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外号的来由是，他家里太穷，没有衣服穿，冬天经常穿一个“烂棉花套子”，且这个套子，还是他母亲在他姨妈家，寻他一个表哥穿剩下的。

在河南新安县的老城村里，烈日炙烤着龟裂的土地，日子漫长而艰辛，村里住着一个名叫余套子的男孩。

他的真名具体叫什么，连我的父辈们都说不清楚，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套子”。

这个外号的来由是，他家里太穷，没有衣服穿，冬天经常穿一个“烂棉花套子”，且这个套子，还是他母亲在他姨妈家，寻他一个表哥穿剩下的。

寻来的时候，那套子本来就是烂的，他也不讲究，光膀子直接套上，不冷就行。

所以，我听父辈们说，他原来的外号，是叫“烂套子”，但叫着叫着时间久了，就简化成了“套子”。

余套子，一九五五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安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里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二，是唯一的男孩，有一个大姐和三个妹妹。

他从八岁起，就跟随父母一起下地干活，日子与村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周而复始。然而，余套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对文字的热爱接近于痴迷。

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余套子家穷得买不起书，上学对他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所以，他小学一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文字的热情。

余套子没练过字，但从小字就写得极好，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这一点也得到他小学班主任语文老师的高度赞赏。他退学那会儿，班主任老师还专门找到他爹（余强），试图让他继续留下念书，可是面对眼前拮据的家庭条件，余强还是摇摇头，坚持让他退学。

还记得上学那会儿，村长家的小儿子刘喜旺和余套子是同班同学。刘喜旺有一天下午不想上课，于是中午放学后便找到余套子商量：“套子，套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余套子愣了一下：“什么事儿？”

“套子，今天下午我实在不想上课，我想跟表哥一起去后街桥下河里摸鱼，都约好了。你能不能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下午放假半天”，刘喜旺笑眯眯着说着。接着又说：“你要答应我，我就分你一点黄豆，再给你切五片咸菜。”

余套子顿了顿：“黄豆和咸菜先分给我一点，我再考虑。”

“行行行，没问题，现在就给你分”，刘喜旺一听余套子答应了，乐坏了。

就这样，余套子得到了一小把用报纸卷着的黄豆，还有五片咸菜。他高兴坏了，心想：这两样东西带回去给爹吃，爹一定很高兴。

刘喜旺很守信用，余套子也拿到了东西。两人快马加鞭的返回教室，余套子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模仿起语文老师的字迹：下午放假半天。

到了下午上学后，学生们进教室一看，信以为真，真的纷纷回家了。

等到班主任进教室时，已经空无一人。当他还纳闷时，扭头一看黑板上的几个大字：天哪，坏了！这确实像我的字，而且是特别的像，我什么时候写过这几个字呢？难道是我中午午睡梦游了？

最后调查了一圈，才查出来真相，门口的看门老头看见了刘喜旺和余套子中午进教室了。

黄豆和咸菜，他确实带回去了，他爹当时也确实高兴了，也吃进肚子了。但即便如此，余套子还是挨了一顿打。

乍一看，他与村里其他孩子并无两样——皮肤晒得黝黑，双臂瘦得像芦苇，衣服上满是补丁，流着鼻涕也不擦。

与同龄孩子追打、嬉戏不同，余套子最喜欢的，却是趁大人们休息时，在田埂边的黄土地上，用树枝写字。尤其是收庄稼时，别人忙着赶场，他却趁机捡拾掉落的报纸、包装纸、药箱封面上的印刷字；拾来便如获至宝，认认真真地抠字、一笔一划地临摹。

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也没人可问，因为村里识字的老人屈指可数，年轻人又都忙着下地干活，没时间搭理他。他只能把这些生字记在心里，留待下次机会。

有时在路上遇到熟人，他嘴甜，赶紧喊声“叔叔”“伯伯”，然后捡根树枝在地上写出那个字，问人家怎么读。如果对方认识，随口一说，他就高兴得像得了宝贝；可有时他写的字对方也看不懂，因为他本来写的就是一个错别字，他只能继续把这字揣在心里，回家翻江倒海去寻找这个生字怎么写。

天赋这种东西确实是存在的，余套子的字写得漂亮，笔锋遒劲，哪怕是在泥地上练出来的。他的书法和表达能力在村里小有名气，乡亲们都说：“这余家小子，不太一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在那个年代，种庄稼得粮食才是正事。

余套子的父亲余强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多年劳作让他性格变得坚硬，观念里只有生存这个道理。据说，余强的父亲就是在1942年河南大逃荒时，饿死在路上的。所以，在他看来，读书写字远不如一袋粮食来得实在，“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常抱怨，觉得余套子痴迷文字是在浪费时间。

家里五个孩子，余套子是唯一的男丁，他爹希望他能多干活，撑起这个家。余套子的母亲心肠稍软，对儿子的爱好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在那个年代，农村女人在家里几乎没有话语权。余套子只能偷偷摸摸地学字，藏起他的纸片，在月光下练字，锄地时默背生字。

十年过去，余套子几乎认全了所有常用字，除非是特别生僻的字，其它他都能读会写。他的这个长处在村里逐渐传开，村里大队需要写大字报或广播稿时，都会找他帮忙。没有报酬，顶多是大队长偶尔赏他一个鸡蛋，但余套子乐在其中。每一次动笔，都是他与文字的对话，哪怕得瞒着父亲。

余套子十八岁那年，悲剧降临。母亲因肺痨病逝，家中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临终前，母亲叮嘱余强赶紧给套子找个媳妇，照顾这个家。余强年事也已高，孤身一人，便听从了妻子的遗愿。

那个年代，还流行着包办婚姻。余强平时与村头磨面的王麻子比较熟悉，两个人也走的比较近。他与村头磨面的王麻子一拍即合，按照当时的习俗，定下了余套子与王麻子二女儿王俊丽的婚事。

王俊丽读过几年书，能识些字，平时帮她爹记账。余套子见她识字，心里颇为满意，以为他爹办了一件好事，自己找对了人。但婚后，他发现王俊丽性子泼辣，蛮横不讲理，啥事稍有不顺她的心，就会指着他一通骂。

余套子虽然也算没上过学，但毕竟还上过半年多小学，再加上平时爱自学，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愿争吵，遇到不顺心的事，他就到院子里拿树枝在地上写字，东一笔西一划，直到写满整个院子。这日子，虽然不算太顺，但忍忍也能过。

然而，谁都不知道的是，更大的悲剧接踵而至——婚后多年，王俊丽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在那个重视传宗接代的年代，余套子作为家中独子，这成了全家人的心病。两人四处求医，喝了无数中药，甚至请来村里的“半仙儿”做法事，可五年过去，依旧毫无结果。王俊丽不反思自己，却一口咬定是余套子的“种子”不行。她的指责如刀，刺得余套子心痛，但他只是默默忍受，继续拿树枝在泥地上写来写去。

五年后，王俊丽依然没有生出孩子。王麻子护女心切，找到余强大闹一场，指责余家隐瞒了余套子的“毛病”，害了他家女儿，他要求王俊丽与余套子马上离婚，并赔偿他家五袋粮食。无奈下，老实的余强只能勉强答应。

王俊丽与余套子离婚后，王麻子继续撮合，带她改嫁给前街的一个瓦匠。但讽刺的是，王俊丽改嫁后，肚子依然没有动静，村里的流言开始转向。

有时候，这人要是倒霉，真的是喝口凉水都能噎着。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村里谁家离婚，那就是天大的事情，自己丢人现眼，还会被全村的人指指点点。就这样，老余家离婚的消息一直没有平息，舆论的压力让余家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接着一起悲剧再次降临到老余家。

余强是一个老实的庄稼人，老实本分了一辈子，也要强了一辈子。他平时有事不求别人，但别人有事，他还会主动去帮忙，不求回报。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因被王麻子冤枉儿子“种子”不行，导致王俊丽生不出孩子，让他越想越气。终于在某一天气不过，便去找王麻子理论。

余强没上过学，也没啥文化，吵架嘴还上不来，自然不是那个长年做生意，口齿又伶俐的王麻子的对手。结果，余强被王麻子当众羞辱，回到家里气得脑溢血，中风偏瘫，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事后，余套子的三个妹妹将爹的病归咎于他，说他无能，不能为爹出气，纷纷与他断绝往来。唯有大姐余梅花通情达理，她偶尔还会送来点心，默默心疼这个弟弟。

余套子彻底孤立了，自打他爹余强病后，他再也没有练过字，也没有看过书。母亲去世，父亲卧床，大姐已过门，妹妹们疏远，妻子改嫁，家中只剩他与父亲相依为命，苟延残喘。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决定远走他乡，悄无声息地结束生命。他凑齐身上所有的钱，带上大姐给的点心和几个白面馍，步行三天三夜，离开了孟津，来到洛阳城。

到洛阳后，余套子下定决心跳进洛河结束一切。他觉得，沉入河底无人知晓最好，或许还能化作一条鱼，摆脱这窝囊的人世间。在赴死前，他狠心花钱买了一碗牛肉汤，吃了三个烧饼，想吃顿好的再上路。

吃饱喝足后，他走向洛河边。准备跳河时，他看到一个男人用粉笔在地上写字。那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字迹优雅，一看就是城里的文化人。余套子暂时忘了自己的绝望，驻足观看。那人注意到他，笑着招呼：“这位伙计，你也爱写字？”

余套子从未进过城，面对城里人有些拘谨：“是……是，瞎看看。”

男人递给他一支粉笔：“来，写两下子，咱都是爱好者，交流交流。”

余套子接过粉笔，心想：我都要死了，写什么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给大姐留几句话。他在地上写道：

“大姐，我走了！

不知你能否看到，但我必须写下。

王俊丽生不出孩子，不是我的错，是她自己不行。她跟我生不出，跟前街的瓦匠也生不出。

爹的病也不是我气的，是老王头气他的，爹嘴上不来，吵不过人家。

三个妹妹怪我，怪我不能给爹出气。但我知道，争吵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恩怨愈来愈深，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冤枉。

咱爹也不需要我照顾，三个妹妹经常去，你离爹也近，他老人家就麻烦妳们了。

大姐，家里我只牵挂你一个人，你好好过日子，别让我担心。今天我跳进这河里，愿来世做一条鱼，自由自在。或是做牛马，报答你。”

旁边的男人读完，惊叹于字迹的遒劲和文字的流畅。这般字迹与文采，与余套子的农民模样形成强烈反差。他连忙拦住余套子：“兄弟，你先别急着死，咱坐下聊聊你的故事。”

余套子将这二十多年的经历一五一十道来，男人认真听完，眼神里满是欣赏。

男人名叫牛根生，是洛阳市文化宣传部的部长，五十多岁，临近退休，住在洛河边，闲时爱来河边写字。他被余套子的才华和坚韧打动，他提出一个建议：“你别死，你当我的助理怎么样？”

余套子愣住了。工作？在城里？跟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活了快三十年，他是头一回尝到被人看见的滋味，他点头答应。人生如戏，世事无常，谁也没想到，一个寻死之人即将迎来他开挂的后半生。

牛根生真的把余套子接走了，在单位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住，前期干一些杂活，看门、打扫卫生、整理材料、通厕所、修水电，余套子啥都愿意干。

接下来的五年，他像是一条跃入水的鱼，贪婪地吸收着新知识。他刻苦学习，工作踏实，很快掌握了文化部门的专业技能。

牛根生退休时，顺利的推荐他接任副部长职位，这个曾经的文盲农民，成了洛阳文化圈的佼佼者。后来，通过单位领导的介绍，他再婚娶了个一个贤惠的妻子，生了一儿一女。

余套子并未止步。他利用业余时间开了一家书法店，卖字画，教书法。凭着才华和勤奋，他在几年内赚了大钱，成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

离开孟津十年后，余套子带着妻子儿女，坐着一辆上海轿车回到村里。村民们几乎认不出他——衣着光鲜，气度不凡，哪还是那个瘦弱的余套子？都误以为他是城里来的大领导。

十年时间过去了，老城村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姐余梅花早已搬离了那座破旧的老院子。余套子站在昔日熟悉的大姐家门前，透过残破的木门缝往里望去，院子里已杂草丛生，荒凉得让人心里一阵发酸。屋檐下的椽子早已腐朽，几道灰白的蜘蛛网横七竖八地挂着，像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在风中微微颤动，诉说着这座院子被遗忘的漫长时光。

村子里的街道依旧狭窄而泥泞，青砖灰瓦的房屋间透出炊烟的味道。余套子跟随乡亲指引，一步一步走向余梅花的新住处。一路上，他的心情像打翻了的调料瓶，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每走一步，耳边仿佛响起过往的片段——母亲慈祥的笑容、父亲沉默的背影，还有自己曾经离家时的孤独背影。

院门吱呀一声推开，那熟悉又陌生的画面让他喉咙发紧。他看着那道逐渐显老、佝偻的身影缓缓走出厨房，像是从记忆深处走来的亲人。

“大姐，大姐……”他喊出的两声，带着颤抖，也带着压抑了多年的思念。

屋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刚出锅的玉米面糊香味。一个头发花白、围着围裙的女人从厨房走出，脚上还沾着面粉，显然刚忙完一顿饭菜。她一边用围裙擦着被热气熏得通红的手，一边疑惑地盯着眼前这个陌生男人：“你叫谁大姐？谁是你大姐？”

“你是我大姐，我叫你大姐，你再看看，认不认识我？”，余套子笑着说。

余梅花愣住了，她揉揉眼睛，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像是要从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上找回记忆。

“大姐，是我啊，我是套子。”余套子声音发颤，眼眶已经泛红。

余梅花怔住了，整个人像被定在原地，愣了半晌，泪水突然涌出：“套子？你真是套子？我以为你早就死了！我的老天爷呀，憨子，你可回来了！”

她扑上前去，紧紧抱住弟弟，像要把这些年积压的思念都倾泻出来。

余套子再也忍不住，扑通一声跪下，泣不成声：“大姐，当初若不是你的二两点心，我早就饿死在路上了……”

“哎呀，憨子，大姐早都忘记了，啥时候给你的点心，你这憨子还记着……”，大姐痛哭道。

姐弟俩抱头痛哭的场景，感动了身边的老婆和孩子，他们也都跟着流泪。

院子外，不少乡亲已经探出头来张望，有人放下手里的活计，端着水瓢凑过来看热闹，低声议论着。

“咱爹呢？他还好吗？”，余套子问。

“余梅花哭着说：“憨子，咱爹都死了七年了，你离家后，咱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到三年就死了”

“大姐，我对不起咱爹，但我当初必须得走，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余套子满愧疚地说。

“憨子，我知道，我也理解你，可惜咱爹再也看不见你出息的样子”，大姐不停的抹着眼泪。

余梅花哽咽着告诉弟弟，父亲余强在他离开后，从生到死的详细过程，七年前撒手人寰。两人哭得泣不成声，为逝去的亲人伤痛，却也为重逢欣喜。

稍作平复后，余套子把妻子儿女介绍给大姐认识，留下了一些钱财，并承诺很快帮她重新修缮房子。

消息传开，乡亲们纷纷涌到余梅花家门口，指指点点，惊叹着余套子开来的小轿车，身边的气派司机，还有那漂亮的小媳妇。

王俊丽听闻后，放下手里的擀面杖也匆匆赶来了，她挤在人群里偷偷东张西望。

余套子站在门口，环顾乡亲们，声音洪亮：“老乡们，我是余套子，余强的儿子。多年不见，我回来了！当年是我大姐救了我的命，以后还请大家多照顾她，我感激不尽！”

话音一落，围在门口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盯着他，像是见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贵人。有人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看花了眼；有人小声嘀咕：“这真是套子？当年那个黑瘦的小伙子，竟混成了这样？”

说罢，他挥手示意司机打开后备箱，搬下一箱箱红梅烟、杜康酒，分给乡亲们，每人一份。

司机弯着腰从车上往下搬，一箱接着一箱，红色的香烟包装和杜康酒的瓶身在阳光下闪着光，把乡亲们的眼睛都晃得发亮。

“哎呀，这可是好酒啊！”有人惊叹着，“俺这辈子都没喝过杜康！”

乡亲们都领到了，掌声顿时在院子里雷动，有人高声喊着：“套子出息啦！”有人笑着直摇头：“真没想到，这孩子混得这么好！”

余套子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王俊丽，走过去，笑着喊道：“你是俊丽吧？”

王俊丽脸涨得通红：“是……套子。”

她的眼神闪烁不定，手指不自觉地揪着围裙一角，像是面对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感谢你当初离开我，”余套子语气温和，却意味深长，“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听出了话里的深意。有人偷看王俊丽的表情，又悄悄对身旁的人挤眉弄眼。

得知她父亲身体不好，余套子递上一个信封：“这里有一千块钱，拿回去给你爹，算我尽点孝心。告诉他，这是女婿余套子给的。”

王俊丽推拒几次，最终双手接过，低着头，久久无语。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让它落下，只是攥着信封，指节发白。

乡亲们望着这一幕，窃窃私语：“还是套子厚道啊，这换作别人，早把老丈人一家骂得狗血淋头了。”

远处的孩子们扒在门槛上看热闹，眼睛里写满了羡慕——那辆大汽车、那一箱箱酒和烟，还有眼前这个神采奕奕的男人，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传奇。

余套子的故事讲完了，这是我们村的一个真人真事。

余套子的故事成了老城村的传奇，直到现在老乡们还在念叨他。

有人说他后来去了上海，生意做得更大；也有人说他渐渐没了音讯。

但我相信，凭“套子叔”的为人与才华，他只会越走越远。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了作家刘震云的一句话，他说：

做人，不要鹤立鸡群，请离开那群鸡！

余套子做到了，他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他远远飞离了曾经束缚他的村庄。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