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为了缓和与清政府的关系，开始培养大量亲日派，留学日本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政治途径。

1947年12月1日，南京的朝天宫广场上，数千名群众聚集在那里，期待着一位“大汉奸”的结局。

这位“大汉奸”便是曾经风光一时、令无数人痛恨的殷汝耕。

作为日本的忠实代理人，他不仅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还亲手出卖了冀东大地的人民，建立了伪政权。

而他这样背弃人民的做法，只会迎来应有的审判，但让人疑惑的是，临终前，他竟然要求能够念几声佛经。

那么，殷汝耕为何会提出念佛经的要求？他又犯下了哪些让人痛恨的罪行？

1883年，殷汝耕出生在浙江省平江县的一个官宦家庭中。

得益于富贵的家庭背景，殷汝耕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在21岁那年踏上了前往日本的留学之路。

当时，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为了缓和与清政府的关系，开始培养大量亲日派，留学日本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政治途径。

而殷汝耕便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憧憬，踏上了从故乡到遥远岛国的路。

在日本，殷汝耕进入了日语学校，开始学习语言文化，这段日语的学习不仅让他在学术上有所进步，也使得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日本的现代化与强盛。

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接触到了一些革命志士，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黄兴。

1909年，在黄兴的引领下，殷汝耕渐渐地加入了同盟会，那个时候的他，对革命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憧憬。

他参加了革命活动，写下了不少激昂的诗句，也在心中反复描绘着一个强大的我国，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宏伟蓝图。

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的灭亡并未带来他心目中理想的国家与秩序，反而让他看到了更加复杂和动荡的局面。

革命的成功也并未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幸福，这让殷汝耕内心的迷茫与困惑愈发加深。

之后，在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利后，殷汝耕的信念开始动摇。

他曾为革命而激动过，但此时的他却开始质疑，是否这条道路真的能带来我国的未来？于是，他开始远离革命阵营，选择再次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后，殷汝耕逐渐与日本的军界与特务建立了联系，他开始逐步融入日本的政治圈，结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军人，并娶了一个日本女子。

尽管此时的他，心中仍旧存有对我国的一丝眷恋，但他的信仰早已不再纯粹。

他更多是想着如何能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机会来攀附日本，获取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回国后他也始终为日本人做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殷汝耕又毫不犹豫地公开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动，他认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我国陷入内战，并帮助我国迅速走出混乱的局面。

这种思维方式恰恰体现了殷汝耕在此时完全丧失的民族意识与理想，他开始一心投靠日本，认为这是自保的唯一途径。

随着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步伐加快，殷汝耕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并未选择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坚持抗争，而是急功近利地选择了与侵略者合作。

1932年，他与日本特务勾结，借助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步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成为日本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代理人。

此时，殷汝耕已经完全与抗日力量背道而驰，他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举动，都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合法化的支持。

他不仅主动接触日本特工，为日本提供情报，还积极推动我国境内的亲日活动，支持日本在我国各地的渗透与操控。

1935年，殷汝耕在日本的支持下，已经完全摆脱了曾经革命志士的身份，成为了日本侵略我国的代言人。

在冀东这个地区，他开始实施自己的政治野心，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一切都在日本的操控之下进行。

殷汝耕的“自治政府”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日本为他编织的一个空洞的政治外壳。

他所设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看似为人民提供了一些管理的架构，实则完全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

殷汝耕并没有真正统治冀东的任何一块土地，他不过是充当了日本军队的工具，替日本军方执行一系列控制、镇压和奴役的任务。

无论是冀东的资源，还是冀东的民众，甚至是冀东的土地，都完全处于日本的掌控之中。

殷汝耕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名义上的“领导”，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工具人，完全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然而，尽管他深知自己是日本的傀儡，殷汝耕仍然不忘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装饰出一副“爱国者”的面孔。

在日本的支持下，殷汝耕以“冀东自治”的名义，公然宣传所谓的“中日亲善”，并开始大量扶植亲日派力量，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

在冀东，他推动日语教育，试图将日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企图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抹去中华文化的痕迹。

同时，他禁止人民学习中华文化，甚至关闭了许多传统的学校，要求人民接受日本式的教育，灌输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

这一切无不体现了殷汝耕完全为日本服务，已经完全失去了民族的立场。

另外，殷汝耕不仅大力向日本输出冀东的资源，还在此过程中大肆敛财。

他为了讨好日本，与日本的军政官员勾结，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增加日本在冀东的控制。

冀东成为了日本军队驻扎的基地，周边地区的民众被迫为日军提供资源和劳动力，而殷汝耕则通过这些手段，为自己和日本的利益收割着这片土地的财富。

随着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殷汝耕更加坚定了与日本合作的决心。

在这场战役中，我国面对日本的侵略，举国上下燃起了强烈的抗战情绪，而殷汝耕却站在了日本一边。

他不仅公开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主动与日军接洽，为日军提供上海的“非武装区”，并以此为日本提供了便利的进攻机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殷汝耕彻底放弃了曾经的革命梦想，转而成为了日本的工具，亲手为日本侵略者铺路。

但在殷汝耕看来，这一切并非背叛，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定”，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自己为国家牺牲的言辞，试图用空洞的口号来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点。

他在冀东成立了一个虚假的“亲日政府”，并向民众宣称，这样的“亲日合作”是为了我国的长远发展。

但这一切不过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罪行的自我辩护，而殷汝耕的自我装饰并未停止。

尽管他已经彻底沦为日本的傀儡，他依然会在公开场合发出带有爱国色彩的言辞，时不时展示自己的“民族情怀”。

不过，他的言辞再怎么掩饰，背叛的事实却无可抹去，冀东的人民痛恨他，他的“亲善”政策也并未能让他获得真正的支持，反而让他更加深陷了历史的泥淖。

1945年，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与此同时，殷汝耕的漫长背叛之路也将终结。

由于他的叛国行为和与日本的合作，他不仅成为了我国人民眼中的公敌，也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而等待他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审判。

1946年，殷汝耕在北平的家中被国民政府的人抓捕，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市，群众无不为此欢呼雀跃。

在被捕后的初期，殷汝耕一直在自我辩护，他没有像其他一些投降分子那样低头认罪，而是苦苦挣扎，试图通过一份自白书来为自己辩护。

在这份自白书中，殷汝耕试图将自己所做的种种卖国行为加以美化，他声称自己一直在为我国的“长远发展”着想，试图解释自己与日本的合作是为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但这些华丽的词句，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与侵略者勾结的事实，而且，他所做的每一项决定，每一条协定，都是对祖国的背叛。

1947年，殷汝耕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标志着他一生背叛的终结。

在等待执行死刑的日子里，殷汝耕开始抄写《金刚经》，说是要将这份佛经传给家人。

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押解到南京的朝天宫大殿，那天清晨，周围的南京市民得知他将被执行枪决的消息后，成群结队地赶到刑场外，等待见证这个大汉奸的末日。

而殷汝耕却在走过市区时，仍试图用言辞来为自己辩解，甚至大声喊道：“我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

可人们的眼中，只剩下对他的深深憎恨与蔑视，他的死亡并不值得同情。

在执行死刑前，殷汝耕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背一段佛经吧”，之后，他开始喃喃自语背诵着《金刚经》，但谁又能知道，他心中是否真的感到一丝悔意。

随着一声枪响，殷汝耕带着满身的罪恶，生命终于画上了句号。

无论历史如何评判殷汝耕的一生，他的名字都将永远与“汉奸”紧密相连，成为民族的耻辱。

而且，殷汝耕的死，不仅是他个人悲剧的终结，更是历史对背叛者的严惩。

他的死，警示着后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否则，等待自己的将是永远无法逃避的审判。

来源：法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