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3点51分，G1212准时停在河北唐山站，停留时间8分钟。车门缓缓打开，“禁止吸烟”的标识从玻璃显眼处滑向边缘，车厢连接处已经把烟拿在手上或叼在嘴边的旅客，第一时间下车。

（视觉中国/图）

相关报道详见《只是一根烟的问题？》

13点51分，G1212准时停在河北唐山站，停留时间8分钟。车门缓缓打开，“禁止吸烟”的标识从玻璃显眼处滑向边缘，车厢连接处已经把烟拿在手上或叼在嘴边的旅客，第一时间下车。

高铁车厢内禁止吸烟，但车一停，一些烟民就在车门边开吸，烟味直冲车内。走远一点抽很难吗？

车厢内，穿着列车工作服的一个年轻男孩经过我，他手上拎着三袋肯德基外卖，胸牌上的“餐服员”标记着他的工作内容。我站在车厢连接处，问他能不能制止这些烟民站在车门口抽烟的行为，他摆摆手，说自己没有权限、管不了，一脸为难。

我走下车，看向地面站台，离我最近的工作人员不过几米远，我们正闻着同一股烟味。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手上拿着大喇叭。我再次提出请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事不归自己管，要归列车管，语气不善，似乎我是一个在挑事的人。

熟悉的反诘，一下子把我带回刚采写结束的稿件《只是一根烟的问题？》。稿件讲述了金烂烂在一商场内部闻到二手烟，与擦肩而过的吸烟者发生口角，被打后将打人者告上法庭。当事人金烂烂曾多次在室内公共场所劝阻吸烟者，遭遇他人甚至身边亲人的不理解。访谈中，我们讨论、总结出这样的感受：不是我跟室内吸烟者过不去，是室内吸烟者在跟在场的每一个人过不去，只是我说出来了而已，却好像我才是挑事的那个人。

我又告诉这位站台工作人员，就在烟味飘进去的车厢连接处有婴儿车，有婴儿在车上。对方始终没有举起手中的大喇叭，哪怕喊一句“吸烟请远离车门位置”，他只给出“我让你再说八分钟”的无所谓。我回身走向列车，又折回去，刻意看了他一眼，他的胸牌正显示着自己的工作编号、岗位名称和姓名。

上车后，我找到列车长，说了这件事。列车长对那名“餐服员”讲了一些劝烟方案，在那趟旅途后来停的每一站，我都听到了列车广播的“吸烟请远离车门位置”的提醒。

下车后，我在12306投诉工作人员的问题，反馈提示我拨打区号加电话，在漫长的机器语音转人工客服后，我再次复述经过。当天下午，我接到自称站台一负责人的来电，数不清第几次复述后，他承诺处罚当事工作人员，并问到我的核心诉求。我希望对站台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在列车停站时该如何提醒吸烟者远离车门位置，有乘客走上前来反映该如何处理。

这些讲述与复述前后花了我约一小时的时间，也许这件事本身毫无意义，但我避免自己陷入这样的疑问。在采写金烂烂的选题时，我没有试图去总结意义，报道只是做了克制的事实呈现。

在劝阻吸烟者一事上，怎么去量化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呢？公共议题往往无法去准确计算，哪一颗小石子最终影响了那一滴水的方向。我突然想到，那名列车长告诉我，他有个两岁的小孩。我希望这代小孩不必再花费一小时来反复述说这样的问题，或者至少，在他们长大后的公共空间里，这样的述说不会被认为是“挑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责编 李屾淼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