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广东省雷州市博物馆的历史沿革厅前，一座造型独特的石碑静静地矗立在玻璃展柜之中。这块明代万历年间的“魁星”石碑，高约四尺三寸，宽达二尺六寸，由玄武岩雕琢而成，历经四百余年风雨洗礼，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这块魁星碑，正是昔日雷州府学文昌楼前的那块镇馆之宝。每当游客

在广东省雷州市博物馆的历史沿革厅前，一座造型独特的石碑静静地矗立在玻璃展柜之中。这块明代万历年间的“魁星”石碑，高约四尺三寸，宽达二尺六寸，由玄武岩雕琢而成，历经四百余年风雨洗礼，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这块魁星碑，正是昔日雷州府学文昌楼前的那块镇馆之宝。每当游客驻足观赏，都会被碑面上那个似字非字、如画非画的红色“魁”字深深吸引——鬼面狰狞，回首顾盼，七星连缀成斗，宛如一位跛脚文人，在天地间挥洒自如，翩翩起舞。这座看似怪诞的石碑，实则是解开雷州古代文脉之谜的钥匙，承载着雷州科举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块石碑的诞生，与一位名叫林楚的福建官员有着不解之缘。明万历二年（1574年），这位出身漳浦的雷州通判，将他在潥阳教谕任内精心创作的“魁星图”带到了雷州，并与雷州府学的何蔼然共同刻石立碑。碑面的设计打破了传统形制，顶部特意磨去两角，形成梯形拱面，与碑文的线条相互呼应，动态十足。主体“魁”字更是采用了独特的解构手法：左侧“鬼”部化作双角嶙峋的狰狞鬼面，右侧“斗”部则幻化为七星连珠的天文符号，整体构成了一幅“鬼举足而舞其斗”的奇异画面。这种将汉字进行图像化变形的艺术处理，既保留了文字的可辨识性，又赋予了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堪称中国古代碑刻艺术中的奇绝之作。

艺术创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明代科举制度臻于鼎盛，雷州虽地处岭南边陲，却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自北宋名臣寇准、苏轼等人贬谪雷州，开启文教之风以来，至明代已形成“十贤教化”的优良传统。林楚在刻碑时特意选用了玄武岩，这种产自雷州本土的火山岩石质坚硬、色泽黝黑，与碑面用朱砂描绘的红色“魁”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合了“天地玄黄”的宇宙观。碑文中的122字骈体赞词，如“运帝车兮酌元气，锡瑶光兮耀玉绳”等句，将魁星崇拜纳入了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之中，既彰显了士人“为天地立心”的博大胸襟，又寄托了“科甲联发”的现实追求。

石碑的传播轨迹，揭示出了文化符号的演变规律。万历十一年（1583年），雷州府学教授陈谏等人将石碑迁立时增补了刻注。清代道光年间，盱眙知县汪云任途经雷州拓印碑文时，误将其源流归于海南文昌，这个美丽的误会反而促使魁星文化向江淮地区扩散。科举制度催生的魁星崇拜，在雷州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化形态。相较于中原地区单纯的文运祈求，雷州士人赋予了魁星多重神格，他既是“主启文明”的科举之神，又是震慑邪祟的“五雷”化身。清代知府李廷棨所记录的“五雷图”仪式，要求集合道、府、营、学、经厅五方官印拓于碑面空白处，这种儒道融合的祭祀仪轨，折射出了雷州作为百越故地的独特文化底色。

石碑所承载的，不仅是艺术审美，更是明清时期雷州士人的精神图谱。碑文落款中的“龙口洞人林楚”看似平常，实则深藏深意。这位自号“玄谷老人”的理学学者，在潥阳任教谕时便以“奉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勉，其著作《性善录》强调“率性之学”，与碑文中“浑天得之而文明天下”的思想形成了呼应。雷州士绅陈昌齐在《魁星碑考》中辨析了“奎”“魁”之异，指出北斗七星“明则礼乐兴，君子进”的天人感应之道，这种将天文知识与科举制度相勾连的考证，展现了雷州文人既恪守理学正统，又追求经世致用的双重特质。

作为雷州现存最完整的明代科举主题碑刻，这座石碑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地域界限。其图形化的“魁”字虽然突破了汉字书写规范，却暗合了“书画同源”的艺术本质；碑文骈散结合的文体，既保留了汉赋铺陈的遗风，又蕴含了晚明小品文的灵动气质。站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现代人或许难以完全理解古人对魁星的虔诚崇拜，但当我们仔细观赏那个舞动在石碑上的“魁”字时，依然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文化脉动。狰狞的鬼面诉说着寒门士子逆天改命的倔强与不屈，蹁跹的七星承载着文明火种世代相传的渴望与追求。

雷州先民将他们对知识的敬畏、对命运的思索、对天地的认知，全部熔铸在了这方玄武岩石碑之中。今天的我们，不仅能从中窥见古代雷州的文教盛况，更能获得文化传承的深刻启示。也许，真正的文明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模仿，而是像这座石碑上的“魁”字那样，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敢于打破成规、创造新生。当夕阳的余晖透过博物馆的玻璃，在碑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时，那个舞动了四百年的“魁”字仿佛又鲜活了起来。它不再是冰冷的石刻，而是化作了文脉的精灵，向每个驻足凝望的现代人讲述着这样的真理：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既能扎根厚土汲取养分，又能破茧成蝶拥抱苍穹。这座雷州魁星碑，正是雷州文化在传承中发展的最佳见证。

来源：人文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