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绘画中，马远、夏圭、玉涧等画家的山水画具有“一角半边式”的特点。其中马远人称“马一角”，其山水画构图简洁，形象鲜明，景物在云烟迷蒙中隐现，意趣颇深。夏圭则称“夏半边”，画作常表现江南辽阔无尽的山水和水天一色的风光，点缀行人、舟楫，景物丰富且剪裁巧妙，景简而

南宋绘画中，马远、夏圭、玉涧等画家的山水画具有“一角半边式”的特点。其中马远人称“马一角”，其山水画构图简洁，形象鲜明，景物在云烟迷蒙中隐现，意趣颇深。夏圭则称“夏半边”，画作常表现江南辽阔无尽的山水和水天一色的风光，点缀行人、舟楫，景物丰富且剪裁巧妙，景简而意足，引起观者无穷的遐想。他们的作品都非常注重意境的表达，能用精炼的笔墨表现静谧的空间，善于用大量的留白营造虚空的画面，且能营造出诗意。这“一角残山”“半边剩水”，有着无限深邃的禅意，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影响到了日本水墨画的发展。

日本水墨画受中国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宋代绘画特别是南宋山水画对日本水墨画的影响最为明显。日本水墨画源起镰仓时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兴盛于室町时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受中国宋代绘画的影响颇深。日本绘画史上的镰仓时代称为过渡性时代，即从早期完成的古典“大和绘”向代表中世纪的水墨画过渡。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与宋画相结合的“镰仓样式”。室町时代绘画在宋元尤其是南宋画的影响下，勃兴了以水墨为主的新绘画样式，即“汉画”也称“水墨画”，以此对应的“倭绘”则称为“大和绘”。室町时代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开放的时期，在宋代绘画风格的影响下，室町时代水墨画达到了全盛，出现了许多水墨画大师。他们一方面继承宋代绘画，一方面结合本国传统，在继承和融合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样式。

日本水墨的南宋情结

日本镰仓时代是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直到室町时代，日本才恢复平静。室町时代两百多年中，日本绘画得以较好发展，特别是水墨画的兴起，给日本绘画注入了新鲜血液，此时的水墨画受宋画特别是南宋绘画影响最大。

早在镰仓时期，我国宋画作品就通过商人和少数僧侣传入日本。在镰仓园觉寺的陵墓佛日庵里，有一本《佛日庵公物目录》（一三二〇）中提到三十八幅中国绘画，其中就有宋徽宗、牧溪、李真等人的作品。《吃茶往来》中记录，在茶会的装饰中使用张思恭《释迦》、牧溪《观音》等宋代的佛画，可见宋画的传入在镰仓时期就比较频繁。到了室町初期，由《禅林小歌》《看闻御记》可知，在宴席、官邸的室内装饰中都大量使用宋画。后有《荫凉轩目录》《御物御画目录》《君台观左右帐记》等，都如实记录了足利家族收藏宋画的盛况，其中就有马远、夏圭、梁楷、牧溪等一大批画家的名字。

南宋 马远《山水图》38.3×28.2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日本禅宗绘画及“绘卷物”

镰仓时代的日本，随着禅宗和绘画的一并传入，禅宗绘画便成为培育日本水墨画的温床。水墨画完全成熟之前，宋代绘画对其影响集中在禅画方面。

从日本禅画上可以看出其特点有异于之前：首先是技法上不再拘泥于古典式的严谨，而是强调笔触、注重线条的粗细变化。如托磨胜贺一一九一年为教王护国寺绘制的《十二神像》，整体设色淡雅；线描上，使用粗细变化的强劲墨线，抑扬顿挫、生动活泼，具有仿宋佛画特点；题材上，禅宗的传入使古典描绘密教尊像和净土世界的绘画转入描绘禅宗祖师或禅宗高僧的故事性绘画，从忠于描摹中国传入的佛画到写实性较强的高僧肖像画，都是受宋画风格影响的结果；样式上，结合了宋画和“大和绘”画风，将佛像与风景画融为一体，写实性的笔法和构图样式明显来源于宋画，而描绘的对象是日本本土的。如《那智瀑布图》将祭神的那智瀑布画成纯粹的写实风景画、《山越阿弥陀图》作为体现日本自然观的宗教画。镰仓时期的水墨画开始走向融合，而日本绘画继承的更多是绘画技法。

与禅宗密切联系的是被称为“顶相”的禅僧肖像画，最初的“顶相”全是中国禅僧肖像，如《白云惠晓像》。日本禅僧辈出后，渐渐出现了日本禅僧像。顶相画要求刻画人物具有准确性和传神性，宋画细致的写实技巧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并凭借这一强大的媒介广泛传播。文永八年（一二七一）自赞的《大觉禅师像》虽为淡彩，却是采用水墨画技法，特别是其线条具有南宋画特有的锐劲。同时，与禅宗画有关的佛画中，“十六罗汉”“十天王图”“白衣观音像”等也由中国传来并在日本大量仿制，由此日本的绘佛师从中学习到了宋画的山水、树石画法，奠定了接受水墨画的绘画基础。

南宋 夏圭《泽畔疾风图》26×27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镰仓时代的“绘卷物”在继承了前代的形式下，受宋画影响，其技法更加成熟，题材更加丰富，迎来了“绘卷物”的黄金时代。首先，在写实性上有所加强。早期的绘卷物人物画法皆采用“引目勾鼻”的画法，人物除姿态可辨外，外貌几乎一样。到镰仓时代吸收了宋画中白描人物的技法，采用勾上下眼睑再点眼睛的方法使人物面容有了个性。其次，技法上大都受宋画技法的影响。如一二九八年的《东征传绘卷》《净土五祖绘卷》中的山岩和树木的画法，都来源于宋画。在障屏画中描绘日本人生活的场景中也发现了南宋风格的水墨画，被称为“画中画”。这些因素使得原有的“大和绘”慢慢地变质了，也走向了水墨一派。

2、日本水墨画勃兴

日本早期的山水画是从唐代被作为佛经故事画中人物的背景而传入，有空勾无皴的特点。南宋山水画的传入，立刻影响到日本山水画。思堪所画《平沙落雁图》（十四世纪初）是现存日本最早的水墨山水画，显示了宋画所特有的技法和空间表现方式。如拙则是最早主动吸收宋画的画家，其作品《瓢鲶图》构图似宋画小品，有明显学习马远、夏圭样式的痕迹。另《王羲之书扇图》（一四二三年以前）则是对梁楷同一作品的模仿。

宋 马远《山径春行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周文是日本水墨画的完善者及代表性大家。周文初学如拙，其作品《竹斋读书图》（一四四六）构图疏密有致、墨色浓淡相宜、景致幽密诱人，是中国南宋山水画日本化的极佳范例，可以视为“周文样式”的典范。《四季山水图》则是受“马一角”“夏半边”构图的影响，画面景物集中在右边，左侧留有大片空白以表现无限宽阔的水面。马远善用健硬有力的斧劈皴描绘峭拔雄奇的巨石及山体，周文的《三益齐图》同样使用这一技法，山石先用硬挺的墨线勾勒，再用大斧劈皴描绘，树枝多硬挺而姿态多变、肆意伸展。这些特点与马远的笔墨是吻合的，而另一幅《山水屏风》则明显吸取李唐后期的“水墨渲淡一派”。

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绘画在日本得到广泛的继承，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雪舟一派”。室町时代的水墨画家雪舟（一四二〇—一五〇六）直接临摹南宋各名家的作品，涉及到的画家有李唐、马远、夏圭、梁楷、牧溪、玉涧等。他在临摹的作品画面里落雪舟款，而在画面外遵照原画家的名字落款，如《仿夏圭山水》《仿玉涧山水》等。这种直接对照原作的临摹是学习技法最有效的途径，显示了雪舟水墨画源出宋画的基本史实，也反映出当时日本画坛的学习取向。又如雪舟的《天桥立国》（一五〇一—一五〇七），工整的笔墨，宽阔的构图，展示了湖光山色，烟岚变幻之美。而《冬景山水》画面上方的空白也给人无限想象空间。

雪村（一五〇四—一五八九）是继雪舟之后的又一水墨画家，其代表作《风涛图》描绘水面上被强风吹打的树枝和波涛中颠簸的小船，构图上具有动势，深得马远水法。马远对水的描绘方法有深入研究，多以线塑造自然百态的水，《水图十二段》便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默庵灵渊是活跃于十四世纪中期的日本禅宗画家，一三二六至一三二九年历访中国五山，因此他的画上多有中国禅僧题赞，他追慕牧溪，在中国被称为“牧溪再来”，代表作《四睡图》《布袋图》皆属简笔一体。

日本 雪舟《天桥立国》168.5×89.4cm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到室町时代中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道释画家明兆（一三五二—一四三一），明兆画域之泛，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皆有涉及，绘画内容以佛画为主，强调墨色变化，注重禅意渲染，《溪阴小筑图》体现了其山水画成就但禅意表现及构图依旧受宋元绘画影响。

“阿弥派”主要指能阿弥（一三九七—一四七一）、艺阿弥（一四三一—一四八五）、相阿弥（？—一五二五）三代，他们长期服务于足利将军家族，从事宫廷绘画和鉴定工作，能广泛接触宋画名迹，耳濡目染，画风受宋画影响明显。能阿弥撰写了将军家族所藏宋元画的目录——《御物御画目录》，相阿弥编写了记载宋元画家传略的《君台观左右帐记》，这两本书证实了宋画对日本绘画有着重要影响的史实。能阿弥的《白衣观音图》（一四六六）运笔为牧溪风格，线条硬挺而严谨。艺阿弥的《观瀑图》（一四八〇）构图平稳，用笔缜密，模马远、夏圭风格精密而成。相阿弥的《山水图》（一五〇九）为“水墨清岚一派”，注重笔墨晕染，画中笔法和墨法平淡柔和，营造出云雾缭绕的自然景象，此画笔法和墨法来源于宋代文人绘画，结合了日本式的构图和情调，开创了阿弥派的独立风格，推动了水墨画的日本化进程。

“狩野派”的代表人物狩野正信（一四三四—一五三〇）的《周茂叔爱莲图》，描绘宋代文人周茂叔乘小舟在湖上静赏莲花的故事。狩野元信（一四七六—一五五九）早期山水画《潇湘雨夜图·江天暮雪》显示了他受宋代院体画大师马远、夏圭的影响，重视墨色的远近变化，有清妙秀远的特色。

选择南宋源起探究

日本在室町时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水墨画发展兴盛，中国大致已从元代进入明代 （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此时中日两国交流频繁，日本商人和僧侣蜂拥而至，带走了我国大量的宋画特别是南宋画作。而在此时，这些日本商人和僧侣完全可以接触到明代甚至更前的历代画作，为何他们只对宋画情有独钟呢？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

从日本国度的主动选择方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日本 雪舟《冬景山水》32.2×47.7cm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1、民族审美取向的契合。在日本民族中，有一种复杂的、隐秘的文化传统。日本自古为滔滔汪洋所困，资源匮乏，孤立无援，被阻隔在大陆主流文化以外，人种和文化的由来又扑朔迷离，于是在民族心理中有一种对过去和未来都无法把握的情绪。在这一因素上，形成了雅致精巧的传统艺术模式，体现出了一个民族纤巧、敏感的一面。在审美取向上也更接近精致、严整、简淡、细腻和秀美一派。中国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文人占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产生了一种相对柔软和伤感的心理。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的富泽和西湖的柔美加剧了统治者的感性，加之国破山河、江山半壁及对国家存亡的未知，使敏感的文人选择精致或简淡的艺术来聊以自慰。也正是双方这种心理的契合造成了审美取向的契合。

2、日本禅宗的兴盛与新兴武士的改革。僧人文化交流对宋代文化传入日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明庵荣西禅师于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南宋学习禅宗，回日本后创立建仁寺，自此禅宗在日本迅速发展。许多日本僧人纷纷来到中国寻根问祖，经书、佛像画和充满禅意的水墨画不断传入日本。新传入的禅宗对武士阶层的社会意识起到重要作用，于是被武士阶层认同，且作为他们改革的理论和行为支撑，也将其作为改造传统绘画的手段。禅宗和武士政治政权的结合，国民的审美取向慢慢发生了转变。表现在艺术审美方面，由于禅宗对绘画意境的特殊需求，禅师们更喜欢一些象征着纯洁、雅静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作为悟道的境地，即所谓的“禅境图”。而马远、夏圭等的南宋山水画恰好具有明净的画面、虚空的氛围和诗意般的境地，更符合“参禅”及装饰的功用。日本画家对南宋山水画的偏爱，最早也应出于禅意（意境）。

日本 平安时代《十二天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然而中国从北宋（九六〇—一一二七）到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共历三百一十九年，同一时期的日本正处在“平安时代”（七九四—一一九二）和“镰仓时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中期，为何南宋绘画风格和样式直到日本的室町时代才被广泛接受和借鉴呢？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一个民族的特种绘画样式或风格要被另一个民族所学习和掌握，其样式或风格必然是完整和成熟的。年号的更替可以是某一年某一天，文化的影响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没有特别的时间界线。如唐初的绘画样式本身还未完整、成熟，尚未形成唐代风格。那时，日本遣唐使带回国的绘画样式实际上是旧的六朝样式。

（2）一种新型的文化或风格，在移植到另一片土壤并使其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传入、认同、影响、学习和继承的阶段，而每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是不等的。日本在“奈良时代”（七一〇—七九四）前期通过写经接触到唐代书风，而到“平安时代”后才慢慢渗透，出现学唐代书法而自成一家的大师。

日本 佚名《山越阿弥陀图》80.3×120.6cm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3）日本自身的历史变革影响到美术的继承和发展。八九四年，日本中断遣唐使，断绝了中日间的官方往来，一度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镰仓时代南北对峙，战争不断，民间的中日交流远不足以引起波澜，所以只有到了和平的室町时代，南北统一的局面下，才有可能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展宋代绘画。

小结

南宋绘画对日本水墨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是说日本水墨画没有独自的创新。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其地域和思想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绘画艺术方面。日本为一个岛国，潮涨潮落、四季分明，致使其传统的“大和绘”特别重视对季节的描写，这种情感也同样带到了山水画中。笔者以为，宋画更多的只是在技法和样式上被日本水墨画借鉴和学习，而在表现对象上仍以传统的“四季风景”为主。日本早期从中国唐代绘画中脱胎的“大和绘”与宋画技法的结合，最终汇成了日本水墨画的特点。到室町时代后期，日本水墨画更注重自然风物的描绘，更注重和装饰意味的提升，逐步摆脱了宋画的痕迹，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绘画样式。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