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认为，除了短期选举前景，进行种姓普查的决定必然会对印度政治和社会产生结构性影响。（图源：印度“连线”新闻网站）

学者认为，除了短期选举前景，进行种姓普查的决定必然会对印度政治和社会产生结构性影响。（图源：印度“连线”新闻网站）

全文共3150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前段时间，印度内政部宣布了一件大事：印度要在2027年3月前完成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并同步进行种姓普查。

要知道，印度上一次成功进行种姓普查，还是在1931年的英属印度统治时期，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收集了印度社会4000多个种姓。

一直以来，种姓普查都是印度社会的“敏感点”，不少种姓群体因为种姓问题掀起社会运动，甚至在普查员到来时“闭门谢客”。

因此，此次种姓普查的消息一出，印度国内又掀起激烈的争论：统计种姓究竟是提升弱势群体的地位，还是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

博观工作室出品

文丨环球时报记者 苑基荣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白元 尹雅雯

博观工作室将通过三个问题，和大家一起了解印度“最隐秘伤疤”背后的真相：种姓普查为什么是印度社会的“痛点”？为什么时隔百余年，印度政府要重启全国性种姓普查？种姓普查又会对印度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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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说的秘密”

近百年来，种姓数据一直是印度社会“不可说的秘密”。

1881年至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种姓普查是印度人口普查的常规内容。独立后，为避免社会分裂加剧，印度政府于1951年叫停种姓普查。

到1961年，印政府允许各邦基于自己的调查编制表列种姓，但不能进行全国性种姓普查。

而在2011年，国民大会党时期的辛格政府努力收集了种姓数据，但调查结果从未得到充分公布。

要回答为何印度要重启种姓普查，首先得弄清楚，种姓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

《环球时报》前驻印度特派记者苑基荣在其《印度复兴：自负与自缚的巨人》一书中，对种姓制度有详细阐述：

一般认为，印度种姓制度起源于3000多年前。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结合自身宗教和当地文明形成种姓制度，严格划分印度教徒的等级和职业。

第一等级的婆罗门为祭司；第二等级的刹帝利为武士；第三等级的吠舍为平民；第四等级首陀罗为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除了上述四大种姓阶层，还有被称为“贱民”或“表列种姓”的达利特，他们多从事如焚烧尸体、屠宰动物等最低贱的职业。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有观点认为，种姓起源于出自印度教的创造之神梵天，最高等的种姓是婆罗门，源于梵天的头；第二等级是刹帝利，可能起源于梵天的双臂；第三等级是吠舍，来自梵天的大腿；第四等级是首陀罗，来自梵天的足部。此外，还有被称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图源：英国广播公司）

数百年来，种姓制度支配着印度教宗教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职业世袭、内部通婚、等级森严、社会隔离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主要特征。

种姓体系赋予高种姓诸多特权，同时默许高种姓群体对低种姓的剥削和压制。

此外，自产生起，种姓制度的每个等级都分化成更小的集团，即亚种姓，目前已有上万个，统计难度极大。

印度1947年独立后，种姓歧视在宪法中被废除。

不过，印度教徒仍被分为“先进阶层”和“落后阶层”。

而“先进阶层”就是过去的高种姓，“落后阶层”包括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也就是几十年来从未被正式统计过的几个低种姓和中种姓。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为提高“落后阶层”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印度法律规定了一项特留权制度，包括在受教育权、公职就业、基层选举席位、邦立法机构选举席位、联邦院和人民院选举席位上，为弱势种姓保留一定比例名额。

原本种姓特留权只是一个过渡性条款，原本执行一段时间便可寿终正寝。

然而，过去75年中这一制度不断被扩展适用范围，没有短期消失的迹象。

为实施《印度宪法》，1951年印度政府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确立了共计17.5%的特留权，其中表列种姓拥有12.5%的特留权，表列部落拥有5%的特留权；到了1970年，根据人口比例相应，特留权的总比例被调整到22.5%。

印度首任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1951年参加人口普查。（图源：印度人口普查委员会）

上世纪80年代末后，印度经历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公职就业变得紧俏，身份政治变得活跃，种姓特留权因此成为提升选举票仓的有力抓手。

在22.5%的基础上，印度政府又给了“其他落后阶层”27%的种姓特留权，从而让总比例达到49.5%。在有些邦，种姓特留权甚至已经突破了50%。

一位留印多年的学者就告诉博观工作室，其认识的一位印度女学生说，她在参加某邦基层法官考试的时候，12个名额中只有4个不是为低种姓所保留的。

该学者认为，这足以看出种姓特留权的“激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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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态度突然转变

尽管在是否进行种姓普查上存在长期分歧，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还是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都违背了其“初心”。

由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决定在1951年的人口普查不统计种姓。

如今国大党的领袖拉胡尔·甘地却称自己为呼吁全国性种姓普查的“最强音”。近年来，国大党还在一些邦推动地方种姓普查。

此前，印人党一直以“维护印度教统一”为由拒绝种姓普查，并斥责种姓普查的支持者为“分裂势力”。

在赢得2023年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的邦议会选举后，印度总理莫迪还对国大党进行的地方种姓普查回应称：“有人试图在选举中借由种姓使国家分裂。于而言，印度只有4个种姓：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

莫迪领导的印度内阁政治事务委员会(CCPA) 今年4月底忽然为种姓普查开绿灯。（图源：印度《商业标准报》）

不过，在发表上述言论的2年后，莫迪政府对种姓普查的态度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并于今年6月4日宣布将启动新一轮全国人口暨种姓普查。

对于重启种姓普查的原因，印度信息和广播部长维什瑙回应称，由于部分邦已开展种姓普查，而另一部分邦尚未进行，这种不一致引发公众疑虑，破坏了社会和谐。

被称为莫迪“副手”的印内政部长沙阿则称这一决定为“历史性的举措”，表示这将“赋予所有‘落后阶层’经济和社会权利”。

莫迪政府为何在种姓普查上态度大转弯，有印媒认为此举是选举政治博弈的结果。

印人党传统上依赖高种姓与城市中产支持，但其核心选民基础仅占印度人口的15%。

2011年印度全国人口普查期间，一名工作人员在阿萨姆邦高哈蒂市郊区的一户家庭收集信息。（图源：美联社）

在2024年大选中，印人党在比哈尔邦等关键选区因忽视低种姓诉求而遭遇“滑铁卢”，在国会中失去简单多数席位。比哈尔邦的2023年地方普查显示，该邦弱势种姓占比高达63%。

同时，国大党经常打社会公平、弱势种姓赋权牌，如今印人党决定在比哈尔邦议会年底选举前宣布进行种姓普查，被批评者称为“充满政治权宜之计的气息”。

还有观点认为，印人党政府“策略性妥协”的背后，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难以掩盖的经济不平等：印度最富有的5%人口掌握60%财富，达利特人中仍有24%的人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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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潘多拉魔盒”？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认为，种姓普查是一把“双刃剑”。

钱峰表示，对目前的印度来说，一方面，种姓普查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催化剂，为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公正计划提供准确依据。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加剧分裂的导火索，很可能让各个群体为了争夺最大的“特留权”而造成新的社会动荡。

印媒也提到，种姓统计的复杂性远超想象，关于如何收集、分类和应用数据的细节尚未明确，预计种姓普查将对印度的治理、选举政治以及更广泛的对抗不平等的斗争产生重大影响。

达利特人曾多次在全国举行集会，抗议法律对边缘化群体缺乏保护。图为公众在新德里举行的达利特人集会上聆听演讲者的讲话。（图源：美联社）

印度现存4000余种亚种姓，且身份认定充满流动性：跨种姓通婚率不足5%，后代身份界定模糊。而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人通过迁移、教育或职业变更试图摆脱种姓标签。

比哈尔邦此前进行的种姓普查便凸显了其操作的困难程度——27万名普查员耗时一年才完成1.3亿人的数据收集，婆罗门群体中仍有17%拒绝申报种姓。

1990年，印度时任总理辛格便因照顾弱势种姓的“曼达尔方案”，引发全国性辩论和种姓间的冲突和混乱，最终导致其下台。

就在2024年5月，因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梅泰族多次向政府要求“表列部落”地位遭到其他表列部落的反对，该邦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至少54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最终不得不靠军队强力介入才得以平息骚乱。

2024年5月，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图为曼尼普尔邦民众跑过因抗议而被点燃的车辆。（图源：法新社）

印媒称，种姓普查的结果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尚不清楚，印人党如何应对普查后的争议和混乱将决定这一举措的成败。

钱峰则表示，普查数据可帮助政党识别新兴选民群体，如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新中产种姓”，或城市化进程中地位边缘化的“旧高种姓”，从而制定差异化并更具吸引力的竞选策略，争取特定种姓群体的支持，巩固其政治地位。在印度当前政治语境下，种姓普查可能会将政治异化和党派纷争演变为“配额竞价”，成为政治操弄新的“选票杠杆”。

钱峰总结说，如何在实施种姓统计的过程中谨慎权衡各方利益，在数据与民主、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是对莫迪政府的重大考验。否则，种姓普查可能从“社会公平的测量仪”异化为“国家撕裂的催化剂”，继续让种姓这一萦绕数千年的沉重话题在现代印度投下更长的阴影。

来源：环球时报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