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我才18岁，从北京城里来到西北戈壁，成了铁道兵文工团的一名女兵。
《铁轨上的青春》
＂李梅，你这个城里姑娘，能在咱铁道兵吃得了这个苦吗？＂
这话是我1972年12月刚到部队时，程玉柱班长问我的。
那时候，我才18岁，从北京城里来到西北戈壁，成了铁道兵文工团的一名女兵。
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我站在营房门口，望着远处蜿蜒的铁轨，心里没底。
西北的冬天比北京冷得多，那天，北风刮得猛，气温零下三十多度，我穿着新发的棉军装，手指冻得发红，脚趾头都快没知觉了。
＂城里来的娇小姐，怕是扛不住喽！＂宿舍里有人小声嘀咕。
我咬着牙，不吭声。
临行前，爹妈送我来当兵，爹红着眼圈说：＂闺女，到了部队，啥苦都要吃得了，别给咱北京姑娘丢脸。＂
。＂
我铁了心要去，在知青点就听说了铁道兵的故事，那种在荒原上筑起钢铁通途的豪迈让我向往。
可真到了部队，才知道想象和现实差得远呢。
第一天军训，五公里越野，我跑到一半就蹲在路边喘粗气，脚后跟磨出了血泡，疼得直冒冷汗。
程班长跑回来，蹲在我面前：＂李梅，铁道兵没有完不成的任务，这点路都走不完，以后咋去戈壁慰问战友？＂
她的话像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抹把脸上的汗，咬着牙站起来，一瘸一拐跟着跑完全程。
回到宿舍，掀开鞋袜，脚上磨出了两个大血泡，已经破了，渗着血水，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可我没叫一声疼。
晚上叠被子，我怎么也叠不出那个标准的＂豆腐块＂。
程班长见状，走过来接过我的被子，三下五除二就叠得方方正正：＂手要稳，心要静，就跟唱歌一样，得有节奏感。＂
她手把手教我，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那几天，我的手上起了冻疮，红肿疼痛，可我不敢松懈。
半夜起来上厕所，我偷偷练习叠被子，屋里冷得要命，手指僵硬得几乎不听使唤，我哈着气暖手，直到手指冻得发麻才回去睡。
白天训练，晚上还要参加文艺排练。
我从小就爱唱歌，在北京的学校里也是文艺积极分子，可到了这儿，才发现自己啥也不是。
文工团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个个多才多艺，唱歌跳舞样样在行，我这个新兵蛋子只能打打下手。
有天练到半夜，我偷偷问程班长：＂程姐，你说我这样的，在文工团有出头之日吗？＂
程班长正在补袜子，闻言抬起头来，灯光下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透了我的不安：＂傻丫头，谁还不是从新兵开始的？只要肯吃苦，肯学习，就一定能行。＂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躲在厕所里练嗓子，生怕吵着别人。
可再怎么练，团里的节目也轮不到我这个新兵蛋子挑大梁。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文工团接到紧急任务，要赶赴前线慰问修建新线路的战士。
排练中，我原本只是个伴舞的小角色，负责衬托主角小柳，没想到排练前一天，小柳嗓子发炎，疼得说不出话来。
团长田大河一看情况不妙，目光在队伍里扫了一圈，突然指着我说：＂李梅，你来试试这个独唱。＂
我吓得脸都白了：＂团长，我...我不行吧？我才来一个月，还没准备好呢！＂
田团长拍拍我肩膀，笑了：＂听程班长说，你半夜偷偷练歌，别以为我不知道。就冲你这股劲头，给你个机会。＂
我没想到程班长一直在观察我，心里既感动又紧张。
我赶紧跑去医务室看望小柳，她躺在床上，脸色发白，见我进来，强打精神笑了笑：＂李梅，听说团长让你顶我的班？别紧张，你嗓子条件比我好，肯定行。＂
我内心忐忑不安：＂小柳姐，我怕砸了咱们团的牌子啊！＂
小柳摇摇头：＂别想那么多，就想着台下的战士们，他们在戈壁滩上盼着咱们呢！＂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合眼，一遍遍练那首《铁道兵之歌》。
嗓子都快冒烟了，还在练。
三天三夜，我就像着了魔一样，连做梦都在唱那首歌。
临出发那天，突然来了场沙尘暴。
大巴在风沙中摇摇晃晃走了六个小时，能见度不到十米，司机王师傅眯着眼睛，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暴起。
到达目的地时，我们都成了＂泥人＂，头发里、耳朵里、衣服缝里全是沙子，又痒又难受。
演出地点是工地旁搭的简易棚，棚顶是油布，沙尘暴把棚顶掀开了一角，钢琴键盘里全是沙子，手风琴也进了沙，发出沙沙的怪声。
＂这咋演啊？条件这么差，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
田团长环顾四周，眉头紧锁，但很快舒展开来：＂同志们，咱们的战友们顶着风沙修铁路，咱们连个演出都做不了？把棚子修好，乐器擦干净，演出按时进行！＂
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有的爬上房顶修补油布，有的清理乐器，有的整理舞台。
我心里七上八下，手心全是汗，这可是我第一次挑大梁啊！
田团长看出我的紧张，走过来拍拍我肩膀：＂李梅，别紧张，唱给战友们听，就跟在家里唱一样。＂
那晚，我站在用木板搭起的简易土台子上，台下坐满了战士。
我的心咚咚直跳，可当我看到台下那一张张晒得黝黑、布满风霜的脸，突然不紧张了。
他们中有人穿着打着补丁的军装，有人手上裹着纱布，有人脸上还带着风沙的痕迹，都是刚从工地上赶来的。
一个老兵的眼神特别让我记住，那是一种期待和渴望，像是久旱的禾苗盼着雨水。
我深吸一口气，唱起来，声音清亮地传向远方：＂铁道兵，铁道兵，筑路大军威名扬...＂
歌声在简陋的棚子里回荡，我唱得热泪盈眶，因为我看到台下的战士们有的在默默擦泪，有的在跟着轻声哼唱。
唱完后，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兵走上来，声音哽咽：＂小同志，你这歌唱到我心坎里了！我在这戈壁滩上整整十年了，听过不少文艺演出，就属你唱得最真！＂
那一刻，我懂了文艺兵的意义。
我们不是来表演的，我们是来传递力量和温暖的。
一个月后，我们文工团又深入到更偏远的工地。
这里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周围全是戈壁荒滩，偶尔能看到几棵骆驼刺和红柳。
一场演出结束后，我留下来帮忙收拾道具，其他人都先回驻地了。
收拾完后，我去帮忙打水，迷了路。
天色渐暗，风沙又起，我心里有点发慌，在戈壁滩上转来转去，找不到回去的路。
正在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个低矮的土坯房，炊烟袅袅，在暮色中格外醒目。
我快步走过去，希望能问问路。
＂姑娘，快进来！这天儿又要变了！＂门里探出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她裹着厚厚的棉袄，脸被风沙吹得通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大娘，当地人都叫她＂戈壁妈妈＂。
她今年五十多岁，身材瘦小，脸上的皱纹像戈壁上的沟壑一样深，但眼神却很明亮，像星星一样。
刘大娘的屋子虽小，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土炕上铺着打了补丁的花被，墙上挂着一张年轻军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摆着一顶军帽和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
＂大娘，我是铁道兵文工团的，今天来演出，迷路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
刘大娘笑了：＂我知道，我看了你们的演出，你唱歌真好听。＂
她端给我一碗热茶，茶水冒着热气，泛着淡淡的草药香。
＂喝吧，暖和暖和，一会儿风停了，我送你回去。＂
我捧着热茶，眼睛不自觉地看向墙上的照片。
＂那是我儿子，小峰。＂刘大娘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语气平静中带着深深的思念，＂三年前，他在铺轨时牺牲了，才22岁。＂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喉咙发紧。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没事的。＂刘大娘笑了笑，＂他走后，这些铁道兵战士就都成了我的儿子。他们比我儿子还要辛苦啊。＂
原来，小峰牺牲后，团里要安排刘大娘回老家，她不肯走，就留在戈壁滩，给战士们做饭、洗衣、缝补。
＂夏天，这儿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骨头都快裂了。战士们在这环境下还得干活，我这老婆子能做啥？就给他们做点吃的，洗洗衣服。＂
她说这话时，眼神里满是骄傲和坚定。
我听着，不由得想起自己刚来时的娇气和不适应，心里有些惭愧。
＂大娘，您...不恨命运不公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刘大娘摸摸我的头，手指粗糙但很温暖：＂傻姑娘，啥公不公的。我儿子为国家修铁路，我照顾他的战友，这不挺好吗？＂
她讲起了小峰生前的事，怎么从一个城里娇生惯养的孩子变成铁道兵的好战士，怎么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下来。
＂他刚来时，比你还娇气呢！＂刘大娘笑着说，＂头一回吃到我做的窝头，差点没吐出来。可后来啊，饿了，啥都香。＂
我听着，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敬佩。
第二天早上，我准备回团里，可刘大娘突然发起高烧，烧得满脸通红，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她家离医院太远，道路又不好走，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她，也帮着给驻地的战士做饭。
我给团里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团长让我安心照顾刘大娘，说三天后再来接我。
老人家病着还惦记着战士们的伙食：＂面和稀点，战士们干活出汗多，晚上回来口干，喝稀饭解渴。糖放多点，他们干活费劲，补充体力。＂
我按照她的指示，和面、生火、炒菜，忙得团团转。
刚开始笨手笨脚，差点把锅底烧穿了，后来慢慢熟练起来。
战士们下工回来，看到饭菜，都夸我：＂小文艺兵，手艺不错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都是刘大娘教的。＂
三天里，我跟着刘大娘学做饭、洗军装，也听她讲了许多铁道兵的故事。
她给我看了小峰的日记本，里面记录着铁道兵如何在零下四十度的环境中铺设钢轨，如何用血肉之躯丈量戈壁。
有一段话我至今记得：＂今天铺了两公里轨道，手指冻裂了，钢轨烫得发红，一挨上就是一道血痕。师傅说，咱们的血肉是铁轨的底色，这话真好啊。＂
小峰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中的热情。
等文工团的人找到我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创作一个节目，讲述刘大娘和铁道兵战士的故事。
回到团里，我向田团长提出了创作《戈壁母亲》的想法。
田团长听完，沉思片刻，点点头：＂好题材，可你行吗？这可不是唱一首歌那么简单，要写词、配乐，还得编排舞蹈，你有这个能力吗？＂
＂我一定行！＂我攥紧拳头，心里虽然没底，但决心已定。
团长看我这股劲头，笑了：＂好吧，给你一个月时间，如果拿不出成果，就放弃这个想法。＂
接下来两个月，我如同着了魔一样投入创作。
我多次穿越风沙回访工地，收集第一手的故事。
有一次迷路，在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天，嘴唇干裂，脸被风沙刮得生疼；还有一次，为了体验战士们的感受，我试着扛钢轨，结果差点闪了腰，疼得几天下不了床。
程班长看我这样，直摇头：＂李梅啊李梅，你这股拼劲儿是好，可也得注意身体啊！＂
我嘿嘿一笑：＂程姐，你不是说过，铁道兵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吗？＂
团里的老艺术家孙师父被我的热情打动，主动来指导我：＂李梅，不要只看到艰苦，更要表现铁道兵在困境中的乐观与坚韧。戈壁母亲的伟大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细微处见真情。＂
我改了又改，写了又写。
从朗诵到舞蹈，从音乐到背景，每个细节我都亲自参与。
半夜三更，营房里还亮着我的灯。
战友们都支持我，有人帮我收集资料，有人给我送热水，还有人默默地帮我缝演出服。
小柳嗓子好了后，主动来找我：＂李梅，我想参加你这个节目，我来唱插曲吧。＂
团里的老兵张大壮，平时沉默寡言，听说我在创作关于铁道兵的节目，二话不说给我讲了一整晚他的经历，那些故事让我泪流满面。
离演出还有三天，我在彩排中突然晕倒了。
累的，也饿的。
为了赶节目，我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一天就啃几个馒头，喝点开水。
醒来时，程班长和几个战友围在床边，每人手里攥着半个馒头。
＂你饿坏了，＂程班长把馒头塞给我，眼圈有点红，＂大伙儿都匀出来一点，你赶紧吃。＂
那半个馒头，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食物。
咬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知道，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定量的，他们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我，意味着他们今天要少吃一点。
＂别哭啊，大姑娘哭鼻子像什么样子。＂程班长假装生气，＂赶紧好起来，节目还等着你呢！＂
1973年春节，《戈壁母亲》在师部大礼堂首演。
我演刘大娘，从年轻到垂暮，从失去儿子的痛苦到抚养一群＂儿子＂的坚强。
舞台上，我们用舞蹈和音乐重现了小峰牺牲的场景，刘大娘痛不欲生却又坚强站起来的转变，以及她如何在戈壁风沙中成为战士们的精神支柱。
台下坐满了首长和战士，掌声一阵接一阵。
演出结束鞠躬时，我在最后一排看见了刘大娘。
不知是谁把她接来的，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穿着朴素的蓝布棉袄，脸上挂着泪痕。
我跑下台，穿过人群，抱住了她：＂大娘，您来啦！＂
她拍拍我的背，声音有些哽咽：＂好姑娘，你把我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真好。＂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不是因为演出成功，而是因为我找到了作为文艺兵的价值和意义。
演出反响极大，很快，《戈壁母亲》在全师范围内巡演，然后是全军，甚至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刘大娘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从一个懵懂的新兵，逐渐成长为团里的文艺骨干。
有人问我是怎么想到创作这个节目的，我总是说：＂是刘大娘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和坚强。＂
岁月如梭，1985年，铁道兵改编为铁道建设兵团，我作为老兵代表参加了最后一次军旅文艺汇演。
在天安门广场的舞台上，我又一次演出了《戈壁母亲》。
这一次，我的心情特别复杂。
台下坐着新一代的建设者，他们也许不知道铁道兵当年的艰苦，但那种精神会通过我们的表演传递下去。
演出结束后，一个年轻记者采访我：＂李梅同志，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戈壁母亲》，有什么感受？＂
我想了想，说：＂刘大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母亲的缩影，她们默默奉献，坚韧不拔。铁道兵的精神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不畏艰难，勇往直前。这些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演出结束，我回到住处，翻开日记本，写道：＂铁轨连接的不只是地域，还有人心。当年程班长问我能不能吃苦的时候，我没想到这条路会走这么远。如今回望，那段岁月教会我，青春的价值不在华丽的舞台，而在于能为他人点亮前行的路。铁道兵的旗帜虽然改变，但那种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的生命里。＂
写完这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北京的灯火。
这么多年过去了，程班长转业回了老家，听说在火车站当了站长；小柳进了中央文工团，成了有名的歌唱家；田团长已经退休，隐居在西北老家。
至于刘大娘，在我离开铁道兵前去看望过她，那时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依然坚持在战士们中间忙前忙后。
。＂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看到电视里飞驰的列车，我就会想起戈壁上的那段岁月。
想起刘大娘粗糙的手，程班长严厉又温柔的眼神，战友们分给我的半个馒头。
我已不再年轻，鬓角也添了几缕银丝，但每当听到有人问：＂李梅，你这个城里姑娘，能在咱铁道兵吃得了这个苦吗？＂
我都会笑着回答：＂能！因为我，已经在那片热土上，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