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知政事”看唐宋风云：权力中枢的政治密码

摘要：参知政事这一官职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唐初，统治者为强化中央集权，精心构建了一套严密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便是其中的核心架构。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三省长官虽肩负宰相之责，但皇帝对宰相权力的把控极为严格，不会轻易将宰相之位授予他人。于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同时也为了

参知政事这一官职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唐初，统治者为强化中央集权，精心构建了一套严密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便是其中的核心架构。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三省长官虽肩负宰相之责，但皇帝对宰相权力的把控极为严格，不会轻易将宰相之位授予他人。于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同时也为了分散宰相权力，皇帝常常会给其他官员加上 “参知政事” 等头衔，使其得以参与政事堂议事，由此，参知政事应运而生。

从职责上看，参知政事最初属于宰相的临时差遣名目，主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国家重大政策的讨论与制定。这些被授予参知政事头衔的官员，通常具备深厚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卓越的才能，他们能够凭借自身优势，为皇帝提供多元的决策视角和专业的建议。比如在一些重大的经济改革、军事战略制定等事务中，参知政事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与其他官员共同商讨，从而制定出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

在唐朝政治制度中，参知政事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它起初并非正式官位，但能进入政事堂参与议事，就意味着踏入了权力核心圈层，成为宰相群体的重要一员。他们的存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宰相权力，有效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如宰相专权等情况；而且还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不同背景和专长的官员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各抒己见，相互补充，使得朝廷的决策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到各种因素，贴合国家和民众的实际需求。

到了宋朝，参知政事迎来了更为关键的发展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鉴于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藩镇割据严重，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避免宰相权力过大威胁皇权，于乾德二年（公元 964 年）正式设立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宰相的副职。

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较低，权力有限，主要职责是协助宰相处理日常政务，如参与文书起草、政令传达等基础工作。他们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办公地点与宰相紧密相连，在政务处理中更多地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而且，参知政事不掌印信，也不能单独面见皇帝奏事，在朝堂之上的站位也在宰相之后，甚至连俸禄都只有宰相的一半，各方面都显示出其与宰相之间的巨大差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知政事的权力逐渐发生变化。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宋太祖出于对宰相赵普权力过大的担忧，开始有意提升参知政事的地位。这一年，朝廷下诏允许参知政事与宰相在政事堂共同商议政事，从此，参知政事获得了与宰相共同议政的权力，开始参与到国家核心政务的决策过程中。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宰相独揽朝政的局面，也使得参知政事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为了制衡宰相权力的重要力量。

此后，参知政事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至道元年（公元 995 年），朝廷再次下诏，规定参知政事与宰相轮流执掌印信，这一规定标志着参知政事在权力上与宰相几乎平起平坐，实际权力和礼遇都达到了与宰相相当的水平。此时的参知政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宰相副手，而是真正成为了朝廷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与宰相共同构成了朝廷的最高行政机构。

宋仁宗时期，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行 “庆历新政”，这是参知政事权力和影响力的一次集中体现。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大胆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发展经济等，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尽管 “庆历新政” 最终因触动保守派的利益而失败，但范仲淹在推行改革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权力和地位，充分证明了参知政事在宋仁宗时期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能够主导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主持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凭借参知政事的职权，积极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参知政事的权力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安石能够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行变法，对朝廷的决策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在宋神宗时期，参知政事的职权和礼遇达到了巅峰，在特殊时期甚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范仲淹，这位北宋时期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出生，自幼命运多舛，两岁时父亲离世，母亲无奈改嫁，他也随之改名为朱说。然而，生活的困苦并未磨灭范仲淹的志向，反而激发了他奋发图强的决心。他深知，唯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心中的抱负。在醴泉寺寄宿读书期间，范仲淹每日 “断齑画粥”，生活极为清苦，但他始终坚持刻苦攻读，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汲取养分，为日后的从政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范仲淹科举及第，踏上了仕途之路。他先后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兴化县令、秘阁校理等职务，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他关心百姓疾苦，积极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如在兴化县令任上，他组织民众修筑海堤，有效抵御了海水的侵袭，保护了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和赞誉。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年），北宋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内部，官僚机构臃肿，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外部，辽和西夏不断侵扰边境，战争频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这关键时刻，范仲淹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等志同道合之士共同推行改革，史称 “庆历新政”。

范仲淹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北宋王朝的现状，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于是，他向宋仁宗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在政治方面，他主张 “明黜陟”，严格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降，以激励官员积极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通过恩荫等特权进入仕途的途径，减少冗官现象，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在经济方面，范仲淹提出 “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使官员能够廉洁奉公，减少贪污腐败现象。在军事方面，他建议 “修武备”，加强军队建设，选拔有才能的将领，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应对辽和西夏的威胁。在教育方面，范仲淹主张 “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注重选拔具有真才实学和实际能力的人才，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官员。

然而，改革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范仲淹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对新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和阻挠。这些保守派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不惜编造各种谣言，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滥用职权，给新政的推行制造了重重障碍。在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下，宋仁宗开始动摇，逐渐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庆历五年（1045 年），范仲淹无奈自请赴地方任职，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虽然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的改革精神和政治抱负却永远值得人们铭记。他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直面北宋王朝的种种弊端，勇敢地提出改革方案，试图改变国家的命运，这种精神激励着无数后人。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范仲淹的一生，是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高尚情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

欧阳修，这位北宋时期的杰出人物，于景德四年（1007 年）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他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慧，四岁丧父后，家境贫寒，母亲郑氏以荻杆为笔，在沙地上教他写字，欧阳修凭借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刻苦努力，自幼饱读诗书，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欧阳修进士及第，由此踏上了仕途之路。他在政治生涯中，始终秉持着公正、忠诚的原则，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为北宋的政治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然而，欧阳修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多次被贬。第一次被贬是在景祐三年（1036 年），当时范仲淹因批评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被贬饶州。欧阳修挺身而出，为范仲淹鸣不平，指责谏官高若讷身为谏官却不履行职责，不敢为范仲淹说话，结果也被贬为夷陵县令。第二次被贬发生在庆历五年（1045 年），范仲淹推行 “庆历新政” 失败，欧阳修作为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滁州知州。后来，在至和元年（1054 年），欧阳修因被诬陷与外甥女张氏有不伦之情，再次被贬出京，担任同州知州，虽然后来在宋仁宗的干预下，改知颍州。

尽管仕途坎坷，但欧阳修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学追求。嘉祐六年（1061 年），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这一职位使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任参知政事期间，欧阳修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积极参与国家决策，为朝廷举荐了许多优秀人才，如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等。他荐人出以公心，外举不避仇，即使是与自己政见不同、曾经有过矛盾的人，只要有才能，他都毫不犹豫地向朝廷推荐，这种公正无私的品质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大力倡导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当时盛行的浮靡文风，主张文章要有用于当世，要反映现实生活。在他的努力下，北宋文坛的风气为之一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如曾巩、苏轼、苏辙等，他们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和提携，成为北宋文学的中坚力量。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涵盖了散文、诗词等多个领域。他的散文风格独特，语言简练，结构严谨，情感真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醉翁亭记》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文章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了滁州醉翁亭周围的山水风光和作者的闲适心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这句名言更是千古流传。他的诗词作品也独具特色，诗歌风格多样，或雄浑豪放，或清新婉约，如《戏答元珍》中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通过对山城早春景色的描写，抒发了自己被贬后的寂寞心情；词则多写爱情、离别等题材，情感细腻，意境深远，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中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深闺女子的孤独与寂寞。

此外，欧阳修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贡献，他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这两部史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其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这位北宋时期的风云人物，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庆历二年（1042 年），王安石进士及第，从此踏上了仕途之路。在地方任职期间，王安石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亲眼目睹了北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官僚机构臃肿、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军队战斗力低下等。这些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北宋王朝必须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这一任命，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改革思想和理念付诸实践。在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后，王安石迅速组建了变法团队，开始全面推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为此，他推出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涵盖了经济、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在经济方面，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提供贷款或谷物，农民收获后偿还，并加收 20% 的利息，这一举措既有效防止了高利贷的盘剥，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农田水利法鼓励人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免役法（募役法）允许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人服役，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根据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让官僚、地主也依法纳税，有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政府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不仅稳定了物价，还限制了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按照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的原则采购物资，有效调节了供需平衡，降低了政府的采购成本。

在军事方面，保甲法将农民组织起来编为保甲，平时负责地方治安，战时则编入军队作战，这一措施既加强了地方治安，又提高了军队的后备力量；保马法鼓励百姓自愿申请养马，富户养两匹，由政府拨给官马或给钱自购，通过这种方式，改善了马匹的饲养和管理，提高了马匹的质量和数量，为军队提供了更好的装备；将兵法在北方各路设 “将”，作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和管理，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兵器，严格把控武器质量，确保军队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

在教育方面，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注重选拔具有真才实学和实际能力的人才；同时，他还大力整顿太学，推行三舍法制度，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德表现，将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和晋升机会，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然而，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阻力。保守派官僚贵族们对变法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严重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如青苗法损害了高利贷者的利益，方田均税法侵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市易法影响了商人的利益等。这些保守派官员在朝廷中拥有广泛的势力和影响力，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攻击变法，制造舆论压力，试图阻止变法的推行。

除了保守派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一些地方官员在执行变法措施时，由于理解偏差或出于私利，对变法进行了歪曲和滥用。例如，青苗法本意是为了帮助农民解决资金困难，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强行向农民贷款，甚至提高利息，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免役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官员在征收免役钱时，标准不统一，存在乱收费的现象，使得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心，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动荡。

随着变法的深入推进，宋神宗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起初，宋神宗对变法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希望通过变法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重振北宋王朝的雄风。然而，随着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涌现，以及保守派的持续攻击，宋神宗开始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担心变法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危及北宋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逐渐减少了对变法的支持力度，开始在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寻求平衡。

在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和宋神宗态度转变的双重压力下，王安石的变法之路变得异常艰难。熙宁七年（1074 年），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保守派趁机将天灾归咎于变法，对王安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宋神宗也开始对变法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最终，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变法遭受了重大挫折。

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试图继续推行变法。然而，此时的变法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吕惠卿等变法派骨干为了争夺权力，相互倾轧，使得变法派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虽然努力维持变法的局面，但变法已经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熙宁九年（1076 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这对王安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最终，他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了政治舞台。

元丰八年（1085 年），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因病去世，宋哲宗即位。由于宋哲宗年幼，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上台后，迅速将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尽数废除，史称 “元祐更化” 。至此，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尽管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法过程中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王安石以其坚定的改革信念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的事迹和思想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辽、金两朝，基本承继宋制，也设置了参知政事这一官职。在辽代的政治体系中，参知政事在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国家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与其他宰执官员共同维护着辽代政权的稳定运行。而在金朝，参知政事同样肩负着辅助宰相、参与朝政的职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元朝时期，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参知政事依旧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在中书省中，参知政事位于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之下，主要负责协助上级官员处理政务，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在各行中书省，也设有参知政事一职，他们负责地方政务的管理和执行，是元朝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到了明朝洪武九年（1376 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对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行中书省被废除，参知政事这一官职也随之消失。朱元璋将原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行政、司法和军事，从而大大削弱了地方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清朝时期，虽然没有直接设立参知政事这一官职，但协办大学士有时会被美称为参知。不过，此时的协办大学士已与唐宋时期的参知政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更多地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职，并没有实际的权力。清朝的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军机处和内阁，协办大学士在其中主要起到辅助和顾问的作用。

参知政事这一官职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断演变和完善的重要体现。从唐朝的初设，到宋朝的鼎盛，再到辽、金、元的沿用，参知政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为皇帝提供了更多的决策建议和政务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宰相的权力，促进了政治权力的平衡和稳定。同时，参知政事的设立和发展，也为后世的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