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卫填海，在中国古神话中堪与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相媲美。精卫虽化而为鸟，其名也为“女娃”。西山之小小木石当然填不平滔滔东海，但女娃填海之志，不输于女娲补天之心。

精卫填海之志

精卫填海，在中国古神话中堪与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相媲美。精卫虽化而为鸟，其名也为“女娃”。西山之小小木石当然填不平滔滔东海，但女娃填海之志，不输于女娲补天之心。

《精卫石》，当秋瑾1905年在东京写下这部长篇弹词的开头时，她并不知道自己余下的生命不过两年。她怀抱的是精卫填海之心，从拟定的第二十回的回目来看——“拍手凯歌中共欣光复，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不仅要光复山河，更是以建立共和为目标。女子在其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正是她那时念兹在兹的。

自1904年夏天抵达日本，如果除去中间回国的几个月，她在东京的岁月满打满算不过一年多，但这一年释放的生命力，胜过她去国前的二十九年。正是在东京的日日夜夜，她进入了重造中国的理想。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这是她自填《鹧鸪天》中的最后两句，“龙泉”指龙泉宝剑。她向往古时女子秦良玉、沈云英等人的作为，在《题芝龛记（咏秦良玉）》这首七绝中，曾写下“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样的诗句。《精卫石》的第一回“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雌齐下白云乡”，首次直接使用了“英雌”这个词汇。她不仅骄傲地进入了这个“英雌”序列，而且胜过了前人，足以与世界史上那些“英雌”——法国的圣女贞德、罗兰夫人，俄国的索菲亚等并驾齐驱。

戊戌变法之后，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中几乎人手一编的读物。1902年之后，秋瑾随丈夫去北京，结识了丈夫的同事廉泉的夫人、也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廉泉是户部郎中、维新派人士，在绳匠胡同开文明书局，还和日本人一起开办东文学社，就是中国人学日语的机构。

在北京，秋瑾不无兴奋地读到了《新民丛报》，在写给妹妹秋珵的信中说：“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就是她在东渡日本之前读到的。

《精卫石》第一回就提倡男女平等，所以王母不仅要差遣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也要木兰、秦良玉、沈云英、梁红玉等英雌一起从白云乡下到东方的华胥国，来唤醒这个“痴聋光睡国”，创造“光明新世界”。就如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说的，她想创造一个“美丽文明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由，有平等，当然一切要从自身的独立开始。在《勉女权歌》中，她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

自由是她的首要追求。这一点，比她年长的结义姊妹吴芝瑛就明白。

身着男装的秋瑾

秋瑾身穿男装，给大她三岁的京师大学堂外聘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以难忘的印象——

修长的身材，稍朝前弯曲，浓密的黑发披着，穿着男装，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蓝色的西装，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较长，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手杖，肥大的裤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着绿色的领带。脸色青白，大眼，细梁，薄嘴唇。一个挺潇洒的青年人。

这一装束，有她那张与文字记载完全一致的照片（西装、鸭舌帽、手杖）为证。服部繁子一时竟分不出她是男是女。她在就义前穿的也是月白色竹布衫，梳辫，着革履，俨然须眉。

因吴芝瑛的介绍，秋瑾与服部繁子结交，一同参加了北京的中国妇女启明社，得以随服部繁子去东京留学。启明社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为旨，出现于1904年初春。

当年2月1日，天津《大公报》一则《创设女学》的通讯曾报道，一所即将在北京南城绳匠胡同开办的女学堂已请了浙江省的秋女士为教习。一个月后，《大公报》又以《女士壮志》为题报道，秋女士不想马上接手女学堂教习，因“未经身亲文明教育”，“故极意游东瀛”，以考察学务。这是她留日前夕，最早受到媒体的关注。在《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眼里，她已是和吕碧城一样的女中翘楚。

《精卫石》只写到第六回，还没有完稿，是一个残篇。“汉侠女儿”是她的署名，和她给自己起的号“鉴湖女侠”相呼应，都是“英雌”自许。不无遗憾的是，“英雌”没有流行开来，她赢得的是“巾帼英雄”四个字。

迢迢东渡

1904年是秋瑾的东渡之年，恰好一百二十年前，也是农历甲辰年，距她就义尚有三年，距清帝国谢幕七年多。此时，她二十九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东京街头，远没有今天繁华，我从老照片上看到的银座、日本桥、浅草寺，都还有几分荒芜。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启动，在战胜北洋水师十年之后，日本即将迎来战胜俄国的举国狂欢。

服部繁子回忆，秋瑾本来一直想到美国学习法律。直到这年初夏，服部繁子整理行装，准备回日本探亲，秋瑾穿着白色的水手服，英姿飒爽地来了，说自己最近改变了主意，想随她去东京。谈话时，秋瑾说了一句：“在我国是皱纹受尊敬、白发受崇拜，这些都无法抗拒。我想干那些连男子都要吃惊的事。”服部繁子回以“你名誉心太重了，你所说的‘让人吃惊的事’，似乎并不是好事”。秋瑾摇摇头说：“太太，我常常那么感觉，但我不干坏事。”服部繁子还告诉秋瑾：“我们日本现在还是你所憎恶的尊敬皱纹、崇拜白发，所以对你是不适合的。”但秋瑾还是做出了去日本的决定，6月28日出发。

这年7月2日，她们乘坐的“独立”号轮船在日本神户靠岸，同行的还有京师大学堂的日籍教师高桥勇。当晚，她们改乘火车到东京。

这一年是明治三十七年，清光绪三十年。在她之前，比她小六岁的绍兴同乡周树人已于1902年4月来到东京，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此时，他正打算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下田歌子致力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妇女运动，1899年创办实践女子学校（今实践女子大学）。她的办校宗旨是增进生活于新时代的女性的教养，使她们掌握经济自立的技能，从而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她接收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是在1901年。第二年，又有四个中国女生提出入学申请，她果决地设置了清国女子留学生速成部。秋瑾进的师范班也是速成性质，修业期只有一年。到1904年，这一女校已有二百名中国留学生注册在籍。当年冬天，从湖南一下子来了二十名女留学生，经日本文部省同意，专门设立了“中国留学生分校”，第二年7月18日开学。

秋瑾最初入学时，校址还在常盘松。1905年8月5日，她再次到校，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十番地的分校了。这一天，《实践女学校支那留学生分校场日记》明确写着：“本日学生秋瑾入校。”

在实践女子学校，下田歌子发现了秋瑾出色的资质与才能，曾对舍监说：“对她进行特别培养。”也可能是因为服部繁子给她打过招呼，说秋瑾有过激思想，她回答：“我正想对这样的妇女进行一下教育，请不用担心，我接受她。”这所学校的校规很严，没有保证人的保证，不能单独外出或单独与外人会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许出校门二次，且外出和归来都必须向宿舍管理人报告。

对于实践女子学校的伙食等，秋瑾都有意见。她曾在写给服部繁子的信中诉说学校的不完备，老师们的浅学无能。但在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舍监坂寄美都子的眼里——秋瑾“在学校品行端正，严格遵守校规，同学关系也不错。她说话简单易懂，不时地吟咏一些诗句”。她曾给坂寄美都子看自己在北京拍的男装照，想试一试对方的眼力。

根据1908年日本外务省的记录，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男女合计六千余名，其中女生约百余名，大多在这所实践女子学校学习。有人说，在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生中，令日本人永志难忘的，男性为鲁迅，女性为秋瑾，巧合的是两人都是绍兴人。

秋瑾1904年7月3日抵东京，1905年12月25日动身回国，其间的1905年4月到6月，她因筹措生活费和动员女生到实践女校留学，回国住了三个月。鲁迅从1902年4月到1909年8月在日本留学，1904年7月到9月初及1905年7、8月的暑假期间和12月寒假期间，他与秋瑾同在东京，很可能有过交集。

鲁迅不断想起她

1905年5月，日俄战争以对马海战中日本海军舰队全胜而告终。这是近代以来，欧洲强国第一次被非欧洲国家击败。从此，日本跨入世界强国行列。那时，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亚洲未来的英雄，包括印度的甘地、尼赫鲁、泰戈尔，中国的孙中山，土耳其的凯末尔等都为此感到激动。当时，甘地在南非，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孙中山正在伦敦；凯末尔在大马士革；十六岁的尼赫鲁正在前往英格兰哈罗公学的火车上，这个消息让他“心情大好”；在孟加拉的乡村，泰戈尔带着学生在小小的校园里举行了胜利游行。

当年9月，《朴茨茅斯和约》的签署正式宣告了日本的胜利。鲁迅也正是在日俄战争后做出了弃医从文的抉择，离开仙台，回到东京。那已是1906年3月。

许广平回忆，秋瑾在日本曾多次访过比她年轻六岁的鲁迅：

秋瑾女士，是同时的留学生，又是同乡，所以也时常来访。她的脾气是豪直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拼命拍手。

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学生、小同乡许钦文也听他亲口谈起过：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欢喜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都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

鲁迅一生不断地想起秋瑾之死，她的牺牲带来的隐痛，伴随了他从1907年到1936年将近三十年的生命。1919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重要的小说《药》，不仅重现了十二年前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被杀这一幕，而且以人血馒头和看客的隐喻，深刻反省了那场缔造共和的革命与愚昧的庸众之间的巨大落差。这场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文学革命兴起时，将执新文学牛耳的鲁迅不过三十八岁。

对于夏瑜被杀，他借刽子手康大叔之口转述了牺牲者的启蒙之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刽子手还说：“这是人话么？”没有榨出一点油水的狱卒“红眼睛阿义”给了夏瑜两个嘴巴，而他只感到阿义的可怜。茶馆里，从“驼背”到“花白胡子”都和卖人血馒头的刽子手同调。这就是夏瑜为之流血的真实中国。鲁迅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与秋瑾被杀之后，以上海为代表的舆论场及时作出的反应并不一致。但鲁迅的思考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

相隔七年，1926年11月18日，鲁迅在散文《范爱农》中再次直面了近二十年前的秋瑾之死。1935年春，鲁迅还在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提及辛亥革命前绍兴中学学生的剪辫风潮：“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当时，离秋瑾就义没几年，而当他执笔时，二十八年过去，他去世之日也不远了。

秋瑾被杀后仅仅一个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东京写下的《秋女士遗诗序》中说了一句话：“瑾素自豪，语言无简择。尝称其乡人某为已死士，闻者衔之次骨（恨之入骨）。”关于“已死士”的说法，湖南人王时泽回忆，绍兴的胡道南（1862—1910）留日时曾和秋瑾谈论排满革命和男女平权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署名“绍兴逸翁”的《再续六六私乘》也说到此事，称胡道南因此怀恨。

而问题在于，胡道南并无留日经历，他们之间即便有争执，也不可能发生在东京，只能在绍兴。倒是胡道南的儿子胡豫（1881—1963）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与鄞县人马裕藻、镇海人金体选等同为官派留学生。他与鲁迅差不多同时回国，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还曾做过同事。

抗议“取缔规则”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这首《对酒》诗，与秋瑾在日本穿和服、手持倭刀的照片相呼应，几乎已成为她的标准形象。其实，早在北京时她就写了不少刀剑诗。“睥睨一世何慷慨？不握纤毫握宝刀。”这是她《赠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中的诗句。一个女子却偏偏喜欢吟刀诵剑。吴芝瑛的《记秋女侠遗事》回忆：“在京师时，摄有舞剑小影，又喜作《宝刀歌》《剑歌》等篇，一时和者甚众。女士原作绝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随手散佚，不得见矣！”

大约1902年，她从湖南来到北京，在经历庚子之变后的京城，一个敏感的旧式才女开始面对一个急剧变动中的大时代。她直言：“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抛弃米盐琐屑容易，但要抛下五岁的儿子和不到两岁的女儿谈何容易。

当她登上东渡的轮船时，已经二十九岁，而不是媒体报道的二十八岁或留学生会馆登记的二十七岁。但在《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诗中，她还是喊出了晚清中国的最强音：“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的声音不是出于一个男子，而是一个女子。后来，她在赠给忘年交蒋六山的诗中也有“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的句子。最终，她也以自己带血的头颅祭奠了一个“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的时代。

她是个行动者，一种典型的牺牲型人格，与鲁迅不同。鲁迅不主张短兵相接、肉搏战，不主张轻言牺牲，而主张打壕沟战，“韧的战斗”。两种人格类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1905年冬，秋瑾不肯妥协的个性显示出来了。1905年11月2日，明治三十八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各类学校就读，须持有清廷驻日公使的介绍信；中国留学生居住的宿舍、公寓等，须受日方的“校外之管束”；中国留学生如以“性行不良”理由被饬令退学，他校不得再行招收入学等。因此，该规程被称为“取缔规则”。

12月2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

中国留学生反抗日本文部省令之事起，各学校之中国生情形如左：

下田歌子女史监督之下中国女学生甚多，在实践女学校有十六名，又同校中国留学生分教室有十四名，共计三十名。……该校最先退学者为秋。彼为女留学生之俊秀，常在留学生会馆中演说，此次事起，彼首倡议退学，人皆称为女丈夫。

中文报纸《中外日报》当年12月29日就转载了这一新闻。文部省颁布这一规则是11月26日，12月5日，秋瑾和十七个女留学生一起退学，离开了学校。临别之际，她把自己亲手抄写的《白香词谱》送给了舍监坂寄美都子。

这一词谱手抄本如今还收藏在实践女子大学的图书馆。“工整的楷书，录下一首首词，旁用红色符号，标明了词的平仄，优美的行书，书写了序言，实在是一本珍贵而又有意义的纪念品。”

除了陈天华12月8日蹈海自杀以示抗议的轰动，秋瑾的表现最引人注目。她有时站在水道桥边演讲，狠批“取缔规则”，引起围观，让警察伤脑筋。

在另外的日语报道中，也突出了她的作为：

在清国学生发起人中，有名为秀锦（即秋瑾——笔者注）的女学生，这个人不但姿色动人，且善雄辩，使须眉男子大为逊色。当此次纠纷爆发之时，她作为首领东奔西走，游说于同学之间，在很短的时间内，集合在她手下的人就有七八百人之多，她指挥这些人，并激励着他们的志气。

当时在日留学生约八千人，她和二千多人选择回国。但留下的还是大多数，包括鲁迅、许寿裳，也包括她昔日的同道、此时却意见不同的王时泽。

12月5日，在东京富士见楼抗议“取缔规则”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上，她的演说声泪俱下，感动了全场。集会人士当场宣布成立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她和章士钊后来的妻子吴弱男成为女生代表，选入纠察队，作为分区小队长。（陶成章称她组织了敢死队，任指挥，估计就是指这个纠察队。）八千多中国留学生罢课。因为寒假，鲁迅正好从仙台来到东京，也出现在集会的现场。

秋瑾回国前夕，浙江留学生同乡会给她开欢送会。她慷慨激昂地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声音刚出，只见她从靴筒中抽出一把短刀，“啪”地一声插在讲演台上。

1905年12月25日，秋瑾离开东京，乘坐“长江”号商船回国，到达上海已是1906年1月上旬。她在见到吴芝瑛时，还拿出了随身带来的那把新倭刀：“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殆，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接着喝酒。酒罢，她拔刀起舞，唱了几首日本歌，芝瑛的女儿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第二天两人分别，从此没有再见过面。

夏衍创作话剧向她致敬

1905年12月，秋瑾在回国之际，在写给王时泽的信中说：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画，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以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也可以看作她的绝命书。这封信与谭嗣同1898年的壮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以前后辉映。这一部可以歌哭的历史，就是英雄、英雌共同书写的，用的正是他们的热血，而不是笔墨。

秋瑾在日本不过一年，却以高密度的行动，做了大多数人一生也做不了的事，概括起来就是组织、演讲、办刊三个方面。

到东京不久，秋瑾和来自湖南的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来自四川的彭春阳，来自江西的曾贞（字骥才）等秘密结成“十人会”，或称“十人团”，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华为宗旨。刘道一生于1884年，比秋瑾小九岁，湖南衡山人，是华兴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刘揆一的弟弟。1906年秋，刘道一奉命回湖南策划萍浏醴起义，12月被捕，在长沙浏阳门外被杀，成为第一个牺牲的同盟会烈士。“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分别是黄兴和孙中山两首挽诗的开头。

秋瑾与陈撷芬一起恢复了停止活动的妇女团体“共爱会”。陈生于1883年，是上海《苏报》主办人陈范的女儿，办过《女报》《女学报》，当时受“苏报案”的牵连，正亡命日本，受父命将嫁给广东商人廖冀朋为妾。留日学界为此哗然，秋瑾召集女同学开全体大会，将这一乱命取消。

她们将主张“学艺”的“共爱会”发展为倡导“自主”的“实行共爱会”，曾给湖南第一女学堂寄去三十份“共爱会”的章程。吴芝瑛回忆她平生的持论：

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

当年10月，她和“十人会”中的王、刘、彭、曾及章太炎的女婿龚宝铨等一起从东京跑到横滨，参加“三合会”，或称“三点会”。这是洪门天地会下的反清秘密会社，1904年春天在横滨成立，第一批加入的有冯自由、梁慕光、陈撷芬、胡毅生等人。秋瑾被封为“白扇”，即军师之职。刘道一被封为“草鞋”或“洪棍”。

从“十人会”“实行共爱会”到秘密加入“三合会”，仅仅是个开始。1905年春夏之际，秋瑾回国为实践女子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招生，在上海、绍兴见到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这些光复会领袖（也都是她的同乡），并秘密加入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为宗旨的组织。

当年8月5日，她回到东京的实践女子学校，错过了7月28日和30日的两次同盟会预备会议。但8月20日，同盟会在赤坂区灵南日本人坂本金弥家举行成立大会，她还是赶上了。当天有三百多人到会。

经冯自由介绍，她在黄兴的住处填写入会表，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留日学军事的蒋尊簋之后第二个入会的浙江人。她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或称分会长。从1905年到1906年，共有964人宣誓加入同盟会，其中863人是在日本加入的，具有浙江省籍的仅占22人，而广东籍的有170人，湖南籍的有158人。因为光复会的会员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所以当这年12月她回国时，拥有光复会和同盟会双重会籍。她加入同盟会也不是什么秘密，坂寄美都子就知道，说她“严格遵守返校时间”。

在东京期间，她还组织过妇女抗俄敢死队和抗议“取缔规则”的留学生纠察队。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她组织的天足会。女子裹小脚是当时中国的一大痼疾，主张男女平等，必然提倡天足，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开篇就说：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

她反对裹脚：“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子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从她为《精卫石》所拟第十三回的回目也可知她对天足的倾心——“天足女习兵式体操，热心士扬独立旌旗”。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忆及：

大哥便和我讲起秋瑾，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要求革命，这是很不容易的。她有理想，要推翻封建王朝，她有志气，抛开自己的子女，毅然踏上社会，她还主张男女平等，曾在日本留学生中组织了天足会。

在她创立和参加的这些组织中，非政治性的除了实行共爱会、天足会，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演说练习会。她善于演说，并热心提倡演说。当时人们常说：“这如今岂不有报纸么？有了报纸，岂不能开化民智，为何要演说呢？”她用大白话写了《演说的好处》一文，如此反驳——

……那些下等的人，更不消说了。一万里头，能有几个认得字呢？既然不认得字，拿了报还不知是横看是竖看呢；况且他们亦不晓得报中的好处。就是有认得几个字的人，报中议论亦解不透，何苦月月花钱去买报看呢？所以开化人的知识，非演说不可；并且演说有种种利益：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二样好处：不要钱，听的人必多。第三样好处：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第四样好处：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第五样好处：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西洋各国，演说亦为一种学问，岂非因演说一事，世界上大有关系么？如今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晓得演说的要紧，所以立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唉！列位不要把这个演说会看轻了，唤醒国民开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

这篇文章就刊登在她1904年9月24日创刊的《白话》半月刊第一期上。《白话》共办了六期，每期售价五十文，可惜迄今只找到三期。

秋瑾的演说动人，在东京赢得了不少掌声。在她遇害二十年后，鲁迅仍不无沉痛地说：“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这句话出自1927年10月1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刊登的鲁迅给李小峰的信。秋瑾的至交徐自华，也就是邀请她去任教的南浔女校校长，在《鉴湖女侠秋君墓表》中有一席话，可见其风姿。若译成白话，不足以传递其本意——

东国留学慕君者众，每际大会，辄以君一得临莅为荣。而君亦负奇磊落，往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

作为演说练习会发起者、《白话》半月刊创办者、演说的践行者，在短短一年的东京岁月，秋瑾曾经搅动了许许多多留学生和流亡客的内心。日本媒体也记下了这位女丈夫“秀锦”的风采。

“休言女子非英物。”在她身后，1920年秋到日本留学、1921年2月进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的杭州人夏衍（1900—1995），成了一位剧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1936年，也就是秋瑾被杀近三十年后，他完成了一部话剧《自由魂》。为何以“自由魂”为题？因为夏衍想起了念中学时，他敬爱的国文老师、绍兴人谢乃绩讲解“秋风秋雨愁煞人”和秋瑾殉国的故事，用严肃的口吻告诉他们：“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

1904年秋瑾东渡前夕，吴芝瑛给日本朋友的引荐书中介绍她：“今痛（吾国）女学之不振，在京创设学会，大声疾呼，欲以一身挽回数千年之积习，使吾国二万万女子脱此沉痛，以达其自由之目的。”

“自由”在秋瑾笔下的诗词、歌词中出现的频率也极高，她在留日之后填的一阙《满江红》中就有“自由香，常思爇（音ruò，燃烧）”之句。她在一首歌词的开头就说：“得自由，享升平，逍遥快乐过年年。”与《勉女权歌》中喊出的“吾辈爱自由”一脉相通。她在世上不足三十二年，却是一个自由魂。

秋瑾牺牲十一年后，1918年，少年夏衍在西子湖畔听到国文老师的那句话。再过十八年，他的《自由魂》脱稿，向秋瑾的自由魂致敬。

来源：近现代史论