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亲自审阅、亲笔批注闽东党史的编写稿，在坚持革命斗争和存活到建政以后的闽东早期革命者中，是罕见的。这说明范式人同志对闽东党史的高度重视，连同他留下的那些党史有关的亲笔信件和文字，都已经是“稀世珍品”。

1984年范式人同志在卧室书桌上亲笔修订《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第二稿》

1984年初，宁德地委党史办倪国振同志编写出《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第二稿》，4月5日，范式人同志亲笔写下了四千多字的逐条批注意见。

亲自审阅、亲笔批注闽东党史的编写稿，在坚持革命斗争和存活到建政以后的闽东早期革命者中，是罕见的。这说明范式人同志对闽东党史的高度重视，连同他留下的那些党史有关的亲笔信件和文字，都已经是“稀世珍品”。

诚如倪国振同志在该书后记中所写，“四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范式人同志不惜自己年老体弱,又对二稿逐句、逐条,乃至出处都作了认真审阅,并对一些条目进行增删或提出自己看法”，范式人同志的这份修订意见在闽东党史研究中的的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

据笔者研究，虽然此后形成的第三稿再经叶飞、范式人同志以接受访谈的形式提出意见，得以促成这本大事年表的发表，但是，编写者似乎是慑于某种政治压力，在年表的一些关键环节上并不采用范式人同志的个人史述，也没有留下这位历史当事人一贯坚持的党史见证。不作历史的客观全面记录，等于把历史真实留给范式人同志自己保管。这显然偏离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堪称为政治编史的典型。

四十年过去了，闽东革命的所有前辈们都早已“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范式人同志语），重新提起被放弃的范式人同志的话题和史实探讨，又遇到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机。

历史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成为真实的历史，正如太阳之所以被认为是太阳，是因为它发射真实的阳光。这篇批注的文献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它并非一篇经过记录和事后整理再加工访谈文章，而是范式人同志亲笔写成，是时空一体的个人回忆记录。

范式人同志当年所提的历史见证，有一些关键部份，“宁德一卷”今日都不敢采用，这些历史研究中非常有趣的关注点，实际上就是一些可以打开迷雾的钥匙。

以下全文引用“范式人对《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二稿批注”（1984.4.5），对闽东党史有一定基础知识的读者们，借此有一个完整的阅读体验，便于自行质疑，自行发现准确答案。

范式人同志的修订意见不针对二稿中已述的正确史实，只代表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亲身见证。辨别二稿原件与范式人修订意见的前后文关系，历史当事人就是逻辑因果的联结点。笔者的某些分析看法将在引文后表达，并非完全正确，因此读者们可以不看，也可以思考和反驳。

范式人对倪国振编的《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

1919-1938.2》二稿批注 1984.4.5

【注：以下按批注前后顺序录出，原件藏地委党史办】

宁德档案馆范式人书信（二）编号150-162页

地主高利贷的惊人剥削。

闽东是在军阀割据变迁中过来的，而土匪之多在二战初期至我们各地先后兴起之后，才基本上没有了。这也叫【就】告诉我们，民不聊生，地租日重与高利贷（严重的剥削与苛捐杂税多到不可胜数）是地主阶级与反动统治者制造了贫困，使人民迫【切】要求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此形势下，乘十九路军闽变之机，在连罗和福安等地先后起义。

二十年代迄三十年代，在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之前，福建基本上分为前期系北洋军阀李厚基等割据，至大革命迄大革命失败后，则为海军派与地方势力派所盘踞。地方势力派主要是收编的土匪，如卢兴邦【原件150页】在闽江中游，陈张辉在晋江惠安、南安等地，钟绍发在闽西一些地方，张贞部则在诏安一带；海军派主要在莆田到福安及三都等地，以霞浦为中心所谓福宁属五县，加连江、罗源则为海军派所占据。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后，海军派失势。

军阀劝种大烟，而后大收烟捐，往往收捐之后又一再补征，农民苦于苛【捐】杂【税】和剥削，祈求在种大烟中求得收入，结果越动越穷，负债越多，甚至破产，不少人就铤而走险——当土匪者蜂拥而起。

还有寿宁南路的王贵生，也被招安，成为官兵。其他还有许美会、卢驼背等大小几十股土匪，流窜于宁属及屏南、古田和闽浙边上。这些股匪通过土豪劣绅与海军陆战队勾结，贩卖枪支，寿宁县城就有三次被匪不费吹灰之力攻入。

十九路军闽变前，中央决定【福州中心市委】改为省委，罗明任书记，时间不长，即由陈之枢代书记，直至三四年春末被【151页】破坏，陈之枢一批人叛变，闽东党就失去了上级关系，直至1937年冬顾玉良到闽东才有了上级关系。

应为“平粜”（指邓子恢所领导的福安溪柄群众所进行的“平粜”斗争）。

【烟苗】以百株、千株、万株计算，寿宁、福安有此情况。

江平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三二年六月受组织派遣前来闽东，任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政委。

三二年七月，陶铸同志是到福安给游击队授旗的。

三三年四月，中共寿宁县特支成员范浚领导寿宁西区、东区上万人红带会和革命群众暴动，死伤不到十人；后来在东区几个大仗和攻打西门坑底，死较大，尤其西门坑底的围攻，是用错误的硬攻，因而死达百人以上。

寿宁东西区和南区一部分已经全面暴【152页】动，以红带会名义组成的赤卫队万人以上，和敌人打了不少仗，有的是大仗，如先锋【仙峰】岭、岗坪当【墩】、镇家洋等仗。同时，旧历五六月间，【福安】中心县委派代表曾志到寿宁东区领导工作，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

江平同志系三三年春节前后被福安北区横山地主的大刀会杀害于百丈坑的。

三三年秋，范铁民为首的县革命委员会已成立三四个月。不是分粮，正在筹划分田。因为分田没有实现，才出关于粮食问题的布告（1934.1.10）。为的是给群众实际利益，其实当时很多稻子烂在田里，没有收割，天天在应付敌人进攻，这是失败主要原因之一。

闽变给闽东暴动以有利时机。由于闽变，敌人的海军陆战队就不敢动，只守在三都和宁德县城。因此：一，连江、罗源迅速发展，建立了苏维埃；二，福安空虚，暴动也逐步展开，至春节前成立了闽东苏维埃筹组委员会，随即召集了工农兵代【153页】表，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马立峰任主席（叶秀藩的副主席系成立特委时才决定补上的），地点设在福安柏柱洋的“土盾”【斗？】面。

“一把白扇画牡丹，共产社会喜欢欢，吃穿富足真爽快，大家幸福心肝宽；二把白扇画牡丹，共产社会喜欢欢，个个儿童哈哈笑，好比太阳正出山……”。这是马立峰同志编的歌谣。他编有几十首，可惜我记不清了，全系宣传鼓动及歌颂共产党和革命的。

有一个以官洋为中心的安福县委，三四年春节时就有，辖区包括霞浦的充木洋、长冠、黄柏等地。

三四年端午节前成立福寿县委，书记为范铁民，二三个月后就调走，由詹嫩弟为书记。

福鼎县委三四年春节左右就有。

寿宁没有特区，只有福寿辖一部分。另外有个地下县委，由老梁（真姓叶）负责。【154页】

【郑丹甫《闽浙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这材料不可靠。

【年表82页讲“船民工会”时】这个组织力量很大，把赛江的阻隔变成通途，使红军的行动甚为方便灵活——三四年六月在福安北山村奶娘宫成立了闽东船民工会筹备处，主席林顺佺，副主席郑延妹。

三四年八月一日，特委正式宣布红二团第三营长赖金彪为红二独立团团长，范式人为团参谋长（称秘书长），叶秀藩为政治部主任。

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叶飞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团一部分到宁德县赤溪与先遣队会师，会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叶秀藩、范式人会见了参谋长粟裕及政治部主任刘英。军团首长向失去上级党领导的闽东特委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叶飞同志代表特委汇报了工作情况。寻淮洲同志对闽东工作表示赞许，因脱离根据【155页】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困难，要求闽东特委动员一千人参军。结果在一周内动员了四千人，从中挑选一千五百多人。由于他们匆匆开走了，这些新参军的没带走，我们三人（詹、叶、范）也未带。因为一千五百人根本未到穆阳，他们又匆匆开走了。

闽东独立师有师部，师政治部，有特务连、传令班等，还有供给处。

对于闽东的革命斗争，应当不要忘记邓子恢同志的直接领导和陶铸同志为首的福州中心市委的领导以及他到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游击队等等斗争。

三四年十月以后，敌人才集中力量向独立师进攻，至年底基本上占领了主要苏区。写历史不能把闽东置于特殊地位，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不是也失败到只剩下四百左右人枪的武装，才转入游击战争的【吗】？

潘伯成牺牲于独立师成立前的二个月，【156页】根本不在溪柄战役中参加。溪柄战役我参加，潘未参加，时间系旧历五月下旬至六月初，而潘的牺牲则是在柏柱前面的茜洋，我亦在，赖和潘一起作战的。

其实敌人大举进攻开始于【三四年】十一月，穆阳原为敌人一个要镇，是安在对付我们的一枚钉子。

三五年初，敌十二“绥靖”区司令王敬玖饬令新十师、八十七师刘安琪旅、沈发藻旅，七十八师邓经儒团、四十师一部、保安一团陈佩玉部，保安二团梁为绰部，保安三团马鸿兴部、保十一团和靠近闽北、浙江边境的敌军及地方保安团，计五六个师的兵力，向闽东进行分途“围剿”、“分进合围”，而以新十师为追击主力，气势汹汹，妄图一鼓荡平我闽东苏区根据地。

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斗争是坚持不下去的，也许要完全失败。应当是坚决依靠革命群众和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157页】

三五年五月先成立了临时特委后，才正式恢复了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委员有阮英平、范式人、许旺、苏敏丹。

只讲四个中心县委更切实一些。因为有两说，即二个办事处和四个办事处。

霞鼎中心县委，书记许旺，下辖霞鼎、霞鼎泰、福霞，安福四个县委。

福寿中心县委，书记谢作霖，下辖寿泰（书记缪洪骥）、寿宁（书记韦芝祥）、寿景庆三县。后又成立了寿泰景庆中心县委，范振辉为书记，一九三七年寿泰景庆地区被敌人镇压下去，又成立了寿政庆中心县委，仍由范振辉任书记。

鼎平中心县委，先谢作霖后黄固生为书记，辖鼎平、平阳、福鼎、鼎泰四个县委。

周宁中心县委，书记阮英平，三六年下半年换罗富弟，辖周墩、宁德、宁屏古三个县委，三七年秋改为宁德中心县委。

独立师政委叶飞兼师长，政治部主任【158页】范式人。红军先后恢复发展改为纵队番号，有三四个纵队，最多时达五个纵队。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特委就是以这四块较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用“ 狡兔三窟 ”的战略战术，在其周围建立了无数星星点点的根据地，而后又联成一片。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闽东党已在浙江省泰顺、庆元、景宁、云和、平阳，福建省闽侯、连江、罗源、古田、屏南、政和、松溪、寿宁、福鼎、宁德、福安、霞浦等两省十七个县建立了辽阔的游击根据地。其中在福寿、霞鼎、周墩一些地区还保存了原有苏区的少【小】块根据地，保留了分田成果。其它广大地区是发动了群众，组织贫农团，建立党组织、游击队、肃反队，进行打土豪、分粮食，抗租、抗债、抗捐等斗争。

三五年十月五日，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叶飞到闽北找黄道（要他当书记），黄道不同意（在政和洞宫山会师），后改为闽浙【159页】边临时省委（原要成立“中共闽浙赣临时省委”）。

闽东为全国最晚暴动建立的一个苏区，存在时间仅一年。

当省委成立之初，挺进师同志问：“你们为什么还没有肃反？中央苏区基础那样强还有AB团，你们这里还能没有？”闽东特委负责同志觉得他们言之有理。这是我们盲目性很大，迷信所谓中央苏区肃反，套过来的。

保卫局没有成立，只刘英讲了一句。因为系空的东西，就发生了吊打逼供（还有什么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名称，都搬苏区莫名其妙的东西。）

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其存在一年时间里（其实不到半年时间）配合较好也不到半年时间，就处于貌合神离、各干各的游离状态之中。解体时间——“南阳事件 ”发生在中秋节时，不可能是三七年一月。

三七年八月黄苏派了一个加强连，在【160页】亲母岭被叶飞率的陈挺部队聚歼了，打死了敌连长，缴获了百余支枪枝及一匹小川马；再一役是范式人在浙江庆元，敌浙江处属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带了一营人前来进攻，时值阮英平、陈挺到那里会合，共有近三百人的队伍（二个纵队），击溃了敌人，击毙其参谋长，由于森林太多被窜入林中逃脱，只缴获四十来支枪。浙江处州属当局责备我们扰乱抗日后方，我方即回信，指责他们阻拦搜集部队集中准备抗日，竟用部队进攻我军，福建当局不当【与】我们和谈，企图消灭我军等。这样，浙江压了陈仪，才由黄苏派人同我方谈判。这两仗的胜利，才迫使国民党福建当局与我们谈判。

五个【和谈】条件在宁德没有谈成。这五个条件可以列上，但应说明没有谈成，而是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时，路过福州和陈仪面谈。他们知道闽东红军要改编到新四军去，就很快答应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并答应释放政治【161页】犯和发了七百套军装、几千元军费。

北上抗日后，闽东组织情况是：我任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助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常务江而才，执委郭培文（文焕）、俞云滕、罗富弟、郭琦。此时有松政庆、福安、屏南、安德、古田等县委，党员九百多名。【162页】

【2021年2月8日范希建电脑文字录入】

《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是目前为止官方最客观、最完整的党史事件流年记录，其客观性和准确率远高于宁德一卷。这个年表当年经过党史工作者严密细致的考证，一些历史概述虽非完美，一些历史事件也要进一步研究补充，但是，一些已经得到大事年表认可的史实，却被迟到四十年的党史正本宁德一卷所否定，甚至改写，反而把宁德一卷的历史地位和权威性置于大事年表之上，这是为什么，就值得质疑研究了。

作为范式人同志生前最后一篇关于闽东党史的亲笔修订和补充，他的意见涉及整个闽东党史中一些关键的历史要点，因此值得特别注意。

修订意见中对几个闽东党史人物的看法。

提醒邓子恢同志所领导的福安溪柄群众斗争中包括“平粜”斗争。尽管叶飞、范式人同志多次强调邓老在闽东党史上的重要意义，包括邓子恢同志自己详述过的福安农民运动之启动，但是，邓子恢同志对闽东农民运动的真正领导作用和历史意义，至今没有被认真研究和记叙。在宁德一卷中，福安的农民运动首推之功被分给马立峰同志，但是据邓老回忆，只有城市学生运动经验的马立峰回到家乡，受了立三路线失败的影响，情绪不高，不愿谈工作，正是邓子恢同志身体力行，通过工作实践教会了马立峰如何发动农民运动。邓子恢同志对福安乃至闽东革命有过巨大的贡献。[1]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的说法是，闽西农民运动专家、前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同志是福安农民运动的引路人，是马立峰同志的农运教师。

江平同志。修订意见提出， 1932年6月江平受党组织委派来闽东，担任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政委。大事年表对此采信。但是宁德一卷不提江平是第一支队首任政委，变成了马立峰，这改变福州中心市委首先对福安游击队派去政治领导的史实。

修订意见提出，江平同志派到福安后， 7月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亲自到福安组建游击队并授军旗，江平担任第一支队政委等。

陶铸同志。陶铸曾有回忆文章，就担任中心市委书记后，立即到福安组建游击队的经过作了记叙，但是，宁德一卷改变了大事年表的正确叙事，不仅创建了1929年省委没有记录在案的“福安县委”，不仅抢先在1930年“建立革命武装”，并且表述在1931年春就“直接建立工农游击武装”，间接否认了陶铸同志1932年7月到福安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由此启动整个闽东游击运动的历史事实。附带说，陶铸同志在福安建立党领导的军事组织之前，无论是福州市委还是福建省委的历史文件，都没有在福宁区或者在福安建立游击队的指示、决定和报告。

范式人同志的修订意见特别强调，“对于闽东的革命斗争，应当不要忘记邓子恢同志的直接领导，和陶铸同志为首的福州中心市委的领导，以及他到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游击队等等斗争。”复观宁德一卷，对两位领导闽东革命，来自中央苏区的革命先驱的研究，仍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郑丹甫同志的一份回忆文章被修订意见指为“不可靠”。范式人同志所指，为大事年表引以为据的郑丹甫文章，是文革后的改制本。郑丹甫同志去世以后，其原作《回忆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被人刻意删去有关叶秀藩所有内容，仍然“借用”郑丹甫名义，发表在军史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战》中。对于深知叶秀藩在福鼎斗争历史的范式人同志来说，这种删改就是对闽东党真实历史的冒犯。

范式人同志所不知道的是，那时闽东党史有一些回忆文章，在文革后恢复党史研究、整理前期党史资料的拨乱反正之时，出于美化地方和私人的利益，对一些原文掺加不实材料，而且被掺进关键部位，足以改变历史叙事。这一句“这材料不可靠”的判断，应该是看到郑丹甫同志忽然改口不提福鼎革命先锋之一的叶秀藩同志，而范式人同志的提醒是要求党史工作者应该深入追究这类行为的意图与后果，坚持实事求是。

红二团团长潘伯成的牺牲时间和地点根本是错的。这是范式人同志又一次要求纠正错误。作为团长潘伯成同志牺牲现场的当事人和团参谋长，范式人同志至少四次亲自证明过此一事件的材料编写错误，而编写者固执己见，虽经笔者多次书面指出范老意见，但宁德一卷直到出版都不肯改错。这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心念？

然而这种固执毕竟缺少足够的历史逻辑。仅仅细读《红旗报》（非定期出版）的这篇悼念文章，首先就有职务和时间的破绽。悼文中称潘伯成为红二团团长，牺牲于11月2日。但是独立师在10月成立，按宁德一卷所说，潘伯成已经是独立师二团团长，没有可能到了11月还可以倒退为红二团团长牺牲。

此外，如果以宁德一卷的叙事逻辑对照苏阿德（苏达）同志写给党中央的报告，红二团团长潘伯成同志有四个月时间凭空消失，即八月到十月是赖金彪担任团长，潘伯成不见了，不仅突然在11月2日以悼文的形式出现，而且在10月成立的独立师二团当上团长。问题是，8月1日赖金彪担任团长以后，独立师尚未成立，潘伯成在哪里？

据苏阿德报告，围绕任铁峰的问题，中心县委几次对红二团进行改组。此前团长任铁峰时常跟政委叶飞冲突，不接受中心县委的批评，不接受党的指示，并几次以辞职威胁中心县委。按照党规，决不能允许枪指挥党。故中心县委把任撤职，但因代理团长无法调遣，只好又让任铁峰当团长，因此他“更加威风了”，无视党的指示，打与不打凭自己高兴。直到临时特委成立，终于决定以三营长赖金彪任团长，8月1日正式宣布。[2]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报告内容里没有潘伯成。

根据范式人同志的早期回忆，6月红二团扩编，叶秀藩任政治部主任，自己从三营政委升任团秘书长（参谋长）。[3] 赖金彪为三营营长，这个干部配备持续到8月1日任铁峰被撤职，赖金彪担任红二团团长职务以后，8月中旬叶秀藩、范式人带领独立二团的三营与红七军团领导人会面时仍担任二团职务，足证范式人同志对潘伯成的情况仍然最有发言权。

问题是，根据苏阿德同志给中央的报告，特委不是用潘伯成而是用赖金彪担任红二团团长，赖金彪时为三营营长，但是赖金彪升任团长前后，潘的历史踪迹全无，既无政治处分又无职务调动，而后突然在十一月以红二团团长身份牺牲。陡然让人对赖金彪、潘伯成究竟谁任团长产生疑问。根据苏阿德给中央的报告，红二团从8月前后，只被临时特委撤掉和新任各一名团长，但都不是潘伯成同志。

显然，从8月1日到11月2日，潘伯成同志有了一段人生空白，这段空白，通过范式人同志对战斗和潘伯成牺牲地点的描述，可以确定潘是在6月牺牲，这不仅可以解释因为潘伯成同志事实上已经牺牲，赖金彪方能接任团长，而范式人同志另外一段回忆，则解释了潘伯成临时担任过团长的史实：

“潘伯成当过独立二团团长，他当团长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讲是让潘伯成当二团团长，但还没有下正式的命令。他就在茜洋战斗中牺牲了。……这时独立师还没有成立，所以潘伯成是在独立师成立前牺牲的”。[4]

红旗报那篇报道显然因为战争环境里信息阻隔的原因而严重滞后，尽管因此引起后人的误解，但有人坚持后生之见，指责并肩参加战斗的团参谋长范式人的见证是“孤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党史编写中出现错误本不足怪，但是作为后辈之管见执意排除前辈亲历见证的典型案例，还是相当掉眼镜的。

对潘伯成同志牺牲的案例分析说明，范式人同志的多次回忆证明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驳不倒的证言。

关于几个主要党史人物的辨析就到这里。

另一个闽东党史的重大历史难题，是范式人同志对闽东特委下属二个办事处还是四个办事处的不同意见，修订意见中隐藏在折中表述建议后面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范式人同志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向党中央提交的报告，以及五十年代的党史忆述，都涉及闽东特委1935年8月在霞浦（柘荣）楮坪正式成立后，自己担任“特委驻苏区办事处书记”，阮英平担任特委驻游击区办事处书记，特委下属四个中心县委管辖14个县委。

1935年5月“全闽东紧急扩大会”，即临时特委紧急常委会召开时，只有叶飞、阮英平、范式人、许旺、苏敏丹五人。会议是在岗垅郑家坑而不是含溪召开。[5] 会议制定的主要任务和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苏区”。[6]

为了这项主要任务和基本方针，8月的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一致决定成立正式特委以后，特委决定为新区和老区的工作而设立特委游击区办事处和特委苏区办事处，常委阮英平和范式人各自兼任游击区和苏区办事处书记。

两区以赛河为界。叶飞同志说，赛江（即赛河）“把苏区分作两块，当时的主要地区在东岸”。[7] 范式人同志说，苏区办事处领导河东边的闽浙边地区，包括鼎平，霞鼎、福寿3个中心县委，任务是恢复老苏区；游击区办事处领导赛河西边的周墩中心县委，既发展新地区，也负责恢复老苏区。

两个办事处下辖四个中心县委，分别领导和执行特委一方面发展新区、一方面恢复老苏区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针。这就是范式人同志关于特委下属两个办事处的主管地区和工作管辖的叙述。[8] 这是主要斗争方针、总任务与组织管理分布的相应配合，是从上到下的立体式设置。范式人同志在晚年多次写信给缪慈潮同志都讲到特委苏区办事处问题的始末。

而叶飞同志的回忆则不同，他说，“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特委决定下设四个办事处(相当于地委)，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宁屏古地区办事处由阮英平同志负责，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由范式人同志负责，霞鼎地区办事处由许旺同志负责，鼎平地区办事处由郑宗玉同志负责”。[9] 可以看到，叶飞同志回忆四个办事处的回忆基点是各地区被分割的情况，不涉及各级中心县委和下属县委的分布、地位和管理关系，是几句笼统的叙述。

两个办事处和四个办事处的不同回忆，在表述上，大事年表和宁德一卷都采用了四个办事处，下属各植入一个中心县委和若干县委，回避范式人同志从1940年开始的、对两个办事处的多次表述，意在回避矛盾，但隐瞒了范式人同志的回忆。

更过分的是，范式人同志察觉到二稿中片面采用四个办事处的说法，采用折中的态度，建议回避两种观点的冲突，“只讲四个中心县委更切实一些。因为有两说，即二个办事处和四个办事处“。结果是此建议不被三稿采纳，可能是以为叶飞同志当时的官更大，对当年几个特委常委都知道的历史走向，因此有最后决定权。这种写法似乎多虑了，难道也慑于史家曾有的腐刑？

但是实际上，叶飞同志早就预见到，几位历史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可能因为存在个人差异而让研究人员很难定夺。叶飞同志借他与陈挺将军对南阳事件逃脱的不同记忆，特别告诫宁德党史办的同志们，“记忆力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不要强求一致。同一件事,你是这样讲,他是那样讲,后代人会去考证的,不然考证学哪里来呢?就没有考证学罗。都是同一个口径,有什么好呢?有不一致就有好处,这样后代人就会去研究。这是个建议吧。当然罗,差别太大时,可以去询问他,启发他,他如果还是坚持他的,就照他讲的写。文责自负吧,谁讲的谁负责,但是启发是有好处的”。[10]

文责自负，就要让人把话说出来。但范式人同志的所说所写，竟然不被采用说出。

闽东特委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组织系统的表述，从大事年表到宁德一卷，强求一致之处是存在的。党史只采用叶飞同志的回忆，排除、反对和隐藏范式人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拒绝了叶飞同志的告诫。因此，笔者响应叶飞同志当年的要求，要通过考证范式人同志的历史证言和相关资料，对同一件事不同说法后面的历史真相进行考证。

二个办事处和四个办事处的历史存在之争，关系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特委的组织架构。

1959年范式人同志的回忆是，“根据特委确定的‘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同时对内恢复老苏区’的总方针，于是成立了特委苏区办事处和特委游击区办事处”[11]，各县委分属于四个中心县委，这四个中心县委分属于苏区和游击区两个特委办事处，这是实现特委总方针的工作领导布局。

关于特委苏区办事处的存在是有历史文件支持的，1940年12月写于延安中央党校的《范式人自传》中有言，（1935年9月）“又调特委驻苏区办事处任书记”。在他晚年写给缪慈潮同志的多封亲笔信中，对此也做过反复说明。

与范式人同志1959年的回忆完全不同的是，1988年的《叶飞回忆录》，是回忆文章讲话中第一次提出闽东特委的组织结构是四个特委地区办事处的管理模式，不包括任何中心县委，对四个特委办事处与下属各县委的工作关系也不作表述。

叶飞同志在书中对党组织工作的回忆是，简单列出四个办事处的名称而已，而在对各县组织和斗争情况所掌握的深度方面，范式人同志1959年的回忆具有更多可信的实践内容，如福寿、霞鼎、寿泰等在苏区办事处领导下的工作范围和具体内容，对领导者姓名、任职时序表述清楚，具有一位密切联系基层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形象。

关于办事处设立的起因，1988年的《叶飞回忆录》认为，这四个办事处是“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而决定设立的，而1959年范式人同志回忆的两个办事处，是根据特委当时的工作总方针，“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同时对内恢复老苏区”而设立的。因地区分割而设立领导机构，县委就够了，在工作方针和各区任务而划分，就有新区和老苏区的布局，如同围棋的布局，具有掌控全局，深谋远虑的高度，与各地具体斗争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关联，指挥下属的中心县委，控制各县的斗争走向，特委分工，但大目标总任务完全一致。也可以退一步想，如果设四个办事处是特委的决定，那么特委常委范式人却在很多年前就报告特委成立了两个办事处，于是两位闽东革命领导人各自的回忆就有了无法解释的矛盾。

一生中经历过多次党内不同意见甚至激烈斗争的范式人同志，再一次采取 “和稀泥”的忍让态度，一方面维护党内团结，另一方面也坚持实事求是。因此，他的意见是避开二个办事处和四个办事处的争议，绕开对外在形式的回忆不同，强调“更切实一些”，既表现闽东特委主体结构从上到下的一体性，又给四个中心县委真实“名分”和历史地位，更给各中心县委具体领导的几个下属县委留下它们在党的历史中的真实地位。

对于范式人同志的意见，大事年表的权衡应该是非常辛苦，精心设计了一个试图调和两位领导人不同回忆的表述方案，把叶飞同志的四个办事处套住范式人同志的四个中心县委，这看起来是无可奈何的画蛇添足，却留下了无历史证据可证的致命破绽。

经过笔者的考证，现已发现范式人同志关于闽东特委下属组织结构的回忆表述，特别是特委下属苏区和游击区两个办事处是有充分历史证据的。

1988年出版的《叶飞回忆录》中对闽东特委下属四个地区办事处的说法，是阮英平负责的宁屏古地区办事处、范式人负责的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许旺负责的霞鼎地区办事处和郑宗玉负责的鼎平地区办事处。[12]

从历史资料的角度考证叶飞同志晚年的这一段回忆描述，查找文革以前编写的所有福安地委党史资料，包括叶飞、范式人、陈挺同志的早期回忆文章，称为特委办事处的只有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范式人同志1959年的访谈，对苏区办事处的说明是，“苏区办事处 （即特委寿宁办事处，后叫特委福寿办事处）由我兼任书记，苏区各县委书记为委员。”而特委寿宁办事处的存在，有1935年8、9月留下的36封中大部分署名“特委寿宁办事处”的信件为证。同时，文革前的党史资料中找不到叶飞同志所说的其它三个特委地区办事处的任何信息。

历史资料证明福寿中心县委、霞鼎中心县委、鼎平中心县委的存在。对于宁屏古中心县委，在范式人同志1959年的回忆中，是周墩中心县委的下属宁屏古县委，此次修订意见称之为周宁中心县委，因为周墩特种区已经改名周宁县。

1957年《霞浦党斗争历史概况1930-1949 》和《霞浦党斗争历史概况1930-1949》两篇早期资料，包括陈挺同志回忆文章中有关许旺同志的革命历史回忆，都没有特委霞鼎地区办事处的存在。

1957年7月《关于霞鼎中心县委活动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调查》，对霞鼎中心县委的斗争历史作了详尽的记叙，特别对许旺同志的生平作了介绍，全文没有任何特委霞鼎地区办事处的提法，倒有许旺同志“亲往寿宁向特委汇报”的情节。苏区办事处对霞鼎中心县委的此类领导关系，从刘英在1940年给中央的报告也有提到，他遇到正在霞鼎巡视工作的范拯民（即范式人），有过一夜长谈。

鼎平中心县委是叶飞同志亲自建立的，谢作霖和黄固生都是叶飞同志任命的，都曾属苏区办事处管辖。范式人同志后来干脆说鼎平中心县委的建立他根本不知道，也没有管辖。但是，当年浙南方面在福鼎肃反AB团杀害霞鼎工作人员的情况不断报告给范式人同志，范一再写信去而无效，最后请示叶飞，叶飞说把鼎平一带交给他们好了；[13] 林辉山同志回忆，刘英同志写信给范式人，要求闽东特委把霞鼎县的一个区划归给浙南的桐霞县领导。[14] 这两个事例说明当年范式人同志对鼎平中心县委下属福鼎县委的管理权限。在林辉山同志的回忆中只有福鼎县委和鼎平县委，直到闽东特委批准他转入浙南刘英部队时，都没有鼎平还有闽东特委地区办事处的回忆。

1957年12月1日《宁德党的斗争历史概况》，宁德县委的斗争历史没有看到特委地区办事处或者中心县委领导。可能是提供材料者的工作层级较低，不了解高层工作的内容。

在这种史料和党史表述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逻辑短缺，进一步表明闽东特委的组织系统研究至今都不完整，需要补充修正。

经过以上分析和考证，更多的历史证据指向特委设立的是两个办事处，而不是四个办事处，以此结构分别领导闽东根据地军民进入三年游击战争。

笔者的研究发现，特委设立两个办事处方能使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叙事逻辑得以完整和深化。

笔者认为，宁德一卷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出修订，在列出叶飞同志四个办事处观点的同时，平等列出范式人同志的二个办事处的组织序列，留给将来的人去考证。否则，把叶飞同志的四个办事处，生硬地套在范式人同志由二个办事处下辖的四个中心县委头上，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反而对叶飞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出背离。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范式人同志的第二稿修订意见中的观点，即闽东为全国最晚暴动建立的一个苏区，“存在时间仅一年”的判断。笔者认为“仅一年”是闽东党史研究一直沿用的自我定位，但是主观性很强，并非客观史实所能证明的结论，存有尚未深入研究和定性的历史事实，

闽东的确是全国最晚暴动建立的一个苏区，但是，存在仅一年的，是第一期（福安）和第二期（福安、连罗）延续相加、均号称为闽东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它们包括1.0版即福安中心县委成立的筹备处，2.0版即闽东临时特委成立的筹备处，目前通行的历史陈述是，以1934年10月25日闽东苏维埃首府柏柱被新十师占领，是为2.0版闽东苏维埃政府的结束。

笔者已经通过引用和分析范式人同志在纪念闽东苏区五十周年大会的发言，引用了国民党军给蒋介石委员长的四份电报，证明1935年2月马立峰牺牲之后，副主席叶秀藩立即接任主席职务，闽东苏维埃政府总机关因此迁往岗垅。曾在麻竹宅建立第一个苏维埃乡政府。叶秀藩与范式人一起商讨今后的斗争方向和策略，向闽浙边发展扩大闽东苏区，叶飞同意他们的计划，并留下独立师二团归叶秀藩指挥。但是5月24日叛徒带领国民党军包围突袭闽东政府总机关驻地官宅，双方激烈枪战中，叶秀藩和三十多名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三人被俘。2.0版这才真正结束。

但是，2.0版的闽东苏维埃政府1935年5月24日在岗垅被敌摧毁，只是对闽东苏维埃创建和延续时间的历史修正，仍还有不少不确定和不完整之处，其最大的不足就是忽视了3.0版的闽东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存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东军政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分布于闽东各县，而这一苏维埃运动的军政一体的变形体制，保持着中国苏维埃运动、共产党政治理念和军事力量一致的特委、独立师、苏区及游击区结合一体的管理体制，坚持斗争到1937年12月31日在《福建民报》等报纸公开刊登《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宣告改变闽东红军番号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取消中华苏维埃闽东军政委员会组织、停止争夺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的游击战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与财产的政策这四项全新决定，闽东苏维埃运动才闭上历史的帷幕，进入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决战和牺牲到底的统一战线时期。

毫无疑问，苏区向少量苏区和广阔游击区的转变，苏维埃政权从代表大会民主制政府，向共产党领导的以苏维埃运动为旗帜的军政一体化政府“军政委员会”的转变，既是叶飞、范式人同志曾经身处的斗争实践，也是后代对闽东革命史必须重新认识的部分，这需要更多的人力、时间和资源去考证和梳理成章，笔者愿意以个人之力，完成范式人同志本来可以深化对历史认知的使命，但是深感断难独自完成这一任务。

由于建政以后闽东党史研究工作多年来在史料和历史背景的分析理解均有所局限，尽管闽东苏区和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面貌和政治含义原本可以更加丰富和清晰，但是由于闽东苏维埃区域和政权的存续问题方面存在的党史疑难，长期以来已经衍变为一个庞大的和需要更多时间去解析和重构的问题，笔者因此期盼更多的专家和研究者，从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线索中发掘出含义丰富的闽东苏维埃历史原貌。

笔者相信，1984年出版的《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至今仍是闽东党史编写的最高成就。但是老一代党史工作者期盼未来的正史更加客观完整全面的意愿仍旧没有实现。察看四十年后的“宁德一卷”对大事年表的准确陈述进行的公开而无史据的改动，就会感到党史前辈工作者基于扎实的资料调研和认真分析所获成果，凸显出自身的重要价值。宁德一卷的史料不足和论证缺陷，也因此而高下立显，相形见拙。

尽管闽东党的早期领导人范式人同志对二稿的修订意见至今还有几件被无理排除，如本文揭示和分析论证的、围绕潘伯成同志牺牲的那些历史谜团，如真实的闽东特委下属结构的真实记录，但这是大事年表的文章体式的简练特点所许可的。然而，不料编到党史正本时，连大事年表本身正确的叙事都要予以变乱，把对的改成错的，把错的改成对的，那种自信显得不只是盲目。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于福安县委的成立，大事年表已经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作出福安县委成立于1930年下半年的最早时间判断，为此至少经过了七朔其源的注解，作过并注解出自己反复求证的依据和权衡，但是，宁德一卷竟可以将其完全否认，断言福安县委成立于1929年8月，而且无需任何信证可言！每思及此，便有了与九斤老太同理的共情，这如果不是历史的循环，那就是人性的松散吧！

2025年6 月26 日 于西窗东临书屋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