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8日，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妇联界别小组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右）接受记者采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月8日，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妇联界别小组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右）接受记者采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饭圈”乱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追星本质上反映了青年渴望获得精神引领和心灵慰藉的需求，应该被正视。她建议，青年要增强内心力量，多读书，形成自己的真实看法；偶像则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让青年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希望。

每个时代都有榜样。有些思政课教师发现，在课堂上讲述一些榜样事迹时，不少学生表示离自己的生活太遥远，他们更倾向关注个人的“小确幸”。年轻人对榜样的选择，映射出其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当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榜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周围围

蒙曼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福平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

晏青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高超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主持人：榜样与偶像有什么区别？有些青年将颜值、流量作为榜样选择的标准，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蒙曼：一些年轻人对偶像有着过度的偏爱，不管偶像做什么，都无条件认同；同时，也有一些年轻人渴望拥有力量去保护偶像，这与传统意义上对待榜样的态度有所不同。以往，我们从传统榜样身上汲取美好品质，以此激励自己变得更好，但现在，部分年轻人并非如此，他们试图通过保护偶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由此引发了“饭圈”的一些乱象。不过，从本质上讲，“追星”反映了青年渴望获得精神引领和心灵慰藉的需求，应该被正视。

认真生活，其实就是“榜样”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当他认真地对待工作、家庭、友情，以及身边的一草一木，就能够给青年一种恒定的引领。当年轻人知道他的偶像在一步一步朝上走，一点一点超越自己、完善自己，无论是对偶像本身，还是对他想要引领的年轻人，都是一种极为正面的力量。

晏青：榜样提供了一种行为的模板，帮助个体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方向，这个过程也能满足人类对群体归属的需求。对个体而言，榜样的成就或品质激励我们满足某种诉求、追求自我提升和成长。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许多人感到迷茫或缺乏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榜样为人们提供了稳定性和明确的方向感。追随榜样意味着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一种规范或指南，帮助个体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并作出决策。

偶像通常是引发强烈情感崇拜和仰慕的对象，更多与感性崇拜和心理投射相关。而榜样通常被视为值得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强调其行为、成就或品质对个人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提供方向、激励成长、促进自我提升。颜值、流量往往是消费主义话语包装的结果，是一种短期功利主义心态的表现，追求短期曝光和即时回报，而忽视长期努力和深层积累，忽视内在品质（如才华、努力、品德），造成人们审美的单一化和肤浅化，社会、媒体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会导致价值扭曲、劣币驱逐良币。若传统榜样完全被边缘化，年轻人可能失去与历史和集体价值的连接，削弱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高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范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个人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崇拜、向往之情，并在此基础上“自觉”跟随、效仿。这就是榜样的意义，发现光、追寻光，继而成为光。

关于榜样和偶像的认知，用学生们的话来说，大抵包括“一个在天边，一个在眼前”“一个是精神灯塔，一个是情感依赖”“一个用来学习，一个用来喜爱”……虽不苛求概念的严谨，却能够看到其中的不同期待，两个概念所折射出的含义，呈现出时代话语和代际视角的差异性。学生们更爱用偶像，大概是觉得榜样赋予了更多“规范性”，内含了完美、崇高、宏大，而偶像恰恰如同友人，就在身边，更加可触可感，甚至共享悲欢。

当然，褪去概念的外衣，学生们心里的榜样与偶像并非我们贴上的简单标签，关键在于要模仿的是什么。在崇拜和追随的背后，是对其所承载价值的认可和信服。有一次思想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有位同学用青年毛泽东的“追星记”，讲述了偶像的意义，更让我们看到了鲜活可爱的领袖风采。这里，偶像和榜样就在精神内核上实现了一致，体现了榜样人物发挥引领力的关键在于价值魅力。

主持人：这一代年轻人在选择榜样时呈现出哪些特点？这反映了怎样的代际特征？

晏青：我发现，有一些大学生对道德型榜样接受度较低，完美的道德榜样往往被质疑为“理想化”宣传，且与个人目标（如就业等）关联性弱。另外，一些“砖家”现象引发舆论争议、精英形象被祛魅，也影响了知识型榜样的接受度。而对成功型榜样（如企业家、科学家）、娱乐型榜样（如明星、网红）往往接受度较高，因其能满足情感需求、自身的职业规划等个体现实诉求的实现。

与上几代人相比，当下的青年更关注娱乐明星、商业领袖，更倾向于个体需求、个性化、娱乐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代际特征”。比如，“Z世代”生活在物质丰裕和信息爆炸时代，更能够自由地自我表达、选择多元价值观，更注重自身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

高超：当代年轻人善于从不同角度欣赏各种类型的榜样，并从中汲取力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逝世时，很多学生对其进行缅怀，赞颂其“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崇高品格；DeepSeek“出圈”时，不少人在对创始人梁文峰的好奇中，树立刻苦钻研、创新进取的精神品质；奥运健儿黄雨婷靠“笔杆子”再次获奖时，一些青年在其撰写的《用执着成就梦想 用拼搏定义青春》中找到共鸣。青年的榜样可以是时代洪流中的伟大建设者，也可以是平凡生活中的坚毅奋斗者。

当然，不可否认，高颜值偶像、流量偶像的流行是生物本能、消费文化等作用的产物，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否定审美偏好、遏制流量，而在于如何抓住青年对“颜值”“流量”的关注，将颜值、流量转化为积极可运用的抓手。流量偶像的正能量转化，本质上是数字文明语境下的价值导引过程。唯有实现价值赋能，“饭圈”文化才能进化为价值共同体，流量偶像便能真正成为连接个体理想与时代精神的桥梁。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有些年轻人觉得“传统榜样离自己很遥远”“只想专注于自己的小确幸”这种现象？

陈福平：从社会学角度，这个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对个体化、即时满足和独立性要求的增强。这里面有社会变迁大环境的影响，可以理解。但教师应该采取措施及时在课堂中加以引导：一是将榜样教育具体化和生活化，比如通过讲述学术榜样的成长经历、努力过程等，让学生看到那些遥不可及的模范也是逐渐成长的，缩短与榜样的心理距离；二是引导学生发掘身边的榜样，关注身边那些普通却有奉献精神、努力奋斗的人，这些榜样更贴近他们的生活，且更具可效仿性。

晏青：要更新传统榜样的表达方式。榜样不应只是单一的道德模范或英雄人物，而应更多地从多元化的角度去展现其复杂性。将传统的榜样观念与现代社会、年轻人关心的社会问题相结合，可以塑造出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榜样；将传统榜样的精神价值与青年文化相结合，并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帮助青年看到榜样背后的人性和奋斗，增强他们的情感认同。

高超：如何产生链接，如何引起共鸣是榜样教育的关键。在课堂上，我会注重用好思政叙事方式，把榜样从历史拉进现实、拉近学生，让学生看到榜样人物与他们有着相似的成长困惑、有着鲜活的喜好，通过细节叙事展示其精神世界的独特光芒，链接才能够启动共鸣。我会带领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深切体悟榜样的成长历程。在青海原子城探寻“两弹一星”精神时，面对苍茫的雪山，身处呼啸的寒风，学生们发出的第一句感慨就是“几十年前在这儿得多辛苦啊”！“三顶帐篷起家”的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同学们心里，这就是行走的思政课。

年轻人的榜样选择，归根到底应是自身探索和成长的过程，是对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具象回答。教育的本质不是灌输标准答案，而是培养在多元镜像中构建主体性的能力。树立榜样的真正意义，在于引导学生在纷繁世界中明辨真理，在对照审视中生成内驱力，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饭圈”出现了一些乱象，近期体育“饭圈”被热议，您怎么看？如何引导年轻人正确追星？

陈福平：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反映了部分年轻人对偶像的情感化追求，超越了对运动员作为榜样的认知。虽然运动员在竞技领域的成就值得敬佩，但当其形象仅仅被视为粉丝情感的寄托时，可能导致偶像崇拜与理性思考的脱节。二是“饭圈”文化本身的过度商业化。虽然追星是个人行为，但明星的流量效应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而许多人也以此为生，更加助推了某种狂热的倾向。

要强化榜样的力量，淡化偶像追星，更强调运动员的奋斗精神和职业精神，引导年轻人更加关注运动员背后的辛勤付出、训练与拼搏，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光鲜亮丽。同时，也要提升同学们对偶像文化的批判性思维，理性看待偶像文化，认识到追星可以是一种娱乐方式，但不应过度依赖。

蒙曼：年轻人要坚定自己的内在定力。就像《哪吒2》中的结界兽可以守护一方天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防止妖怪来袭一样，青年拥有坚定的内心世界，就如同给自己的内心画了一个“圈”，能抵御外界干扰，不让外界轻易侵入和左右自己的思想、内心。

同时，如果一个人成了青年的偶像，就必须要自律。毕竟，众多粉丝关注着偶像，甚至有人想尽办法捍卫偶像，偶像就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让年轻人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希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