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连着山，森凛得可怕，亚热带的藤蔓缠绕着参天古木，脚下的怒江犹如“宇宙间的一条巨蟒”汹涌奔腾。滇缅公路向前延伸，搅醒了荒凉的云南高原。它的存在，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现代化强势到来；第二，云南不再是边地，而是前线。

1939年，作家萧乾来到云南，采访滇缅公路的施工进程。

山连着山，森凛得可怕，亚热带的藤蔓缠绕着参天古木，脚下的怒江犹如“宇宙间的一条巨蟒”汹涌奔腾。滇缅公路向前延伸，搅醒了荒凉的云南高原。它的存在，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现代化强势到来；第二，云南不再是边地，而是前线。

当时，日军为摧毁中国的抵抗力，封锁中国沿海口岸，截断中国与国际的交往。滇缅公路由此成为抗战的生命线。

人们歌颂着现代化，赞叹“过着远古生活”的边民已经全副武装起来，“站在一列列咆哮的汽车上”，唱着山歌，追着山风，跨过山峦里宽敞的路，驰向远方“那争取自由的呼啸着枪弹的战场”。但现实情况是，这是一条以原始的劳作方式修筑的道路。换而言之，这是一条用血肉筑成的公路。

滇缅公路沿途大山巨川连绵不断，海拔起伏很大，每年夏季更有长达4个月的雨季，工程的艰苦不言而喻。可是，中国缺乏机械设备，只能依赖数以十万计的人力（施工人数最高时达20万人）。这支劳动大军基本由邻近地区的农民组成，分属于十几个边疆民族。

他们需要自带绳索、锄头、簸箕、扁担、刀斧等简单工具，跋涉百余里山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工。到达工地后自搭草棚，有的住洞穴，有的甚至直接在岩石上、树林中栖息。

萧乾行走在崭新的滇缅公路上，被一种无名的沉甸压住了。

一千多桥工全部在平坝上搭棚聚住，夜间洪泛涨到棚口，卷去了三、四十条性命。

绝壁上打炮眼的汉子，他手脚一如既往地勤快，收工时间已到，想再多打一个，然而自己却因这多出的一个被炸而亡。

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老秀才，祖孙三代修路，天天给家人打气，讲家国大义，最后因疟疾而死。

……

除了边疆的力夫之外，还有千千万万技术人员（司机和修理工）。他们之中，有广东人，有华侨，有印度人。

萧乾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印度公子哥（中文名为“王亚龙”）。他家在马来半岛开汽车公司，自身受过很好的教育，却丢下家里产业，来到滇缅路上做一名机工。他与萧乾见面都会行军礼，后因水土不服生病。萧乾前去探望时，他仍“颤巍巍地要向我行个礼”。

萧乾问他：“为什么甘心替我们受这份苦呢？”

公子哥回答道：“先生，一个人只有一辈子好活。我必须有所爱，也有所恨呀！我爱中国文明，恨那倚势凌人的——先生，亚洲真要沦到这种人手里，亚洲就变成野蛮了。”

不久之后，似乎嫌这片西南的小小天地血洒得还不够多，野蛮的日军杀来了。

1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席卷东南亚，长驱直入缅甸，威胁滇缅公路。为配合同盟国作战，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挥戈入缅。

抗战以来，国土陷落，屡败屡战。入缅作战，不仅是抗击侵略，也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正义”而战。正如时人所写的那样，听见了“从火中的欧罗巴，从火中的太平洋，从着火了的苏维埃，从着火了的我的祖国，一齐向着你激动的缅甸，发出了雷电的召唤”。

抗战的意义，不仅在于抵抗外侮，也在于建国。如果击退了日本侵略者，可国家还是如几十年前那般孱弱，这不是人们想要的结果。

出于“要世界刮目相看”的豪情壮志，许多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给我们留下了众多滇缅抗战日记和战地纪实，为这场远征增添了不少浪漫主义色彩。

206师616团士兵刘镇海夜哨站岗时，远望着夜色中农家的屋顶，听着蛙鸣、鸦叫，心中却澎湃不已：

“今夜，

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我像王朝的执政者，

独自占有，

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201师601团炮五连士兵稼克，把参加远征军当作是“成人的誓词”：

“我们需要的只是进军、进军，

为了祖国的光荣与患难而来，

我们的目标是胜利、建设，

远征的工作诚勤劳、艰辛，

但我们永远驾驶时代前走。”

屈辱了百年，终于有了“扬威异域”的机会，如何能不令人激动呢？

中国远征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尤其第5军第200师更是全机械化的王牌师，师长为戴安澜。1942年3月8日，戴安澜部抵达重镇同古，与英军第1师换防。18日，与日军交火。第200师阻击四倍于己的日军，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5000余人。然而，日军以空中30多架轰炸机和地面的坦克、重炮构成优势火力，狂轰滥炸。30日，戴安澜率部撤退。

4月中旬，负责西路防守的英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在仁安羌以北被围。新38师第113团驰援，经过三天苦战，以千余人对抗四千日军，救出七千英军。

凭远征军之战力，与日军在缅甸境内形成对峙不成问题。然而，正当西线取得进展之际，东线却出了大问题。宋希濂将军曾回忆道：“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着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实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实际上，这是一支有航空、坦克、重炮、汽车部队加强的军团，人数在15000—20000之间。

蒋介石曾估计中国军队战力，三个师抵一个日军精锐师团，而且还得是像第20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而远征军在东线仅有第6军暂55师一支部队，兵力5000余人，战斗力也不行。其结果可想而知。

日军的计划缜密且大胆：攻击西线英军防守薄弱的地方，布下疑兵之计，吸引远征军，然后从东线迅速突进，切断远征军退路，形成包围圈。

反倒是同盟国这边昏招频出。关键时刻，西线英军求援，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史迪威弃东线而不顾，调集最精锐的三个师援救英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不同意，与史迪威发生争执。

史迪威说，难道中国远征军只吃饭不打仗吗？

杜说，中国军队不是任何人的雇佣军，而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先锋、中流砥柱！

很可惜，杜聿明未能坚持到底，他在战后回忆道：“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随着东线失守，远征军被各个击退，整个战线崩溃。

史迪威在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人是想利用我们逃跑吗？是的。结局正日益明显。”显然，他错误地将英军之利益凌驾于中国远征军之上。

1942年缅甸战役的惨败有诸多原因：英军战斗力薄弱，意志也不坚决；史迪威为维护美、英同盟的利益，总想进行会战，导致战局失控；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缅甸人追求民族独立，反抗英国，与日本人合作……

上层陷入混乱，前线却要用血来填补。

士兵陆夷在随军日记中写道，3月12日有很多伤兵送下来，其中一个伤了腿的娃娃兵，“坐在床上，摸弄着当作赏金的五个银卢比，张着大口笑。还是不断地在讲，他是怎样受的伤，是怎样‘摸’上去的”。英国医生得知中国士兵在做轻手术时不用麻醉剂，因为根本也没有什么麻醉剂可用，只能赞叹着“神奇的中国兵”！

3月23日，陆夷找到了一位阵亡将士遗留的照片，和一张未完成的明信片，内容是让学校里的儿子到乡下去找祖母，以免被飞机轰炸。陆夷不禁想道：

“他的儿子，他的妻，正在为他祈祷，盼望着他底信。随着他阵亡的消息，虽然跟来了一大串好听的名词，尽忠，报国，成仁，英勇……可是这一切在她们欲裂的心上，是不会发生一点作用的。从此后她们的快乐幸福全飞逝了，生命崩溃了。”

5月6日，抛弃笨重的东西，所有汽车用炸弹炸毁。要翻过崇山峻岭，回到祖国去了。

5月14日，已行军十日，已有不少的马在路上死了，四处都是焚烧东西的烟，每个人除了一支枪、几发子弹，便是一口袋米，其他一切均化为灰烬。

不知这西南的崇山峻岭，还要埋葬多少人的生命。

2

据杜聿明回忆，中国远征军入缅时约10万人，只有4万人撤出。大部分将士从野人山撤回云南，另一支则转至印度。

他这样描述远征军撤退的经历：“整天倾盆大雨……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在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野人山就等同于死亡。那时正值夏季，传染病肆虐。蚂蟥不仅水里有，树上也有，被叮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发觉有蚂蟥时，它已经吸足了你的血。蚊子一群一群的，被叮后常常染病，生病后加上没药，没东西吃，基本上过不了生死关。

女兵李明华是幸存者。她在第5军任政治部上尉干事，当时随部队撤退的女同志约四十多人，最后只有四人到了印度。因断粮已久，士兵只能吃树皮、草根。她记得同住在一个芭蕉叶搭的棚子里的三个女兵，因病不能前行，李明华把仅存的碎饼干给了她们。三天之后，她听后面赶来的战友说，那三个女兵已经在棚子里长眠了。

年仅十几岁的李明华心里只有愤怒：年轻人满怀报国之志来参战，“如今却壮志未酬而暴骨荒山，怎不令人悲伤惋惜！所有罪恶都因日寇的侵略而起，想到他们和她们的惨死，更加增强了我内心的敌忾心与雪耻复仇的怒火”。森林里阴雨绵绵，她分不清脸上究竟是雨水还是泪水，但总要“亲眼看到日寇败亡”。

靠着复仇的意念，李明华撑了下来。

诗人穆旦也经历了野人山。他在1945年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直面那段惨痛的经历：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的好友、诗人王佐良回忆道：“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远征军崩溃之后，日军对滇西长驱直入。1942年5月5日，日军进抵怒江西岸，剑指昆明。若要阻止日军，必须要炸掉怒江天险上的惠通桥。

当天，惠通桥两岸公路上挤满了军车、商车、撤退的军人、回国的华侨和商人，以及避难的民众。此时，一支工兵车队来到惠通桥东岸，他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一旦情况有变，立刻炸桥。

很快，日军发起了攻击，战车、轻炮、掷弹筒乱轰，机枪扫射，弹如雨下。中国军队不到百人，很难抵挡。突然间，几声巨响，惠通桥被炸断。桥身钢梁沉入湍急的怒江之中，残余的钢索悬空晃动。不少难民隔绝于西岸，遭到屠戮。

惠通桥被炸，只能阻止日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随后，一支500人的大队乘橡皮艇抢渡至怒江东岸，夺下了桥头堡。见日军上岸，中国军人奋不顾身，跃出战壕，大呼杀贼。沿江民众，亦愤起助战，喊杀之声，震动山谷。

宋希濂急调第36师第106、107、108团奔赴惠通桥，投入战斗。直到5月10日，全师发动攻击，日军败退，形成了敌我隔怒江对峙的局面。同时，美国飞虎队频频出动，击落11架日机，还炸毁了日军架设浮桥的设备，以及公路上的坦克、汽车等，使得日军渡江成为泡影。

两年之后，惠通桥再次通车——那时，中国已经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3

让我们把视线转到印度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集镇，兰姆伽。

第一次入缅战役失败后，新22师和新38师败退至印度，前者仅剩3000余人，且丢掉了大部分装备，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后者建制尚存，实力应有四分之三。

这支败军之师在某种程度上因祸得福。当时，中美军事合作已经开始了，蒋介石与史迪威商定于兰姆伽整顿军队，由英军供应饮食及医疗，美军提供武器装备及训练。同时，两万士兵经空运至兰姆伽，补充兵源。

这支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印军。

尽管史迪威依然与蒋介石争权不休，但他的确让驻印军脱胎换骨。新22师、新38师很快享受到了世界一流强国的后勤供应，衣食无忧，生病不愁，装备齐全，弹药充足，这样的军伍生活，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驻印军中每一个团的火力，已经优于国内一个师的水平。一个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装备12门82毫米迫击炮）、一个战防炮连（装备8门美制M3式37毫米反坦克炮）、两个输送连（人力、驮马各一个）、一个通信排、一个特务排。往上，军一级有榴弹炮营、汽车营，师一级有山炮营。往下，每个营都有一个战防排，装备4门美制“巴祖卡”式火箭筒，每个连有一个迫击炮班。

当然，火力的优势只是驻印军的冰山一角。人员教育，战术训练，后勤保障，火力支援，每一个环节都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感受过物质的力量，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也终将战胜自然。

1943年，中印公路准备贯穿缅北，进入滇西。中国驻印军先踏出一条血路，美国工兵“藉着开山机，挖泥机，碎石机，碾路机，跟着他们的足迹走”，只要路线一确定，管你是什么蛮荒之地、凶险绝境，统统阻挡不了机械的推进。

在隆隆炮声和机械轰鸣中，驻印军的反攻开始了。

新38师独立炮兵团士兵唐泽其再次踏入野人山时，已经不再感到惧怕了。穿着皮鞋不怕蛇虫也不怕树枝戳脚，美国人还发了避蚊剂，往身上一抹蚊虫就不咬了。晚上在竹棚子的周围撒上一些驱虫药水，毒蛇蜈蚣都不敢靠近了。吃的也有保障了，全是美国人发的罐头食品、压缩饼干。美国人空投的东西非常齐全，甚至还有咖啡、维生素片和香烟。

战斗的情形通常是：F51飞机呼啸而至，投下飞弹，接着榴弹炮发射，集中轰击高地之敌。炮火轰鸣之后，步兵开始冲锋。日本人以白刃战闻名，可面对“射速大而弹量密”的汤姆逊冲锋枪和灵活的迫击炮，只能赔上鲜血。

日本军方战史写道：“热带森林内的战斗，原本是我军的特长，但在障碍物和猛烈的迫击炮火面前，则无法发挥威力，无论在哪一战场，都是由于敌人逐次渗透到侧背而被迫撤退。特别是由于敌机独占战场上空，发挥强大威力，冰雹般的枪、炮弹的低空射击，经常出现战况逆转。”

1944年3月，日军“最精锐部队”第18师团主力被消灭，其死伤人数远超中国军队。不少日本士兵以武士道精神作垂死的挣扎，却终究敌不过武器的力量。8月，驻印军攻克密支 那。此后，中国驻印军控制了整个缅北地区。

野人山是两年前远征军从缅甸退入印度的地方，想不到两年后又从这儿打了出去，历史总算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

与此同时，滇西的战火也燃烧起来。

这边的远征军虽也接受了美国的援助，有美械之名，却无美械之实。毕竟，通过驼峰航线运过来的武器数量实在太少，旧枪炮仍然在用。直到1944年之后，美械比例才有所提高，营、连两级有了“巴祖卡”式火箭筒和60毫米迫击炮。

训练情况同样不乐观。具体而言，不会操作新式武器，不重视修筑工事，不重视侦察等等。

装备的力量不足，很多时候就要靠鲜血和意志来填。滇西战役中，每一寸土地的收复都是以战士、力夫的巨大牺牲换来的。

美国战地记者蒋逊在《咆哮的怒江》中写道：“我看见在前线苦战十六昼夜的中国士兵形容憔悴困顿欲死地待在预备医院。我也看见许多苦力扛着他们走，溃烂的创口上聚集成群的蚊蛆。我看见过野战医院里从手术台上抬下来，两个人捆在一张担架上的伤兵；也看见他们在医院里泥污的地上到处躺着等床上的人死去，好空一个铺位出来的伤兵。怒江前线，人类的生命贬了值；怒江前线，人们的生死间不容发。”

在怒江，为了保证物资运往前线，力夫们只能在泥滑的山径上爬上爬下。曾有一队力夫与驮马试着爬过马面关的峭壁，但因道路被暴雨冲刷，近两百名力夫和一百多匹马坠下山崖，无一生还。对于马匹的损失还曾掀起波澜，但却没有人提及那遗骨还散落在深渊的力夫们，只因在战争中驮马比力夫更有价值。

在残酷的战争中，人命便是如此伟大，又是如此低贱。

强攻松山一役，中国先后投入兵力达6万人，攻击部队曾4次攻上松山主峰，到达山顶后却拿堡垒毫无办法，又无隐蔽之处，处于四周密集炮火之中，遭到严重杀伤。最后，远征军决定以坑道作业进行爆破。两条平行的坑道挖掘到主峰下面，即开挖药室，里面装填美国配发的TNT炸药，共3000公斤。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浓烟突起直冲云霄，松山顶炸出两个巨大的漏斗坑，敌军堡垒被摧毁。远征军终于夺下了松山。

TNT炸药随后在攻克腾冲一役也起到了巨大作用。腾冲有异常坚固的城墙，日军进占后，经过两年多的修筑，市街处处设防，轻重火力交叉配置，形成一座极其坚固的要塞。在机枪的掩护下，工兵营在腾冲城墙下挖洞填药，爆破成功，炸出几道缺口，帮助步兵攻入城内。腾冲收复时，这座边陲古城，几乎被夷为平地。

1945年1月27日，穿着黄卡其布的驻印军和穿着灰棉衣的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滇缅抗战进入残局阶段，日本人无力抵抗了。

驻印军离开祖国已经两年多，他们看着刻着“国界”二字的界碑，仿佛能从阴雨和浓雾里嗅到家的气息。祖国的河山就在眼前，一切都是那样可爱。断壁残垣之上，搭起了新的草房。农夫们重新出现在断崖下那片可耕的平地上，安闲地跟在呆笨的水牛后面耕着地。

跟随中国驻印军的记者吕德润沉浸在兴奋之中，可当他看见滇西的百姓时，不得不冷静下来。街上，男女老幼穿着“百衲衣”，脸色菜黄，有光着身子的孩子背着比他本人还要高的木柴，艰难地走着。大家沉默地凝视着小孩被压弯了的背影，有人问道：“他们也是中国人吗？”话音刚落，车上所有的中国弟兄们的眼圈都红了。

没有人不会把这些朴实的边境人民视作自己人，这就是抗战的意义之一。吕德润说道：“滇西人民对得起国家，国家也要不负于人民！”

武器的伟力能带来胜利，可只有人的伟力，才能铸造新的国。

参考文献：

罗时旸：《我们的远征军》，青年出版社，1944年

孙克刚等著：《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黄仁宇：《缅北之战》，新星出版社，2008年

陈默：《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

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来源：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