许世友常挂在嘴边，讲了好多年。

“早就看出张春桥不是个好东西”，不是说许世友有先见之明，这话里多少带有一些感情色彩。许世友和张春桥，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俩的感情不会好，也好不了。虽然在一些场合见面时，两人也握手问候，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客套而已。

1975年7 月，许世友和张春桥都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两人在走廊上见面时，张春桥主动上前跟许世友握手问好，甚至拥抱了许世友。对张春桥这种虚伪的逢场作戏，许世友反感至极，但他并没有把张春桥当众推开让张春桥尴尬。

在“四人帮”里，张春桥不如王洪文地位显赫，但比王洪文老辣；不如江青地位特殊，但比江青奸猾，他是个摇“鹅毛扇子”的角色。对于专横跋扈的江青，许世友敢于当面说“要枪毙她"，但对老谋深算、藏而不露的张春桥，许世友却很少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张春桥总是在背后算计许世友，许世友则时时处处提防着他。

许世友和张春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结的怨。冤家路窄，两人多次发生碰撞，怨仇越结越深。

1967年春，南京军区党委就“三支两军”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中央做过一次检查。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指责南京军区的检查“上纲上线不够”，企图把许世友和南京军区党委一棍子打死。

周恩来听说后指出：“上纲太高了，往军队脸上抹黑，只能使阶级敌人高兴。”由于周恩来出面说话，张春桥才悻悻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指挥造反派搞夺权，怕警备区不支持，向党中央发电报，要求调二十七军进驻上海，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

许世友坚决不同意，也给中央发电报，电文是他口述的：“春桥建议不妥，如果二十七军进驻上海，将陷于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我的意见，二十七军仍留驻苏南，如果国外反动势力挑衅和干预，我带领七十九师，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可抵达上海，投入战斗。”

毛泽东在许世友的电报上批了两个字：“同意。”

张春桥想把二十七军抓到手的目的没有达到，对许世友记恨在心。

张春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认为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惯于背后搞鬼，很瞧不起他。在军区一次工作会议上，许世友即兴编了一首顺口溜，讽刺张春桥：“有人戴眼镜，提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这首为张春桥画像的顺口溜，惟妙惟肖，形象逼真，迅速流传到全国。尽管在林彪、“四人帮”一伙中，戴眼镜的不止张春桥一人，但大家只要用两只手圈成眼镜状一比划，都知道那是专指张春桥。

张春桥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不久，上海突然刮起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张春桥的大字报：

“张春桥在历史上就是大叛徒!”

“张春桥是上海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

“彻底打倒张春桥!”

张春桥心里有鬼，慌了神。他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名义，要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警备区领导请示许世友，许世友说：“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关系?部队要稳定，为个人的事不能派兵!”

张春桥找江青告状，江青向林彪求援，林彪给许世友下了一道阴阳怪气的指示：“你们要处理好这件事。”

许世友和政委杜平商量后决定，兵还是不能派，只给部队发个电报讲一下。

机关起草的电报稿送到许世友案前：“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是极端错误的。”

许世友一看就不高兴：“写得这么啰唆!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拿起笔，把前两句划掉，又把“极端错误”改成“不对”，整句话就变成“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是不对的"，签上名发走了。

“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是不对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似是而非。不管怎么写，电报下发部队的同时，必定要抄送张春桥一份。惯于舞文弄墨的张春桥一看便知，电文绝非出自一般秀才之笔，肯定气不打一处来。

1968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通车典礼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片里有许世友的一些镜头。张春桥看过后，自以为抓住了攻击污蔑许世友的把柄，主动向许世友发起了一次攻击。

南京长江大桥1958年勘定，1960年动工，由于多方面原因，干干停停，到1968年还只建了几个没完工的桥墩立在江水中。许世友当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决心恢复建桥。他在革委会提出：要排除一切干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在年内建成大桥，向国庆19周年献礼。

许世友言出即行，抓落实如闪电。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建桥大会战，把全省优秀的模板工都集中到大桥工地。施工紧张阶段，他把整团整团的工兵部队调上去，日夜施工，终于在1968年国庆节前夕，建成了大桥铁路桥。年底，又建成了公路桥，实现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建设的重大成就。通车典礼很隆重，也很热闹。许世友出席了庆祝大会，并在通车典礼上剪了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但许世友却一直没有看到。

不久，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张春桥主动凑到许世友面前，阴阳怪气地说：“许世友同志啊，你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和庆祝大会上的镜头很突出嘛，你是想在华东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吧?”

许世友一听，毫不客气地厉声回击：“放你妈的狗屁!你别血口喷人，你才想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呢!”

张春桥本来就理亏，他看到许世友虎着脸，骂声不断，自知再说下去也沾不到什么便宜，便悻悻地走开了。

张春桥当面不敢顶撞许世友，便施展他的惯用伎俩，背后指示有关部门，不准放映这部纪录片，说这是为许世友树碑立传。

面对面污蔑许世友想当“华东王”却碰了一鼻子灰，对于老谋深算、藏而不露的张春桥来说，可谓是一次不多见的“冒失”, 大概他是按捺不住自己的阴暗心理，冒了一炮。

而许世友则愤愤地斥责张春桥：“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想拉什么屎，他只会拉山头，搞宗派，臭架子不少，没什么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情面上，我一拳一脚就能打倒他!”

许世友和张春桥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是两人性格不合，也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从深层次上分析，还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谋的斗争。张春桥虽曾权极一时，但总归邪不压正。许世友虽然说不过张春桥，讲理论更不在行，但他真理在手，敢发火，敢骂娘，再加上有毛泽东“偏爱”，张春桥始终拿他没办法。

一生沉沉浮浮，在党的“九大”后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的许世友，深深懂得“高处不胜寒”。他经常说：“出风头，抢镜头，站前头，最后就要吃苦头。”他需要营造一种政治上的低姿态。

许世友在位高权重时曾声明：“活着尽忠，死了尽孝。”退居二线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时，又声明：“一不顾，二不问。” 这两个“声明”，是许世友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的精明之作。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是许世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公讲“忠”讲“孝”，很容易使人把他与封建时代的忠臣孝子联系起来而招惹非议。

事实上，早年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许世友，始终是中国农民的儿子。红军曾经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许世友不可能“纯而又纯”。他和许多领导人一样，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终究不能彻底摆脱掉中国农民的那种世俗人情的烙印。

然而，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世友，毕竟与封建时代的 “忠臣孝子”截然不同。许世友赋予“忠”、“孝”全新的意义。他解释说：“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为老母亲看坟。” 他这种特定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饱含着悲壮，透露出机智。

从延安清理“张国焘路线”时许世友受审被毛泽东救下，与毛泽东结为生死之交，到济南战役毛泽东亲自点将，委任许世友为攻城总指挥；从“文化大革命”许世友受冲击避难大别山，到毛泽东亲自发话，把他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从毛泽东请许世友参加1967年的国庆观礼，到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一生革命实践的轨迹，确定了他必定要把忠于全党的领袖毛泽东，与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视为一体。而在老母亲面前，他感到亏欠的太多，他要当一名凡夫俗子，做一名普通孝子。

对此，有一位研究学者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见解：“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这句表面上涉嫌犯忌的话语，许世友敢于常挂在嘴边，除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他在政治上的机警与精明，他对政局的透彻了解和驾驭局面的高超技巧。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话中有话，话外之意清清楚楚地表示：他这个人没有政治野心，对别人构不成威胁，用不着提防他。粗也？精也？精明之至也!

还有“一不‘顾’，二不‘问'”。1980年，许世友虽不再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但并未一退到底。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奉调北京专任中央军委常委，这一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之一。

进京做官，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但许世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却主动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请假报告。

理由有两条：一是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二是到南京组织人员帮他写回忆录。

许世友的请假报告，很快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他名正言顺地、远远地避开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北京，住进了南京他曾经住过的中山陵8号。

党的十二大，新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使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逐步过渡到退休制。会上，许世友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这一职务的规格，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却在会上出人意料地声明：

一、我这个副主任是一不“顾”二不“问 ”。

二、我也不住北京，要住到南京去，找几个人帮我写回忆录。许世友干脆来了个要退，就退个“一步到位”。

许世友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假来南京，理由是写回忆录。可回忆录写好并已经出版后，他依然住在南京，一直住到去世。

许世友这两个“声明”，也可以说两次重大选择，无疑是极其精明和睿智的，是一般的“精明人”难以企及的。许世友的 “粗”，其实是一种高超的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